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的制度融合

工业社会的制度是多元化的。在与人的行为和行动相关的所有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从基础性意义上看,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管理制度是人为建构的,而社会制度在生成和演进中则具有某种自然色彩。所有制度都与文化密切相关,但社会制度的文化特征更加鲜明。随着风险社会的降临,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制度变革的任务被提出来,而且具有很强的迫切性。制度变革从属于风险社会中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风险社会的制度构建与工业社会不同：在思维方式上,用相似性思维代替分析性思维;在制度性质上,用合作制度置换民主制度;在表现形式上,以制度融合的方式统一为社会制度。     

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呈现地区差异和多重复合等特点,三重复合-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两重复合-中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单重-低度不确定性风险三种结构的社会风险共存。研究发现,公众普遍对低不确定性的单重风险感知最高,对高不确定性的三重风险感知最低;教育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高不确定性三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底层社会群体则对低不确定性单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从公众在三种感知结构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公众的风险感知包含了对转型社会多重风险并存、交互影响和交互作用的认识,即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风险投射。     

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困境——以风险认知为视角

在风险社会中,如何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已经成为全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专家和大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对立其实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裂,其根本原因是风险社会中的信任危机。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决策面临着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冲突。欲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实现科技风险领域的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     

试述复杂性视野下知识的不确定性

传统的理性主义视野下,人们往往认为知识具有普遍必然的确定性。然而,现代科学知识的发展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复杂性科学作为"2l世纪的新科学"日渐备受关注。然而,在哲学层面,对复杂性研究的更大意义在于复杂性的挑战要求我们认知方式的变革。本文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复杂性视野下知识不确定性的原因,揭示了复杂性视野下知识具有的不确定性的特征。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合目的性问题

人的行动只要是主动的和自主的，就会有着合目的性追求。行动的合目的性需要求助于行动的目的、方式和方法等的合理性，而行动的合理性则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和理性权衡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近代以来的主流理论展现给我们的哲学和思想图式。至少，这是理解近代以来的哲学以及社会理论的一个维度。然而，不同条件下的行动合目的性路径是不同的，而且能否做到合目的性，也是一个问题。风险社会意味着工业社会中为了行动合目的性的所有理论探索和实践模式都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目的已经从个人的目的转化为人的共生共在，理性的概念也被改写成了经验理性，目的与行动实现了统一，所谓合理性也是一种经验合理性，以至于合目的性不再是一种指向，而是包含在合作行动之中的。     

科学思维、技术思维与工程思维的比较研究

科学、技术与工程是人类三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此相对应,科学思维、技术思维与工程思维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方式.从思维科学高度对科学思维、技术思维与工程思维进行比较研究,对深刻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各自的特殊本质与本性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增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工程实践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对于丰富和发展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思维、技术思维与工程思维在思维对象、内容、性质、逻辑结构、功能作用、形式方法、构成要素与思维过程等方面存在着很多区别,同时它们又有密切的联系.     

历史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治理对策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原先确立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方式都显示出了不适应的特征,频繁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加剧了困难.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去思考社会治理方案.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是法制框架下的治理,对这种治理状态的超越必须拥有一种不确定性思维,即扬弃一切用确定性的思维应对不确定性现实的方案,转而用一种灵活的、不确定的治理方式去应对现实中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法治秩序是谋求确定性的结果,而道德秩序恰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秩序.     

复杂性科学与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正从传统的简单性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复杂性转变。复杂性科学成果为这种转变的实现,为复杂性管理原则和模式的建立提供有力的科学基础和原型。组织管理具有复杂系统所共有的特征。复杂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复杂性管理的新模式,展示出新管理模式所具有的无限生命力,并指出了复杂性管理模式的建立必须从还原论思维方式转向复杂性思维方式。     

探析风险产生与风险应对的新视角

本文打破从社会结构以及各种人为因素的角度来探讨风险产生原因的习惯思维方式,而从原因与结果、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这几个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角度来探析风险内在的演变规律,以及风险认知与风险防范的辩证关系。     

论层次及层次思维方法

层次思维方法是科学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值得人们去关注和研究。该方法内涵的层次概念与我们平时所谈的结构概念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混同。该方法有着简化和分化、级化和强化、目标性和对应性等五大特征;还有整体化、模型化、程序化、递序性等基本原则。该方法在科学研究中有着突破思维定势,不断推进人们对物质特性层次认识等功能。     

结构性风险与知识社会的建构

当今社会作为一种知识社会,存在着结构性风险,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这种结构性风险的重要来源,因此今天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建构知识社会(特别是科学技术本身)时应该充分估计风险因素或者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     

风险政治学初论

风险政治学是运用风险概念和理论考察政治现象的研究范式。有关的风险认知实证研究、风险社会理论,以及某些政治学研究,已经构成了风险政治学的发端。风险政治学的成立,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现象都有风险的属性,政治就是根据权威和社会价值分配和治理风险。风险概念和理论能够拓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和视角,使人们看到,机会风险与损失风险、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公民自由与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与政府行政,是有对应关系的。     

试论社会思维的类型

钱学森教授曾指出:“我们研究思维科学的,也要研究社会思维学,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不研究不行。”而研究社会思维学,就必须研究社会思维的类型,这对于探求社会思维学的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 社会思维的类型由于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社会实践的现实性以及思维结构的复杂性而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结构。就社会思维的内容层次看,社会思维可以大致分为情意思维、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三种基本类型。 首先,社会情意思维以人们的社会动机为基础,其主要表现形式为情感、情绪、兴趣、信念、意志、理想、性格、愿望以及某些偶发的直感等,它是人们…     

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论现代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气候观

对气候环境看法的不同，直接源自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系统科学为基础的科学、系统与整体意义上的现代气候观可以使人类从当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全球性气候与生态困境中走出来。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对自然资源“有来无回”的利用方式。因此，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必须以系统思维方式下的系统化的社会价值意识逐步取代传统、片面、狭隘、自私的社会价值意识，从而指导、支配系统化的科技创新、发明和应用。     

人类追求确定性的历史足迹

人类社会自从开始的那一天起就有了对确定性的追求,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根源有着不同的认识,追求确定性的方式也是不同的.从历史上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它把陌生人看作为不确定性的根源,它是通过消灭陌生人的方式去谋求确定性的.在工业社会中,由于自我的生成而使整个社会处于自我与他人的结构性联系之中,自我是把他人视作为不确定性的根源的.在对确定性的追求中,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方案是近代以来社会建构的原则和路径,但是,它并没有消除不确定性.特别是到了20世纪,随着自我意识的强化,进一步实现了对他人的不确定性建构,并因不确定性的逐步升级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     

共和理想与公共意见的限制:休谟的国家理论考察

休谟的国家理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规范意义上的，即认为政治制度有野蛮与文明之分，只有文明的政府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自由与繁荣，其理想形式是经过科学设计的共和制政府；另一个是经验意义上的，即认为政府权威建立在人们公共意见的基础之上，其形成有着自然的历史过程，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之上，休谟一方面探讨了商业、风俗及理性的发展如何影响人们公共信念的变化，进而推动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休谟指出，鉴于社会大众易受迷信的影响，社会的明智之士应当采取“审慎的社会变革观”，在尊重传统和保持权威的条件下推动正义和自由的实现，并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简论系统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个复合总体的认知概念。它依据人们的实践活动内容和知识文化背景的改变而更新。在当代 ,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更新走向 ,就是由突出实体思维方式转向突出系统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标志 ,是整体性思维、综合性思维、立体性思维、结构性思维、最佳性思维、信息性思维、控制性思维和协调性思维等。     

认知空间的扩展与近代心态的演变——晚清同光之际上海人社会心态发展的若干考察

本文在对晚清同治、光绪之际(1872～1882)上海地区认知空间的扩展进行详尽的内外考察和计量比较的基础上,探讨其对当时上海人社会心态发展的历史作用。作者认为,上海从一个滨海县城一跃而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和公众信息中心,主要是由于非官方商业力量的推动、以租界为代表的文化移入社区的形成以及上海先一步进入近代信息社会的时代条件和作用。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使上海人的认知空间的扩展成为可能和必然。认知空间扩展的先导作用使得上海人的社会心态趋于外向型和开放型。它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知识结构,更新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为社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心态条件。而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对认知空间扩展的制约所形成的局限亦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NGO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NGO的发展一直是海外学者高度关注的话题,由于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NGO的发展及其日益扩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将海外学者的研究归纳为依托公民社会与统合主义理论的结构研究与关注NGO行为的行动研究,力图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研究中国NGO的整体图式。 本文认为,“结构研究”基于 “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离,在一国的政治与权力配置层面上思考问题,侧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行动研究”则试图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来洞察与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融的机制、策略与路径,倡导关注NGO的行动。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论社会治理领域内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

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治理结构,每个社会形态的治理都是在达成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前提下实现的.农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身份依附、等级秩序、自然服从强制性权力的"权治体系";工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利益驱动、契约秩序、彼此相互利用的工具性协作的"法治体系".工业社会对强权治理进行了华丽的包装,给权治穿了一件契约的外衣,以遮掩"权治型"治理下的紧张形态.后工业社会一致性行动的发生机制是基于伦理自觉、协议秩序、使命一致的价值性合作的"德治体系",其目的是实现人类对完美人性的善的社会生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