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与企业绿色治理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促进减排治污、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制度实施对企业生产经营和获取经济利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能否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可得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环境保护、进行绿色治理、从本质上追求绿色却鲜有关注。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从微观企业绿色治理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绿色治理影响的机理。选取2008年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绿色治理的直接影响关系;采用中介效应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作用机制;根据企业异质性特征,检验企业成本转嫁、公众环保意识和产权异质性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差异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与未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相比,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绿色治理绩效、更多的绿色创新和绿色支出,在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步法检验、更换对照组样本等稳健性处理后此结果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传递企业环保标签信号,吸引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企业绿色治理;还能传递企业迎合信号和迁移压力信号...     

碳排放权交易及其会计处理问题探讨

低碳经济促进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对其会计处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主要介绍了碳排放权交易及其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碳排放权交易的确认和计量进行了探讨。     

政府补贴、管理层激励与技术创新能力——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面板数据为例,运用熵值法测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政府补贴、管理层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政府补贴、管理层持股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层持股正向调节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显著增强了政府补贴资金的创新支持效应。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看,政府补贴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对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管理层持股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在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正向调节作用显著。研究结论对政府精确定位创新补助目标和补助时机,引导企业探索管理层持股计划、改善创新决策机制具有启示意义。政策建议是：坚定施行政府补贴政策,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制定政府补贴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生命周期阶段,避免“一刀切”的补贴;最大化发挥政府补贴政策的创新效应。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配额分配方法研究

2013年6月18日起至2014年6月19日,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全部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先后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权配额的分配方式主要有免费分配和拍卖分配,其中免费分配又分为历史法和基准线法。本文对这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碳排放权配额分配进行研究。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的政策有效性分析——来自PSM-DID与SCM的新证据

基于中国各省份2000—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与合成控制法以及空间双重差分方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就平均效应而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推动试点地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分析政策的动态影响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存在“倒U型”特征;利用SCM方法进行个案研究发现,试点政策实施后湖北、天津、重庆等省份碳排放量明显减少;而北京、上海、广东等省份减排效果并不理想;进一步将空间溢出效应纳入考量范围分析发现,碳泄漏问题的存在导致试点政策的整体减排效果显著降低。鉴于此,各试点省份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低碳发展,加强区域联动以推动协同减排。     

外部经济效应与政府研发补贴的效率

为提高政府研发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更大的杠杆促进作用,从外部经济视角出发,在对政府研发补贴促进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4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等内在机制分析方法,对企业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中国研发补贴有多大比例促进企业吸收能力的培养以及产业集聚对提高政府研发补贴利用效率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研发补贴主要通过低效率的无外部经济效应的渠道发挥作用,而高效率的有外部经济效应的渠道作用偏小,低产业集聚水平会制约政府研发补贴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明确政府在科研领域的职能分工、完善补贴资金的配置机制并促进技术的良好扩散对提高中国公共补贴资金的利用效率至关重要.     

天津市碳排放权定价及成本节约效果分析

通过坐标平移的方式,在天津市边际碳减排成本曲线的基础上,估算天津市28个重点排放行业的边际碳减排成本曲线,推导出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及交易后总成本的计算过程,比较28个行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前后的成本变化情况。     

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与政府补贴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研究

在绿色经济时代,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本文基于消费者需求偏好,在不同的政府补贴情形下,构建了包含绿色产品与普通产品生产企业的双寡头竞争模型和斯塔克博格模型,分析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和行动时机。研究表明：消费者环保意识有助于提升绿色产品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而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加会降低其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且绿色产品的单位成本与普通产品企业的利润呈倒U型关系;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补贴消费者与补贴企业两种方式下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社会总福利相同,考虑到补贴的执行成本,补贴消费者更优;绿色产品生产企业作为追随者时,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最高,社会总福利也最高,因此,后发行动策略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占优行动策略。     

企业数字化、政府补贴与企业对外负债融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企业数字化和政府补贴是否可以相互补充,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以促进企业的对外负债融资,这一问题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十分重要但缺乏研究.本研究采用沪深两市制造业企业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和政府补贴对企业对外负债融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可以促进其对外短期负债融资,而获得来自政府的研发或非研发补贴则可以促进企业的对外长期负债融资.与此同时,数字化可以正向调节两种政府补贴对企业长期负债融资的正向影响,而研发补贴则可以加强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短期负债融资的促进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相关的文献,同时扩展了政府研发补贴,特别是其信号效应相关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还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与企业的数字化战略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

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今天,低碳经济成为了世界人民的共识,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必由之路。我国虽为碳排放权供应大户,但在世界市场上没有话语权处于被动地位,这给我国的参与企业及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所以吸取外国先进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精华,并结合自身国情建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势在必行。     

浅析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碳排放权交易是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市场化手段。成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成为我国缓解国际舆论压力和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迫切需要。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发展经验对我国正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欧盟碳排放体系的政策设计及对我国的启示认为,切实依托我国国情,遵循由自愿减排向强制减排、由重点地区向全国范围逐渐过渡的原则,科学设定排放总量并进行合理分配,制定完善的市场监管及法律保障体系是建立符合我国发展利益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必由之路。     

碳排放权交易下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0年实行碳交易试点地区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企业财务绩效和碳绩效的关系,并引入环境社会责任为中介变量、碳排放权交易及绿色技术创新为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财务绩效对碳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社会责任在两者关系中充当正向且显著的中介作用,且该结论在多项稳健性检验中得到验证。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和绿色技术创新在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对碳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显示,碳绩效亦可显著改善财务绩效,两者相互影响。此研究为我国企业长期发展提供了战略思维,旨在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平衡,呼吁管理者关注环境社会责任,为企业早日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共赢提供支持。     

碳排放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造成的全球气温上升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文运用经济学外部效应理论对此问题进行了成因分析,认为企业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的环境问题是由市场的负外部效应导致的。而碳排放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减排手段,可以将这种负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非常现实的作用和意义。     

高校、企业、政府技术创新合作机制研究

近年来,技术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最为直接的推动力,高校、企业、政府在技术创新发展过程中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与任务。深入挖掘高校、企业、政府技术创新合作机制,能够系统的形成更加高效。集成的合作体系。本文分析了高校、企业、政府技术创新合作机制研究的意义,研究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总结了合作机制发展的相关措施,并对全面提升合作管理提出了建议。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本文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就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理论方面,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阶段模型,讨论了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选择Heckman两步法和2SLS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对来自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分类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别,国有企业面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概率较高,但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对于治理机制完善的外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政府创新补贴、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企业作为创新活动的主体,研究政府创新补贴的信号传递作用及其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利用2007—2016年非金融类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创新补贴吸引后续风险投资并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并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与风险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分别与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和投资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从风险投资的异质性角度说明政府创新补贴能帮助初创企业向外释放积极信号,促进企业创新。并且政府创新补贴与风险投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表明风险投资与政府创新补贴具有协同效应。本文为完善企业创新服务体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火力发电企业离散决策及其对碳排放权价格影响

随着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对于参与减排企业,如何制定合理的减排决策从而降低减排成本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有效市场下,参与减排企业的边际成本将直接影响碳排放权价格的走势。以往研究大多基于连续时间模型,运用动态优化原理解决此类问题。而事实上,企业的决策过程是离散的,这是由于碳排放权不能跨期交易,如果简单连续化会使得企业有过度减排的可能,与现实不符。基于此,本文以电力企业为例,运用动态优化方法,建立电力企业的离散减排决策模型,从而得出企业的最优边际减排成本,为政府调控碳排放权市场提供理论指导。为了验证模型,本文采用深圳碳排放权的相关实际数据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当企业做出离散减排决策时,企业的减排成本及边际减排成本与初始排放量、配额、单位惩罚成本、减排决策次数等因素相关。企业的离散决策会使得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波动加大,进而可能引起碳排放权市场的动荡,但企业的离散决策更有利于企业完成减排任务。     

政府补贴、行业异质性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背景,运用有调节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作用和传导机制,以及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债务融资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行业异质性显著调节政府补贴对债务融资能力的传导机制链条,相比于非农业企业,农业企业获取债务融资更依赖多重链式传导机制。这意味着,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农业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财务政策选择来提高自身的债务融资能力。     

考虑政府补贴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两级供应链优化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受到管理者和研究者关注。研究随机需求下由一个供应商与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分散式供应链,探讨政府补贴对供应链最优生产与社会责任投入决策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分别由供应商与零售商主导下供应链的运作效率。结果表明,在集中式供应链中价格弹性对采购数量和企业社会责任总投入量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在分散式供应链中加入政府补贴因素,会使总收益呈现出倒U形的发展趋势,且零售商主导的分散式供应链会因政府补贴的减少表现出迅速下降的趋势;此外增加政府补贴,会使得供应商主导的分散式供应链中的供应商降低其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但对于零售商主导的分散式供应链的影响却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