东亚福利体制背景下的居民福利供给主体偏好

本文以宏观制度结构和微观地位结构相结合为分析视角,在东亚福利体制的背景下考察居民的福利供给主体偏好及其影响因素,以弥补国内研究对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的重视不足.基于对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地位较高的居民更倾向于依赖以家庭成员为主的非制度性支持,而个体的阶层地位对居民的福利供给主体偏好并没有产生显著差异.最后,本文从“家本位”文化寻求对这一偏好的合理解释,并对精英主义的福利倾向提出了反思.     

“东亚福利体制”的外在独立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福利体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之一。有学者赞同东亚福利体制的存在,但是也有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这一概念进行了质疑。由此,对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外在独立性进行研究就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本文在将东亚福利体制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典型国家进行对比后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在福利进程、福利取向、福利文化、福利期待四个方面均具有外在独立性,是与传统三种福利体制并存的独立福利体制。     

东亚福利体制研究述评

伴随着东亚经济奇迹与社会政策领域亚裔学者的增多,以东亚福利体制、发展主义福利体制及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等概念为核心的东亚社会政策研究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迎来了一个高潮。学术界关于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缘起、东亚福利体制的核心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解释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目前的研究当中存在着判断标准缺乏、东亚福利体制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及有关东亚福利体制的动力学研究不充分等三个方面的不足。     

福利争论中的“需要”与“应得”——诺曼·巴里福利哲学解读

"福利"是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长期争论的一个概念,英国白金汉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诺曼·巴里对"福利"有独到的见解,他对政府提供完全福利持怀疑态度,希望挖掘个人、市场和社群的福利价值,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     

福利争论中的“需要”与“应得”——诺曼·巴里福利哲学解读

“福利”是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长期争论的一个概念,英国白金汉大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教授诺曼·巴里对“福利”有独到的见解,他对政府提供完全福利持怀疑态度,希望挖掘个人、市场和社群的福利价值,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     

福利态度还是福利程度：福利国家再认识

福利国家表明国家承担起对公民的福利责任,凸显了国家的福利功能,并不是高福利的代名词,不同时期福利国家的福利程度都在发生变化,不同模式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也相差甚远,因此,福利国家首先是一种福利态度、福利理念,其次才是一种福利程度。我国应借鉴福利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积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福利紧缩研究——以瑞典养老金改革为样本

福利国家新政治学理论认为在福利国家中因为＂政策反馈＂和＂选举风险＂使福利紧缩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并认为左翼党派和工会在福利紧缩改革中不再充当核心角色。但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典型代表的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养老金制度紧缩改革,实现养老金制度由确定给付向确定缴费,从结果公平向过程公平的转变;并在养老金制度中实行个人名义帐户、以个人工作期间平均收入水平为给付计算标准等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本文通过对瑞典养老金改革过程的研究认为瑞典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以及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合作是养老金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这说明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中利益集团的高度组织化使得福利改革的获益对象相对集中而不是分散,从而使得福利的紧缩改革能够在得失双方的妥协中达成,同时工人阶级和左派政党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     

中国传统农村福利探寻

中国传统农村福利体系的构建包括家庭的功能、社会(社区)的组织网络、国家的干预作用和支持这一切的福利思想等。历史上,中国的家庭构成了非常紧密和最基本的福利单位;社区的组织网络承担着基层最基本的福利保护和传送作用;国家(政府)对农村的福利干预一直很强大,政策和措施形成上下和纵横的系统。与西方福利系统的政府、市场和个人主要构成因素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福利体系以国家、社会和家庭主要因素构成。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诸如大同、民本、和谐等福利思想以及释儒道三家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福利体系的哲学基础。     

参与式福利理念的提出与构建

参与式福利理念是在全球化的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理念下把福利看成是一种资源和能力,注重公民及社会组织在福利体系建设中的参与性行动,以构筑＂政府、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其他个体＂的帮助网络来推动福利社会化建设;并强调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以解决能力贫困,促进公民能力的全面提升;还强化了公民的福利责任,主张变福利依赖为积极创造福利,变消极福利为积极、能动的福利。参与式福利理念的运作机制强调的是优势视角下的增权;助推福利社会化的发展;解放性实践与对话沟通;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     

福利紧缩改革中的政治——基于瑞典养老金改革的分析

"福利国家新政治学"理论认为成功解释福利国家发展的"权力资源"理论范式已经不能够有效地运用于福利国家的紧缩研究中.但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典型代表的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养老金制度紧缩改革,使瑞典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养老金改革最成功的国家之一.通过对瑞典养老金改革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福利国家类型会形成不同特性的利益集团结构,建立在"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分析基础上的"福利国家新政治学"理论是不全面的.同时,"权力资源"理论范式仍然适用于分析"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中的福利紧缩改革.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美国福利改革的家庭化趋势及其启示

家庭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多元混合福利体制下的重要主体。面对家庭结构变迁和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美国政府将婚姻家庭问题提上政策议程,积极推动家庭化的社会福利改革,在国家干预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上,从替代或补救走向支持与强化家庭功能。这一变革在完善立法、财政拨款和组织支持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禁欲教育、预防青少年怀孕、婚姻促进与负责父亲等项目,来促进婚姻健康、维护家庭健全,以使家庭成为福利的重要来源。它调整了政府与家庭之间的福利责任,主张积极福利,强调家庭功能与责任。面对当前中国家庭的脆弱化、碎片化和个体化趋势,这一家庭化的福利改革趋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福利国家的国家福利责任简析

依据国家在福利供给中的责任承担方式,西方福利模式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福利国家时期、福利国家时期和后福利国家时期。在不同的福利模式阶段,其社会经济背景和思想基础明显不同。     

农村社会福利的制度转型和政策选择

农村社会福利经历了互助合作福利、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福利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化福利三个阶段。农村社会福利的转型要求政府的角色要从“最小-最强国家”转向责任政府。政府在福利领域中的退位趋势从福利责任的意义上说对中国农村并不适用。     

“80后”福利意识形态指标体系测度

“80后”新生代的社会福利意识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方面区分并不明显,有学者把它归纳为混合式福利意识,即认同政府在福利供给中的主体角色,也认同个人的责任。反映出对普惠制福利制度与剩余式福利制度偏好的矛盾现象,“80后”新生代虽然认同个人责任,但在普惠制福利事务里,又希望国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公民权利。“80后”新生代福利意识形态既沿袭我国集体主义中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又具有西方个人主义中独立、自主的一面。     

中国社区福利的逻辑及实践问题

中国的社区福利建构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社区福利观念功利化、责任主体模糊化、福利来源过度单一化、福利获得复杂化、福利服务诉求全面化、福利差距扩大化和福利矛盾尖锐化等实践问题,在充分强化政府的道义责任过程中,对"福利社会化"的理念再做必要的检讨和反思、注意解决社区福利发展中的商业与福利理念的对立问题、着重探究社区福利改进中的福利均衡实现路径、警惕社区福利依赖性文化的再生和防止歧视性福利拉大社会距离等是今后进一步完善社区福利机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公共权力与公共福利保障——兼论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诉求与保障

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公共权力自利性膨胀倾向与公共福利保障之间的悖论为核心,指出了公共权力的双重属性对公共福利产生三种作用:促进、阻碍以及促进和阻碍的混合状态;探析了社会个体福利诉求何以整合为公共福利,并指出公共福利诉求不能仅仅为社会强势集团所垄断,应从社会整体繁荣中普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福利;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应在平衡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福利诉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     

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福利权的法治化路径

从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贫困群体福利权保障是现实和制度对法治提出的要求.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社会财富收入不均、福利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和经济、技术带来进步的"风险社会"等问题,使得在相对贫困语境下贫困群体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隐性化的特征.从主客观两个层面出发,构建收入-财产-支出-文化程度-学习能力的二元五维贫困主体识别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贫困群体,明确福利权的适格主体.中国社会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变,决定了贫困群体福利权由救济型转向了普惠型,个人尊严的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资源获得机会平等和能力补足成为现下福利权的新样态.宪法、行政法、社会法等构筑的法治路径为福利权的实现提供了坚实保障.     

住房保障中的福利政治与政府行为——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福利政治蕴含着福利资源配置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实践呈现出来.以往我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和结构特性的是单位制度.目前,单位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的特性.“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中新旧体制和新旧结构性因素并存,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处于动态建构的状态.政府在联合社会力量推进住房保障的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复归和体制创新两种后果,这两种效果是当下社会福利政治的独特表现,应予以辩证理解和科学把握.“后单位社会”福利政治的目标首先是社会成员具有表达并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其次是社会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转型期中国福利社会的构建——基于福利三角范式的现实思考

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福利社会构建已成为学界的重要论题。中国福利社会的构建必须正视当前中国现实,转型期中国有着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社会福利三角范式是西方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分析概念,文章强调大社会背景下政府、市场、市民社会大三角的构建,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体现公平和保障的价值,市场体现着自主与选择的特性;同时,还提出增强中国市民社会中家庭、社区和非营利组织小三角的融合与发展,以期增强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福利社会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