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城市更新的治理逻辑与路径优化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迫切要求转变传统城市更新的高能耗发展模式,探索绿色城市更新路径。然而,传统城市更新治理中政府、市场、公民等单一主体主导的模式存在诸多困境。为此,国内外不同城市开启城市更新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为绿色城市更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更新实践发现,当前城市更新较之以往呈现出更为复杂与多元的特征。事实上,绿色城市更新的有序运转并非依靠系统外部或系统上层,而是依赖多主体多中心的共同实践。因此,协同治理是新时期绿色城市更新的必然方式,其符合绿色城市更新需求,且具有推动更新的可行性。但协同治理并非一蹴而就,仍需进一步优化相关制度措施,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及其他主体的角色定位,并通过完善参与机制、推动信息共享、健全更新激励等方式增强协同治理的权利保障,从而构建更新利益共同体,汇聚绿色城市更新发展合力。     

城市更新：均衡与非均衡——对城市更新中利益平衡逻辑的分析

本文基于对我国城市更新的历史现状及问题的研究,指出城市更新中的利益平衡逻辑非均衡、诱因及其导致的后果,并从政策层面上给出实现城市更新利益关系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相关结论和建议。     

论权利的四种形式——基于“权利性”与“团体性”纵横维度

权利一方面强调个人可以取得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又需要基于共同体视角予以识别或理解。因此,对于特定权利就可从两个维度做出考量,一是权利性,即为权利强度,或者说权利界定与实现的可妥协性;二是团体性,意指社会共同体对于权利行使的对等义务要求的强度。以此二者为纵横坐标进行高低不同组合,就可以区分出自然性权利、均等性权利、增长性权利以及价值性权利等四种权利形式。如此归类权利,较之三代权利归类法、主要权利列举法等,更可以把握不同权利乃至不同代权利间区别所在,并可以接纳当代层出不穷的新兴权利,以及为解决复杂、多样的权利冲突提供合理、简捷的操作路径。     

空间正义的“权利—价值”逻辑及其实践策略

空间权利化和权利空间化使空间和权利得以联姻,城市化的空间再造和重构使这种联姻更加紧密。正是在这种联姻中,空间是否正义的问题凸现出来;空间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其遵循着经济的权利—价值、社会政治的权利—价值、文化的权利—价值和生态的权利—价值四维价值体系。践行空间正义要在这一四维价值体系的引领下进行,要突出有利于最不利者的价值导向,要着重提升城市的共享性、包容性和生态性等。     

贫困异构与治理集成——基于数字孪生城市的权利逻辑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数字孪生通过实时映射助推了城市数字化转型,同时带来数字盲区识别的新任务。城市贫困治理建立在盲区识别之上,然而数字孪生技术在识别个体性贫困、区域性贫困以及技术性贫困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性边界。从宏观城市史出发,城市权利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城市贫困归根到底是权利的贫困,城市权利恰恰由于其非标准化而难以辨析。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需要从技术与制度两个维度协同推进。不同个体、区域的城市贫困差异背后,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的权利“异构”,数字城市的贫困治理要立足这些差异,通过城市贫困问题的实时映射与政策模拟,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的制度“集成”提供持续性的技术支持。     

从历史建构到城市营销:古城更新的空间生产策略与逻辑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古城更新实际上是涵盖了物质空间重塑、精神空间营造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空间生产过程。通过对山东省十项古城更新实践的考察发现,古城的空间生产表现为围绕历史建构而展开的古城重塑过程,在历史—文化的路径之下,针对古城空间生产的不同维度采取具体的、差异化的行动策略。而古城空间生产实质上是一个围绕城市营销而展开的权力博弈过程,在政治—经济的路径之下,行政权力、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围绕古城场所改造和业态布局、古城品牌和城市营销、古城空间使用价值等方面运转和冲突。这种路径特征意味着古城空间生产在权力运作中应捍卫不同群体所拥有的城市权利,实现多元协同、包容差异的空间生产。     

文化产业与城市更新——基于“台儿庄古城”项目的实证分析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关键时期,城市更新问题已成为必须面对的实践难题和理论界热衷探讨的热门课题.随着近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崛起,在传统地产导向型的更新模式之外,文化产业导向型的更新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城市更新的舞台上.山东枣庄“台儿庄古城”项目,在城市更新中已取得明显效果,展示了文化产业项目在促进城市历史风貌区有机更新、生态恶化区域环境恢复、产业建筑再利用、经济转型、城市精神更新等方面的良好作用,对中小城市更新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真正的权利”理论 ——卡尔·威尔曼的权利学说

权利理论是法律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权利理论会产生不同的法律理论、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哲学荣誉教授卡尔·威尔曼积30年的研究，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真正的权利》（Real Rights），该书涉及了非常广泛的道德哲学、法律哲学等问题，尤其是对权利理论、道德理论以及权利冲突理论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权利理论命题，最著名的理论命题就是该书的书名所体现的“真正的权利”理论。本文对“真正的权利”理论的梳理，可以启发我们对此问题的诸多思考。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逻辑——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安东尼.吉登斯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杰出理论家,对现代性的特征、风险后果以及现代人等都独具见地。他对现代性的贡献还在于试图以"人类解放"为着眼点,探求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解放政治是面对他人和自然的奴役与束缚,诉诸"解放"的斗争思维。面对其困境和矛盾,吉登斯前瞻性地勾画出生活政治蓝图。作为现代性问题转向的政治范式,两者都不可避免具有乌托邦倾向,但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使人们看到生活政治的某种现实主义曙光。     

涂层式城市更新：何以生成，何以克服?——基于人文城市学与城市哲学的视角

城市更新是城市获得新的生命力、竞争力、吸引力、软硬实力的重要方式。涂层是更新城市的重要工艺、技术、策略。但当涂层的运用走向失范、过度、异化时,城市更新就成为一种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涂层式城市更新”。忽视功能完善的景观式更新、有违时代趋势的复古式更新、脱离自身传统的模仿式更新,在本质上都是涂层式城市更新。导致涂层式更新的原因主要有：城市更新的必要性、紧迫性;城市形象、城市口碑与城市实在、城市实力不对称;城市评价标准的抽象化、经济化、单一化;城市生活的奢侈化、消费化、现世化;城市管理的独立化、政绩化。涂层式更新具有多重危害：掩盖城市问题,积累城市风险;放任不当欲望,异化城市生活;破坏生态资源,伤害城市根基;扭曲城市心理,破坏城市共识;破坏城市运行,异化城市制度。克服涂层式更新,需要进一步明确城市更新的人文、人本目的,进一步确认城市生活的全面、有限内涵,进一步把握城市系统的构成、变迁规律,进一步确认城市变迁的自然、生态限度,进一步确认城市技术的伦理、道德底线。     

论自然的“权利”

自然权利论者所提出的“自然的权利”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权利”是人类群体中主体之间对各自存在意义的理解和承认的表达形式,本质上是社会法律关系的内容之一。所谓“自然的权利”只能理解为“人权”的一部分,即“人的环境权利”;在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中,不应该使用“自然的权利”这个概念。     

从权力政治到权利政治: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演进轨迹

权力政治是以专政和强制为特征的国家统治,权利政治是以民主和法制为特征的国家统治,权利政治代表了政治发展方向。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是不断探索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历程,也是逐步实现从权力政治到权利政治转变的历程。梳理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可以发现：武装斗争建立的政权最初形式只能是权力政治;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建立在普遍的权利意识基础上;坚持党的领导,要把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论村民委员会权利的法律界定——基于历史和逻辑

<物权法>第六十条对村民委员会权利的界定,在事实和逻辑上均难以证成.对村民委员会权利的法律界定,应当基于历史事实;村民委员会的权利来源于村民集体的授权和国家权力的让渡.村委会权利的法律建构应当遵从逻辑规则;应当与法律规范内的其他内容,以及其他法律规范具有一致的逻辑关系.     

文化产业与城市再造——基于产业创新与城市更新的考量

文化产业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既可以有效地突破传统产业的发展瓶颈,促进产业转型与升级发展,又可以延续城市的文脉,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因而它在城市的生长具有历史与现实的价值。集群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文化产业园区是文化产业集聚的重要形态。     

“贪生怕死”的权利

在现代汉语里。“贪生怕死”是个贬义词。大概是常与“贪污”“贪婪”一类贬辞相连的“贪”字给害的；倘若改为“恋生怕死”．语感如何呢？     

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的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道路界定为朝着西方政治民主的进程 ,而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 ,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     

政党权利基本理论问题探讨——基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分析视角

政党民主的实践形式是政党权利,发展政党民主前提是明确政党权利.政党权利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机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价值目标,基于不同的分析视角可形成不同的理论见解和实践要求.一般而论,政党权利是指政党站在既定立场上,基于自身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需要,对相应资源的支配和享有;具体而言,政党权利可以从个体权利与整体权利、应有权利与实有权利、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等几个方面加以认识.本文基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生成机理、主体构成、内容体系、本质属性等方面对政党权利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特征予以诠释,旨在通过对政党权利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支持和路径引导.     

“林权证”的法律文本演变与权利证明范围

现有法律文本分析表明,《森林法》的林权登记制度符合《物权法》的不动产登记立法精神。但由于立法缺陷,导致实践中林权登记机构办理的"林权证"与《物权法》第127条明示的"林权证"所证明的权利范围不同,即前者是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后者是林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从《物权法》文本的不动产的定义和对不动产的列举来看,森林、林木和林地均为独立的不动产,属于应当登记的不动产范围。因此,林权登记机构办理的"林权证"具有物权证明效力,其权利证明范围及于森林、林木和林地。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立法应充分考虑已实际发生的林权变动状况,明确林权登记为不动产登记,并规定在不动产登记簿和"林权证"上记载森林、林木和林地的自然状况和权属状况,从而使"林权证"成为名副其实的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