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知识产权规则的多维度解读及中国应对

RCEP是一个现代、全面、由东盟国家主导的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其知识产权条款从保护范围、权利的限制和例外、权利的实施等不同的维度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相应规定,条文具有全面、开放和均衡的特点。RCEP知识产权保护立足于东盟发展现实,其互补性和弹性条款确立了东盟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式规则,在互相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互通性而非一体化。为更好地抓住RCEP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带来的机遇,当前我国应积极推动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创新链大循环体系建设;推进RCEP与“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深度链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视RCEP签署带来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辐射效应;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建设;构建开放、包容和具有弹性的知识产权国际治理规则。     

区域合作视阈下的海洋公共危机治理

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单个国家或区域内的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危机,因而区域合作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合作治理海洋公共危机,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主体建立起伙伴关系,共同成为区域危机治理的主体,同时需要推进海洋"区域化"进程、协调区域间政府或国家的合作关系,明确海洋主体间的联动与合作机制,完善区域海洋治理体系。     

中国参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挑战与因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展现出新的数字贸易规则发展方向。作为国际上第一个独立的数字经济协定,DEPA在发展和深化既有数字贸易规则基础上,关注新兴数字技术领域,强调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与合作、开放与包容,鼓励数据跨境自由流动。2021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DEPA并积极参与WTO电子商务多边谈判。对中国而言,DEPA在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安全、新兴领域监管以及不同数字贸易协定衔接等方面具有一定挑战性。跨境数据流动模式之争、例外条款安全风险、沙盒监管模式、道德治理框架应用、数字贸易治理模式差异和DEPA的软性治理等都为我国加入DEPA带来难度。为了更好地参与和对标DEPA规则,我国需要积极探索新规则的构建,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流动的需求,通过深度参与DEPA规则,逐渐从健全国内数字贸易规则、统筹国内和涉外数字贸易规则到协调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水平。     

全球海洋环境危机治理：机制演进、复合困境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全球海洋环境危机发生的频度与烈度不断上升,其强破坏性、难预测性、跨国扩散性和连带性等特点,导致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需要从全球层面开展危机合作与治理协调。全球海洋环境危机可分为灾害性、生态性和资源性三类,面对各类新型海洋环境危机的出现,治理规范与国际标准存在许多空白,因此海洋环境危机治理已成为全球规则竞争的焦点。同时,气候变化加剧、人类开发国际海底步伐加快、南北国家危机应对能力差距拉大等都使全球海洋环境安全管理陷入复合困境,凸显为危机系统纽带性与治理碎片化、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南北协同与技术博弈等一系列矛盾。建筑共商、共建、共享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持续加强参与全球海洋环境危机治理的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危机治理新领域的标准与规则制定,以最终建立系统性、长效性的全球海洋环境危机协作机制。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分析

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合作是国家理性引领下的国际合作。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是追求海洋主权独立和理性解决冲突、坚持新义利观的双多边合作，是以推动和发展全球海洋科学治理为目标的多元、包容、开放的合作。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部分邻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岛礁及海洋权益之争，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国家理性”引领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稳步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制度性安排，理性应对各种挑战，以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最佳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

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上是民主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这就要求:深刻认识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政党协商民主、政府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以及网络协商民主等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构建,努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构筑南海地缘政治安全的世界远见与实践智慧——“中国海洋安全与南海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关于南海问题的国家治理研究,中国需要不同层面也需要不同角度的南海研究,需要不同空间也需要不同时间维度的南海研究。不同角度的研究需要不同的学科加入,不同层面的研究需要考虑实证方式和战略方式,空间研究需要综合平衡各种取向,而时间维度的研究是我们的短项,我们要敢于、也要能于做预测研究。"2016年12月16-18日,"中国海洋安全与南海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三亚召开,主办方三亚学院校长、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论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之合作监督机制构建

区域公共管理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是跨界治理的一个理论创新.区域政府合作整体性治理需要区域地方政府的合作监督.区域政府合作监督需要在合作规则制定、合作监督主体和形式以及违约处罚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蝴蝶效应——越南海权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越南海权战略建基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亚太军事安全战略调整的契机,通过调整国家军事安全战略,把海(空)军现代化建设放在优先发展地位,构筑一体两翼防御体系;军事战略方面东面南海反介入(Anti-access strategy),西南控扼马六甲威胁海上战略通道;外交战略方面积极开展多边平衡外交,构建南海利益共同体;立足于《联合国海洋法》等国际法基础,在联合国框架下构建南海多边治理结构.越南海权战略的构建将进一步挑战中国南海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威胁中国南海海洋战略通道安全,加剧中国海洋战略环境的紧张态势,进而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目标的实现,遏制中国的战略空间.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治理逻辑:挑战及应对 ——以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为分析重点

国家安全问题历来牵涉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点与核心。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突破触发国家安全问题,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不仅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安全形势的变化,更受到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安全治理风险冲击。因此,通过提升国家安全风险意识,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加强国家监督和加深国际合作来完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同时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反思路径。     

统筹发展和安全视域下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和最昂贵的公共物品。统一市场是指由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或者主要机制的一种经济体系。首先，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高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提供最为稀缺的市场资源。其次，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市场化、制度化改革，解决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后，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经济，充分发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备优势，全面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对接高标准自贸区规则，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促进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统筹好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制度体系转型——基于国际议程、规则、规范三个维度的分析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从参与者向塑造者和引领者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提出的区域发展倡议,也是影响国际议程设置、国际规则调整和国际规范演化的重要变量。倡议实施五年来,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接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被纳入现行制度体系的议程之中,并通过与各方共享规则制定权的方式,成为引导国际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调整的积极力量。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指导理念为国际规范演化注入了中国元素,推动国际制度体系向更加多元、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的制度复杂性与行为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化过程，粤港澳三地不同的规则、标准等相互交叠和嵌套，构成了制度复杂性的基本图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粤港澳三地如何推进现有规则相互衔接，受到日益关注。自2017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已经形成了数目可观的合作案例，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市场一体化、行政协作等领域。但是，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的关联机制、管理系统仍不明晰，由此引发制度协调的复杂性，产生负外部效应。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具有制度多样性、多中心性、嵌套性等复杂性特征，同时还存在区域治理架构、规则体系、地方政府合作意愿等碎片化带来的复杂性挑战。实现粤港澳三地制度理念对接、功能对接和力量整合，需要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跨制度治理复合模式，即基于规则的成熟程度，深化国家统筹与地方对接的关系；基于衔接项目的不同类型，推动制度的分层建构；基于能力的复合性，推进制度的相互学习；基于对接项目的复杂性，提升制度的先行先试效能。     

从“脆弱性”到“韧性”: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困境与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区域治理的转型与能力提升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的区域合作治理受到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制度结构双重困境的影响,而要走出区域合作治理困境,需要对区域合作治理结构进行调整转型,其中包括提升合作意愿和降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揭示出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的路径包括构建跨界政策网络和改进区域合作激励。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经济合作的地缘战略意义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地缘战略意义。从西向印度洋来看,中南经济合作通过构建覆盖中南半岛并连接北印度洋的陆地运输体系,有利于我国应对资源运输中的"马六甲问题"。从东向南中国海来看,中南经济合作也有利于中国维护南海地区稳定,有助于我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的经济互利,是限制南海争端扩大、升级的重要因素。为维护经济合作的大局,泰、柬、老等东盟国家更加接近中国反对区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的立场,为缓解地区安全紧张创造了条件。     

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沿海地区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以天津为例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央实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对于构筑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这一国家新时期开发战略,通过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打造"一带一路"双向开放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构建区域性科技与治理支撑网络、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等,借势"海上丝绸之路"开发开放建立跨区域的发展平台,推动天津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开展海洋经济的合作和交流,能够进一步加快天津海洋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