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之思》论评

张晶教授的《审美之思》(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 0 0 2年 1月出版 )是一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力作 ,其中有不少创新和突破之处。《审美之思》的第一部分全新观照中国古典美学 ,论述了中国古典美学或诗歌美学中的“偶然论”、“理”、“感物”、“体物”、“审美感兴论”、“透彻之悟”、“神理”、“势”、“现量说”等诸多概念 ,把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放在中国文化、美学的广阔背景上进行考察 ,予以新观照。第二部分从绘画论的角度出发对“墨戏”、“远”、“逸”、“韵”以及宗炳绘画美学的审美范畴做出理性省思。作者竭力发掘更为丰富的意…     

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媚”论

“媚”是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重要审美范畴,它既代表着画家的美学旨趣和审美品格,也体现出画体规范转变和艺术追求的时代潮流。中国绘画美学视野中的“媚”论,大致引入于魏晋南北朝,升格于唐宋,深化于元明清。媚画生成在于用笔消散轻柔,不可太劲挺强健;用墨黑多于白、浓多于淡、湿多于干以及用嫩墨,由烘、染、破墨等法出之;“媚”画多用“兰叶描类”。“媚”画主阴柔美、形式美,媚画流动飘洒,富有动势之美,一定意义上表现出画家超越呆板、枯竭、臃滞的生命追求。     

意境美学与气氛美学的跨文化互释

在全球化语境下,作为中国美学之独特形态的意境美学,与西方晚近兴起的气氛美学之间存在颇多可比照阐发、交流互鉴之处。在主客关系上,意境美学与气氛美学都打破了传统美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分别以“心-物”模式和“身-物”模式致力于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间性关系的建构;不过意境美学融入与运用了综合的审美心理机能,侧重审美活动中精神性体验,将气氛美学中建立在感知学之上的“自然之物”进行了抬升和跨越,故作为意境美学基本单位的意象可以视为气氛之物的形而上之维。正是由于以上关联之处,一方面通感联觉是两种美学重要的审美生理-心理基础之一,另一方面作为审美范畴的“意境”和“气氛”都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之中,因而审美主体获得的美感体验都是历时性的情感体验,是一种“绵延”的美感。同时,意境美学和气氛美学都是在空间中进行审美,共同关注意境与气氛所营造的“虚实空间”。不仅如此,在情景创设、情调营造等方面,意境美学与气氛美学又可落实为一种共通的审美创造方案。基于以上事实,在意境美学与气氛美学之间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既可为中西美学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创新融合提供案例,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中国古典美学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典美学“趣”范畴的审美解析

趣”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美学范畴,它的形成过程可概括为：汉代及以前是其萌芽期,魏晋南北朝是其过渡期,唐宋是其成型期,明清是其兴盛期。在传承发展中,“趣”由最初的非审美系统扩大到审美系统,意义不断延伸,使用范围也日益扩大,最终呈现出“自然之趣”、“艺术之趣”、“人心之趣”三种表现形态。同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趣”表现出主客观统一性、依附性和“反常合道”性的美学特征。     

远:超然之美

“远”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最能体现民族艺术精神的审美意识之一。“超越有限 ,追求无限”是它的核心内涵。“远”观念自萌芽、形成、发展直至成熟 ,几乎经历了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全部。在这漫长的嬗变过程中 ,“远”以其独特的“超然之美”行迹于各种审美领域 ,显示出极高的美学价值。然而 ,目前对“远”的研究存在着许多局限 ,论家往往将“远”归结为山水画的意境之一 ,这显然没有全面而深入地揭示出“远”的审美精神及哲学底蕴。因此 ,打破这一理论局限 ,重新阐释“远”的深广内涵 ,重新树立“远”的美学地位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远”…     

呼唤真情的理想之歌——论汤显祖的美学思想

汤显祖以“主情”说为核心的美学思想是晚明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文学的角度提出美学的主体性问题。汤所标举的“情”,是与“理”、“法”及古典和谐美理想相对立、带有激越的近代崇高气质的“情”,它在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统治的黑暗王国中闪射着璀璨的理想之光。这种美学追求在创作论中表现为对于情感、想象、天才、灵感的推崇,而它在美学观念和方法论上与西方近代浪漫主义美学的差异则反映出东西方两大美学的不同特色。     

论《洛丽塔》中的"审美狂喜"观

纳博科夫在小说《洛丽塔》中提出"审美狂喜"美学思想,运用非理性的主人公形象、非理性题材以及非理性艺术表现手法展现"审美狂喜"观,揭示"审美狂喜"观的非理性本质,表达作者对以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为核心的传统美学的反叛,以及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审美方式的批判,指出"审美狂喜"能够帮助把握永恒之美、实现审美超越,提出"审美狂喜"对于创作美学与接受美学的重要启示.     

“目观”文化与中国写人文论的统绪性

在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论史上,味觉、听觉、视觉等感官感觉在抒情文论、叙事文论、写人文论建设中有着不同的功用和地位,并由此导致三种文论生发的不平衡性。随着诗骚文类的早熟,基于味觉审美的抒情文论得天独厚。就共同处于劣势与弱势的叙事文论与写人文论相较而言,前者尚且能够伴随着“史传”的叙述经验而有较大发展,后者则虽能有“绘画”写真经验支撑,但仍显得步履蹒跚。同时,传统“贵耳贱目”观念对偏于听觉审美的叙事文论发挥了助推作用,而偏于视觉审美的写人文论则主要得力于传统“目观”文化支撑,有幸兼得诗赋之“观物取象”与绘画之“传神写照”等文论观念哺育,至明清在戏曲小说批评中也获得了迅猛发展。随着人们对“画境”审美的不断追求,各种戏曲小说批评纷纷以“观象得意”“观画得趣”之类的评语来评赏写人文本,使得写人文论逐渐达到某种统绪性的境地。     

绘画中的自由与秩序

黑格尔美学中的合理内核一直在支撑着西方近、现代绘画的发展,尽管现代艺术家们一再声称早已把它摈弃。现代绘画在精神范畴内是对古典绘画的反叛,但其表现特征却是和传统绘画一脉相承的。结构主义美学揭示了绘画的结构意义,证实了绘画所存在的内在秩序。自我标榜不能成为绘画表现的理论依据,作为视觉艺术,绘画如果不把其建构原则还原到视觉这一基础要素上来,其审美意义是值得怀疑的。     

气韵美

气韵,是中国文艺美学的独特形态,集中体现了中国文艺审美的基本特性:主体性哲学化美学. 气韵美学观念的形成气韵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观念,出现较晚,于六朝时期形成.然而,任何美学观念和形态都有一个孕育的过程,遂表现为历史动态运动.在这个动态的孕育过程中,文化条件的赋予,与之相关的美学范畴的逐步影响,传统的审美理想的积淀,是气韵美学范畴产生的因素.它先成活于绘画理论,进而植根于文学审美领域.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伦理学维度

王国维强调艺术和审美的“解脱”价值,同时也主张要在保持美育独立性的前提下突出美育对德育的工具性价值;而王国维美育伦理学观念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则是在席勒“感性—审美—道德”阶段性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强调“美丽之心”“美情”对道德建构的基础性意义。与王国维不同,蔡元培更注重席勒以美育囊括德育、引领德育的思路,他将伦理学的核心诉求与美学精神的建构融合起来,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同一性与融合性。朱光潜通过“想象”阐发“同情”,并由此而强调“美育为德育的基础”,在此前提下,他又从西方现代生命伦理学和中国传统礼乐精神出发,打造和倡导“问心的道德”,凸显感性生命的激活对于道德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的美育伦理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以审美来纯洁和完善人性,以人性的自然舒展来实现道德的生长和拓展,这是现代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核心理论诉求。     

从绘画到银幕:中西古典绘画与电影影像关系探析

绘画与电影之间所存在的深刻关联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已成为共识。中西方古典绘画在美学观念和表现手法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西方古典绘画一直专注于写实传统,这种传统成为西方古典绘画与电影的契合点,因此可以说电影与西方古典绘画是相通的。中国传统绘画长期以来形成了写意的传统,这种传统造成了中国古典绘画与电影本体的抵牾。但中国电影创作者在不断的挖掘和探索中,采用镜语转换、空间转换、意境表现等多种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古典绘画在中国电影中的转换,创造出体现中国民族文化的电影视觉风格。     

感性的美学启蒙：李泽厚“情本体”论的批判性反思与价值重估

从现代性启蒙理性的弊端切入,结合大众审美文化时代的感性变革,反思美学的感性启蒙,并以此为理论背景,批判性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家李泽厚的“情本体”美学思想。李泽厚后期从“实践本体”转向“情本体”,强调用审美情感的张扬对抗工具理性带来的生命异化,以美学的感性启蒙建设“心理本体”与“情本体”,追求“人是目的”与个体立命的审美人文主义精神。但其对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情本体”思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维度而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向传统儒学之“情性论”的回溯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文章指出,不能空谈美学的感性启蒙与文化的“心体”建设,而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原则,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视阈来思考心体建设与社会实践的融合。     

“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长江文化的奔流意象及其创新美学精神

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和地质条件造就了“大江奔流”的景观,进而形塑了自身相应的审美意象,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中国人的时空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大江奔流”深度卷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和社会变迁。在这一进程中,它表现出两种美学精神——孕育和创新。“孕育”造就了长江生生不息的文化价值,“创新”塑造了中华文明不断追求进步的文化观念。同时,“大江奔流”还以同时聚焦“变”与“不变”形塑了长江文化的“浪漫地理学”。     

小说“发愤”论对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小说“发愤”论是在诗学“发愤著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二者所涉及的对象不同,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情感内涵及表现维度上更存在根本性差异。小说“发愤”论对诗学“发愤著书”传统的继承带有反叛的意味和挑战的姿态,在审美内质上呈现出与传统美学思想相悖离的鲜明特点     

论意境生成的审美心态

<正> “意境”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亦是最高的审美范畴。它的内涵非常宽泛,可以说是一个包括审美意象、审美意蕴、审美意趣、审美意味、审美意韵与审美风格在内的集合体。它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风与骨、兴与象、形与神、物与心、景与情、知与行、学与悟等基本范畴的高度抽象结晶,亦是中国古代艺术家以心灵感悟审美对象过程中所经历的一般之境、审美之境与宇宙之境等三个心理层面的完美统一整合。它体现着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以“气”为主,认为气是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本原,因而也是美的精髓,审美主体通过审美体验能够把握到字宙、人生的生命意蕴,达到物我一体、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     

现代诗魂的重塑--论朦胧诗的诗性寻求与艺术建构

作为一股艺术变革力量,朦胧诗伴随“人”的觉醒,断然与陈腐、僵硬的美学范式决裂,逐渐萌生具有现代意味的审美意识和诗歌观念。正是由于这种深度裂变催生出的“新质”,呈现出当代诗歌创作不断追求艺术新变的特色,从而使中国当代诗歌从总体上告别了五六十年代已趋于定型的“古典加民歌”的抒情言志模式,开创出一条不断追求艺术革新与诗歌现代化的通道。     

散文美学观的多向拓展——读郭保林的散文

<正> 郭保林是位富有创新意识而实绩丰硕的散文作家,近年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相继出版了五个散文集。他在散文创作中,注意更新美学观念,“锐意追求新的突破”(鲍昌《五彩树·序》),多向拓展了散文的美学境界,对打破散文长期以来封闭的思维模式,促进散文创作审美意识的开放做了可贵的探索。一郭保林散文美学观的拓展,首先是审美视野的扩大和开放——摒弃狭窄封闭的散文审美     

构筑当代中国文艺新境界的三重维度

文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构筑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境界,应从构筑时代之境、美学之境、融涵之境多维向度上进行考量与推进。文艺与时代始终存在难以剥离的密切关系,时代内涵不仅渗透嵌入到文艺肌体的深处,而且深刻影响着文艺形式的演变,成为凝定历代文艺经典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开掘时代之境,既要充分彰显时代精神与内涵,又要善于以艺术之柔性涵化主题意旨与哲理之思。时代之境体现的是文艺新境界厚重的历史使命与宏大题旨,美学之境则体现的是文艺新境界的艺术高度与哲思深度,是文艺独特性与超越性的展现,也是文艺时代之境获得深厚底蕴与精神张力的重要基础。创造美学之境,既要尊重民族审美特质,又要善于以超越之意识突破传统束缚与成规羁绊。融涵之境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现实诉求与未来趋势,文艺的风格流派、趣尚演变由此呈现出更加复杂阔大、更易迭代等特点,各种审美趣尚的涵容互渗,以及科技与文艺的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出日益丰富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形式。拓展融涵之境,既要积极运用科技手段,又要善于以文化之魂重塑美学遗产与艺术形态,同时还应有全球视野,才能创造面向世界的中国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