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

"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昭示看两汉走向自觉的文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汉赋作家对"丽"的刻意体认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赋体的兴盛和汉赋美学风貌的形成.     

祝尧《古赋辩体》的文赋观及其现代启示

祝尧在《古赋辩体》中指出,唐末宋初的赋家为矫正律赋之弊,学习楚辞和汉赋中问答体作品的散文化句式和议论手法,开创了一种新赋体——文赋。但文赋未能祖述兼有六义之骚,亦未能宗法"丽以则"之汉赋,更未能做到情、辞、理的统一,已失赋之本义。且以指导科考的标准来看,文赋不能作为士子学习的典范,所以祝尧拒绝给予文赋以"合法"的地位。祝尧对文赋近乎否定的评价,有其理论渊源和理学一尊的时代原因,它显示的是实践家的"破体"行为和理论家的"尊体"主张之间的矛盾。祝尧保守的文赋观对明清两代的赋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正确评价祝尧的文赋观对当今的辞赋理论研究及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简论古代小说史视阈中的汉赋

在汉代,辞赋之士地位近似"小说家者流",政治地位并不高。汉人对于小说与赋的态度也是类似的,俱以"小道"目之。汉赋上承先秦寓言和辞赋假设人物、虚构故事的手法与传统,下启唐传奇有意虚构的先声,并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小说意味,故事俗赋则堪称赋体小说。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应当指出,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要义,有"媚丽"和"清丽"之分.在唐代文学家和律赋批评家心目中,"雅"与"丽"二者之间的理想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卑微与恐惧——汉赋讽谏失败的一种阐释

两汉赋家地位卑微,不可与战国之"士"同日而语,这导致了赋家与帝王地位的巨大差距;由于献赋讽谏具有"逆鳞"的意味,所以辞赋家心存巨大恐惧,讽谏往往委婉曲行;所以赋家所固有的这种卑微与恐惧最终客观造成了汉赋讽谏的失败.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丽"及相关范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丽"(包括"华"、"艳"、"采"、"绮靡"、"妍媚"等)被看做是诗、赋及其他所有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尚"丽"成为一种审美风尚.这一风尚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但一味地追求"丽",也使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流弊,"丽而不淫"、"辩丽本于情性"即是对一味尚"丽"的矫正.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宋玉含才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论宋玉

历代学界贬抑宋玉,认为他只是屈原所创辞赋的后继者,且其作品"没其风谕之义".这是受班固观点影响的后果.刘勰未走汉人以"风谕之义"评宋玉的老路,其<文心雕龙>立足于"论文".并注重实证研究,在具体剖析屈宋荀三家作品的基础上,论述宋玉有与屈原同创辞赋之功,然后再分辞、赋为两体,阐明宋玉与荀卿同为赋之鼻祖,且有使赋体成熟之功.刘勰反复论述宋玉所创的夸饰、淫丽艺术,是写赋的"立体之大要".因其"号依诗人"而"渊岳其心",即赋的思想内容丰富;因其"自铸伟辞"而"麟风其采",即赋的文辞彩丽夺人.宋玉赋魅力四射的艺术风采,笼罩千百年赋家之心,给后世五彩缤纷的赋作注入了活力,厥功大矣.我们不应囿于宋玉仅为屈原后继者的成说,而是要恢复宋玉仅次于屈原而与屈原同为我国文学鼻祖的这一地位.     

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近年汉赋研究综述

<正> 据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1988年,全国发表汉赋研究论文约180篇左右,专著两部(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陶秋英《汉赋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此书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时,原名(《汉赋之史的研究》),涉及到汉赋研究的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近几年的研究作一简要综述。一、赋的源流与归属关于赋的源流,主要有以下七说。 1.“古诗之流”说。从汉代以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两     

辞赋研究专家龚克昌教授

龚克昌是我国著名的辞赋研究专家，是解放后大陆最早从事赋学研究、最早出版赋学专著、唯一招收赋学博士后的学者。其《汉赋研究》批驳了千百年来对汉赋的种种非难，恢复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全汉赋评注》是开创性的工作，很多篇章是第一次注解     

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前贤虽有论及,却缺少深入的探讨,而其中文学史的意义,更有待发之蕴."赋代类书"的说法,从狭义的赋学观来看,是一种误解,如果就广义的文学观而言,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汉赋作家的比类意识落实在创作上,充分体现于对物态的描绘,和赋体自身的修辞法则,这不仅使汉赋的"文类"特征影响到后世"类书"的编纂,而且具有中国文学从"文言"到"文类"的历史转捩的意义,这一点又与汉人的"知类"精神与思维方式切切相关.     

葛洪对辞赋的贡献——以《抱朴子外篇》论葛洪的辞赋观

东晋时期的葛洪,虽然首先是一位学者、哲学家,但他对文学也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葛洪对辞赋再度繁荣起到关键性作用.通过其子书《抱朴子外篇》,可以考察他对辞赋的贡献是,理论上,提出了"古质今妍"、今赋远胜于古诗以及"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陆机和刘勰这两个大理论家中间架上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创作上,他发展了汉魏以来以赋作论(子书)的艺术手法,使得子书和辞赋的结合更为细密浑圆,而且加快了辞赋的骈文化进程.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述评

龚克昌先生对汉赋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推翻了两千年来人们强加给汉赋的种种鄙薄之词,为新时期的汉赋研究揭开了序幕;(二)深入探讨汉赋的思想价值及艺术贡献,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三)系统研究汉赋作家作品,梳理汉赋发展的历史流程;(四)校注、评析所有汉赋,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五)培养汉赋研究的有生力量,使赋学研究组织化、规范化、世界化,为新世纪的辞赋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因袭模拟到创新发展——略论汉代抒情赋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

对于有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汉赋,人们历来注重叙事体物大赋而忽略抒情赋,这是十分偏颇的.全面考察汉赋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叙事体物大赋只是兴盛于两汉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在叙事体物大赋于西汉中期兴盛之前和东汉中期衰落之后.赋坛固是抒情赋的兴盛时期,即使在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叙事体物大赋雄霸赋坛时,不仅其他作家仍然写作抒情赋,而且那些以叙事体物大赋著称的作家,如马、扬、班、张也同时写有不少抒情赋,可见抒情赋贯穿两汉始末,因此只有把叙事体物大赋与抒情赋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加完整地认识汉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同时我们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赋学研究的展望——在第二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的演讲

1975年余撰《选堂赋话》,何沛雄博士刊于《赋话六种》中,拙作小引指出: 赋学之衰,无如今日。文学史家直以塚中枯骨目之,非持平之论也。自此以后,海内外学人,不断对《文选》及辞赋加以钻研,现在对于辞赋的研究不仅有一批专著出版,而且还有《全汉赋》、《历代赋汇》的校勘整理,以及辞赋选本都有了。可以说,时     

经学与汉赋的发展

两汉时期，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思想，辞赋则成为一代文学正宗，成为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汉赋的来源、创作主旨、思想内容和发展进程都闪动着经学的影子，而汉赋特别是大赋的消长又透露出经学演变的某种信息。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关于唐代律赋批评的两个关键词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宗,有"媚丽"和"清丽"之分;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歌"与"诵"、"造篇"与"诵古"——秦汉赋诗形态的演化

本文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对“不歌而诵谓之赋”的传统定义提出商榷,并考证了在春秋赋诗活动中,赋、歌、诵的本义,指出赋是诗的表达行为的总名,诗可歌可诵,所以赋义兼歌诵。歌与诵两种形式因为表现的主体和对象相同,在语义层面和某些特定场合下也可以相通。根据“赋”在汉代的语义拓展,我们考察了秦汉间从赋诗到辞赋创作文学形态的演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