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Household Tradition and Its Rur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Reference to Traditional Russian and Indian Village Communities

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以家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家户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形式，家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尽管家户制一度被抛弃，但仍构成当下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     

村社治理-自治的组织建构和制度创新——以浙江农村为例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村社治理与自治的关系结构,意在寻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乡政村治的事理结构模式,它是近代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沿革和制度演进的最本质的议题和最核心的纲领,是村社政治民主、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发展的制动力量.本文以浙江村社治理自治的发展为例,展示村社组织从家族自治到组织村民自治,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复合功能,从自力到政府、社会和个人合力的功能性转变,重点提出村社选举、村社发展参与和管理参与的组织制度安排思路.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土地细碎化治理与农地制度变革——基于桂北F县农村调研

面对日益细碎的农地经营难题,F县农民自发进行了“小块并大块”的土地治理试验,在村社组织、集体经济和国家法律的支持下,他们运用大众动员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公共话语机制完成了土地治理工作,形成了“村社主导,农民主体,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土地治理模式,显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F县土地治理试验对当下农地制度改革的启示是:在保障私人地权的同时,赋予村集体一定的土地调整权力,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此推进农村细碎地权的整合、夯实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     

村社统筹合作社的嵌入过程、社区基础与治理机制

当前多数农民合作社与农户生产经营关联度较低,其根源在于没有突破土地细碎化格局、社会化服务壁垒与农户分化结构等关键要素的桎梏.但田野研究发现,村社组织通过政治嵌入、文化嵌入与结构嵌入的方式治理合作社,依托土地集体所有制、合作社集体经济属性以及村庄层面公共规则,能激活集体治权,回应农户差异化经营需求与村庄产业转型要求,实现组织统筹和分散经营的双重治理机制.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村社统筹合作社,其功能意义在于保障农户生产的结构性环境;达成三产融合的产业集聚效应;同时解决资源落地的"最后一百米"困境.     

日本法定节假日的变迁

法定节假日(public holiday)是现代民族国家根据其风俗习惯或纪念要求,通过国家立法规定的用以举行庆祝活动的公众假日.法定节假日制度是民族国家公共时间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一国的传统文化与习俗,更反映该国政治、经济、文化立场,还折射出该国的历史认识、现实认同和未来愿景.本文对明治以来日本法定节假日的变迁进行了梳理,考察了三代节日法的形式、内容和意义,解读了两代法定节假日体系形成的背景、内涵、社会功能,并着重分析现行法定节假日体系构成的时间制度折射出的记忆与认同.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以集体红色记忆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探索

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党史教育研究主要以内地青少年为对象,香港青少年群体出现的红色记忆不够强的现实困境,对形塑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造成较大挑战。基于此,本文探讨通过声音、图像等符号唤起“集体红色记忆”,以历史情节的刻画与人物塑造建构、共享记忆情感链接,以行为参与、场域复归、话语沟通刻写记忆,进而培育和建构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     

奥菲视域中的新社会运动——基于新旧范式的比较

通过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新旧政治活动范式的比较,奥菲论证了新社会运动是化解福利国家矛盾、解决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有效途径,并最终强调抵制和阻止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进一步盲目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将超越现代传统社会运动而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从新社会运动所关注的主题、行动者、行动的模式以及价值意识上来讲,奥菲视域中的新社会运动以民主化、交往形式以及集体认同为其政治目标,因而属于认同政治.     

顶层设计：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逻辑

乡村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遵循顶层设计的实现逻辑。在顶层设计牵引驱动下,作为实践导向的乡村治理目标不断调适跃迁,从农业现代化迈向三农现代化,指向实现乡村全面现代化,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行动载体的乡村治理主体持续协同增能,从政社分开迈向协同共治,逐渐形成乡村治理合力,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增强了内生动力;作为作用对象的乡村治理客体逐步变化调整,从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迈向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解决乡村社会各类问题,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锚定了攻坚任务;作为转化工具的乡村治理方式渐近优化改进,从探索自治迈向多治融合,从而更好回应治理实践需要,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有效转化提供了科学方法。     

现代中国的个性认同话语

西方个性认同话语产生于集体生活的传统中,可看作是把个人从国家与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交付给地方性共同体(社会)的方式.但在现代中国,由于个性认同的产生是以传统的地方性秩序的瓦解为前提的,因此它总是在与国家、社会的紧张性之中确立自己的性格.一方面,它拒绝以"国民"、"人类"等名义命名的集体秩序,反抗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公众的专政与集体的平庸.它反对以参与性的民主为核心的西方传统政治模式,追求各正性命的政治道路,对于反思中国现代性意识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它承负着立人与立国、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的双重旨趣,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把个人从地方性的家庭等中剥离出来,直接交付给国家来直接使用的方式,成为为了建造现代国家而催生、创造个人的一项工程.     

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变迁、主线及方向

乡村治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村社合一"阶段"、政社合一"阶段"、乡政村治"阶段"、三治结合"阶段。70年的乡村治理变迁历程表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一是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由间接到直接的转变,二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三是乡村治理的模式——由"管治"到"三治结合"的转变,四是国家与乡村的治理关系——由"汲取"到"给予"的转变。同时,有五条鲜明主线贯穿整个变迁历程: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统领、以平衡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为内容、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需要、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为旨归。新时代加强乡村治理需要紧扣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治理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试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是理论界、法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本文试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传统理论--股东本位论及其局限性入手,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改制中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归结新公司法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突破,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构想.建议尽快加强董事会的核心地位,对监事会履行职权加大保障力度,大力推行职工参与制度,允许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细化公司法个别条款,增加法条的可操作性.     

“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国家治理前景:国家认同视角下的分析

国家认同是指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所具备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对国家的忠诚,是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国家认同建构则是表示现代民族国家大力推动国家公共权威建立,使国家的个体成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的措施和过程的现代政治概念。经过近13年的"反恐战争",美国及其联军于2014年年底撤离阿富汗。阿富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仍制约着"后阿富汗战争时代"的阿富汗国家治理活动:中央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建困难重重、安全力量保障国内社会稳定的前景堪忧、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是遥遥无期。上述一系列因素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成为制约阿富汗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家认同的建构对维护阿富汗各民族和谐的民族关系,缓解国内对抗与冲突,营造有序稳定的国内环境,并为阿富汗国家利益的最终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家认同视角分析"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的国家治理活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判转型期阿富汗的发展趋势。     

浅析政治认同与地方政府绩效的关系

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应看成是一种治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比地方政府范围更大的对话空间,政治认同正是这个空间中联系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纽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认同是社会公众基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而对其权威的认同,是作为政府社会资本的政治认同,是区别于传统政治认同而存在的,它为地方政府职能的履行提供了秩序保障、技术支持与制度保障。政治认同有利于规范社会公众行为,提高自治能力;有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促进合作。政治认同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营造和谐的政治环境的基础,是提高地方政府绩效的前提条件。     

低制度化治理与非正式制度——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一个难题的考察

治理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价值)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可以从制度的成型化、制度的认同和执行情况、对反制度行为的处罚等几个方面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总体上日益制度化。但在转型时期,由于一些领域的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因此这些领域的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这种制度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大量运用各种组织性非正式规则(制度)实现其利益,影响了治理的制度化和绩效。组织的非正式制度提供了不同于已有理论的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也为新制度主义关于非正式制度及其作用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发现。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Age and Its Causes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图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性族裔冲突和民族矛盾更加凸显,这使得国家认同成为现实和学术关注的重点M题。在全球化时代,要较好地处理国家认同问题,需要在基础理论层面对国家认同发生的逻辑,即民族认同的性质、国家认同的性质、陶家认同对地方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危机发生的逻辑等进行彻底的分析。从社会认同需求的角度分析,全球化对现代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尚未完成,面临着社会转型的风险,呈现出结构性失衡,从而降低了国家整合治理能力,使得国家认问对民族成员的意义进一步被削弱,并引起了地方民族认同的兴起,进而导致了发展中因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发生。     

论日本的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主题，尤其是当前面临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正在向公司化转变，因此，建立科学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发展和完善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课题，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所在。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企业...     

“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的文化透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一个以俄语为联系纽带的独特"语言国家群体",即俄语国家,主要有"东斯拉夫三国"和"中亚五国"八个国家。无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还是当代民族国家独立发展阶段,语言法治化一直是俄语国家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进程中存在诸多表象性的关联,在共性与差异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相关性背后,存在深刻的文化隐喻。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深入地探寻多语种国家语言法治化背后的文化机理,既能促进中国与各国在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同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文化自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一种结构视野下的分析（英文）

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在这一双重时空坐标中,对国家认同的考察不能醉心于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再建构的宏观研究层面或停留在具体形态诸如公民认同、民族认同等微观研究层面,而要加强沟通宏观与微观的中观层次学术考察,深入探讨"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此,消解个人层面的本体性焦虑,使其回归本体性安全及实现国家层面的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彰显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无论是基于理论逻辑阐述还是事实经验考察,国家认同都不能独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而是需要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三方面的基础性结构支撑,这三个领域的功能匹配是国家认同得以可能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