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结构视域下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的分析

扩大消费需求是“十二五”期间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但是通过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的分析,基本需求支出、边际消费倾向系数及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显示,我国农村市场消费潜力仍有待挖掘,消费结构不够合理,农民群体的科学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还未养成.探索增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能力,满足农村市场消费多层需要,引导农民理性消费的有效路径,成为深入拓展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国内需求的关键.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老年人消费状况及其性别差异——以浙江省为例

在浙江省,无论城乡,老年人的消费状况均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在:女性老年人的月消费总支出低于男性;“饮食/食品”和“居住(房屋水电)”等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比例往往高于男性;医疗月均费用少于男性,而医疗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却高于男性;有人情往来的比例比男性略高,而支出均值却比男性低;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均值低于男性、承受力弱于男性;低消费人群的比例显著大于男性,而中、高消费人群的比例却明显低于男性;对月最低生活费的评价均值低于男性;持较低评价值的比例多于男性,持较高评价值的比例少于男性;在经济上更感到拮据和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均表明:浙江省女性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老年人.同时,由恩格尔系数反映出,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也不如男性老年人.这就再次说明了:改善女性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政策行动的一个优先领域”.     

基于ELES模型的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为分析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文章依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xpend linear expend iture system,ELES)模型的基本理论,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分别建立全国和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ELES模型,对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数量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提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于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但消费潜力较大。     

基于ELES模型的福建省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分析

基于福建省2000~2013年不同收入等级的农民消费数据,采用ELES模型对全省农民的医疗保健消费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仅为0.0255,且随着农民其收入的提高而不断降低;收入弹性为0.7028,表明该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两种弹性均位于八类消费品的倒数第二位。医疗保健消费的自价格弹性为-0.4132,表明该消费缺乏弹性,且所有交叉价格弹性都为负值,说明其他消费品对其而言都是替代品,其中食品和居住的价格对其影响较大。医疗保健的基本需求支出为118.46元,比食物低998.49元,在八类消费支出中位列倒数第三。不同收入组别的医疗保健支出分布不均衡,低收入农民的基本医疗刚刚得到满足,高收入农民的医疗保健消费则是基本需求支出的2.49倍,支付能力较强。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研究——基于2010年省际截面数据的因子分析

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对内需产生影响得到众多研究结论的支持。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规模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与气候两类因素影响,其中,在综合消费支出方面,部分西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较高,超过大部分中部地区;在部分地区中,影响衣着支出增加的原因除了气候以外,还可能有时尚元素。决策层在制定内需政策时,要依据不同地区的消费结构特征,通过出台差异化政策来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以便增强消费政策的有效性。     

基于博弈论的农民工文化需求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在社会中占主导,他们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因此,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是不容忽视的。基于博弈论,本文针对农民工物质和文化需求两方面构建了博弈矩阵,并进行了博弈均衡分析,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农民工物质和文化需求均满足的情况下,为最优。可是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在政府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加大农民工的文化建设时,效果往往是事与愿违,即农民工文化建设往往不尽如人意,归根结底是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致使相关政策无法落实。政府是落实农民工文化建设的主体,社区是为农民工服务主要平台,企业在满足农民工文化需求方面负有主要责任。总之,农民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其精神文化建设是我国今后应当着力解决的。     

基于ELES模型的吉林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比较分析

在我国新一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进程中,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是此次扩大内需的重点。我们通过建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对吉林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比较分析,计算二者在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基本需求支出和需求收入弹性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以期进一步缩小吉林省城乡差距,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实现吉林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广东省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分析与预测

本文主要根据广东省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资料,以定量分析为主,结合定性分析,对1988年广东省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作多种经济剖析:诸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职工家庭基本生活线制定、需求收入弹性、价格弹性、边际消费倾向等分析,并对“七五”、“八五”时期的两末年的1990年和1995年的广东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作出预测,并作消费结构的动态分析。     

城乡收入分布与经济结构转型

主流文献将经济结构转型的驱动因素归结为需求侧的收入效应和供给侧的相对价格效应,即代表性消费者对自身收入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反应塑造了消费结构,进而引起资源在三大产业间的再配置。然而,非位似偏好设定下的代表性消费者不是社会整体行为的合理替代。为解决上述缺陷,将城乡收入分布引入多部门增长模型,提出收入差距对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收入差距决定了异质性的消费结构,致使收入效应依赖于收入分布;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也导致城乡居民在人力资本支出上存在差异,而人力资本水平改变了产品相对价格。此外,包含城乡收入分布的多部门增长模型仍存在满足“卡尔多事实”和“库兹涅茨事实”的广义平衡增长路径。最后,收入再分配政策扭曲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包括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并且降低农村人口比重和增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因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起主导作用对经济结构转型产生抑制作用,但后者的影响力度相对较轻。     

中国各区域的内需空间结构差异和变化

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内需空间结构,目前中国消费需求空间转移不足,中西部地区消费需求能力较弱,整体消费结构呈现“国进民退、城强村弱”现象并存在区域性差异,但投资需求空间布局相对合理.由于经济发展存在区域性差异,中央政府制订扩大内需战略应根据各区域发展阶段的不同,实施区域差异性政策导向,不应“一刀切”.     

家庭发展能力对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分析

基于全国线上调查的644个样本,采用计量模型分析考察家庭发展能力和不同子女数量对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发展能力越低、家庭子女数越少,其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和受益度越低.同时,还发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医疗服务的受益度高于参加其他医疗保险的居民.政府应把家庭整体作为基本对象,充分考虑不同家庭发展能力、不同子女数量家庭的需求差异,以此为依据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从而满足不同类型家庭对医疗服务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     

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研究及对策探析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在消费上出现无计划消费、消费结构不合理、相互攀比、奢侈浪费、恋爱支出过度等问题,其成因涉及社会、学校、家庭、大学生自身等诸因素。研究大学生消费问题,引导其健康消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家庭化：基本医疗保险改革的必然选择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元,是家庭成员的收入、消费和福利共同体,强调家庭的整体性是社会政策的必然选择。社会医疗保险采用家庭联保的方式,在理论上有风险管理理论、边际效用理论、家庭政策理论的支持,在实践上有德国模式、我国台湾地区模式等成功经验。我国基本医疗保险长期的“去家庭化”改革带来了很多问题,目前个人账户可以用于家庭共济的改革虽然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只能算是“找回家庭”的一次量的改革,要实现解决短期问题和达成长期目标的辩证统一,可以以城镇职工家庭联保为突破口进行系统改革。在此之下,文章对“如何确定联保家属、如何保障制度财务可持续”等核心议题进行了讨论。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医疗救助对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

医疗救助为低收入家庭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维持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运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对上海市城乡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医疗救助制度对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作用;相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而言,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更高,医疗救助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医疗救助对不同医疗支出负担的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缓解程度也存在差异。     

消费主义视阈下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问题探析

基于消费主义背景下,从文化条件、物质条件、制度条件三个视角,阐述了形成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基本因素。分析了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扭曲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农民心理的影响,认为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主要是加强思想引导、构建健康的消费心理,改变消费陋习、提倡文明消费行为,合理安排支出、构建健康消费模式。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基于ELES模型的福建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基于ELES模型,利用福建省城镇居民2000-2012年的样本数据,对其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各类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都大于0,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以及教育文化娱乐属于奢侈品,且该类支出的需求收入弹性近些年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食品、医疗保健和居住属于生活必需品,且该类支出的需求收入弹性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随着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品质,当前以享受型和发展性消费结构为主,未来基本生存消费品的升级亦非常必要。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实证分析(1985-2005)

城乡差距除了集中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方面外,还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上.因此,笔者以凯恩斯的消费函数模型为依据,根据1985-2005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建立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基本消费支出和边际消费倾向等方面的差别.同时通过比较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居住消费、衣着消费、用和服务性消费等各项具体支出数据,分析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最后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