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社会学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当前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正呈现重构与分异的演变趋势。本文以上海为例，首先，分析了上海商品住宅的空间分异格局及成因；其次，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上海居住空间分异的态势；然后，探讨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社会效应；最后，对当前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与重构的演变态势进行一定的思考。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天津的调查数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越来越明显。本文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整理了天津城市居民住房情况的信息资料,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分析,将影响天津城市居住空间的因素分成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等七类。分别阐述了这七类因子与居住空间分异的差异关系,揭示了正在不断加剧的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思考大城市摆脱居住分异的对策。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基于广州2016年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最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世代差异,其中流动模式形塑着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和离婚阻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具体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其中的脆弱性差异机制可以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     

老年群体居住福利不平等研究 ——以北京为例

将居住福利界定为良好的客观居住条件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评价两方面。通过分析2016年"北京市老年人居住环境调查"数据,发现在老年群体内部,不同住房地位群体的居住福利存在着不平等。各群体居住福利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商品房户、回迁房户、私房户、保障房户和单位房户。单位房户、保障房户和私房户的居住福利水平较低,政府应将这3类群体的居住环境作为老年友好型环境建设的重点。建议政府保障与引导并重,分类制定居住福利政策,以解决不同老年群体的居住需求问题。     

农民工居住形态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居住所形成的有意义的社会空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及城市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工居住的特点,指出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着居住隔离与居住差异,并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对这种差异与隔离做了分析,指出居住形态的差异与隔离是造成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疏离的重要原因,而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环节。     

进城还是返乡? ——社会空间与"老漂族"的自我实现

为支持子代家庭发展而进城的"老漂族",在完成阶段性家庭任务之后面临选择:进城还是返乡。聚焦于返乡"老漂族"的流动实践,探讨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空间对老年人自我实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居住空间的寄居者、生产劳动空间的依附者、家庭政治空间的受气者、城市外部空间的闯入者,共同形塑了城市空间对老年人的约束机制,被围困的主体状态深度影响了老年人的自我实现。与此相对,围绕土地的居住和生产劳动、熟人社会的主体塑造、村庄政治空间的价值升华,共同形构了乡村空间对老年人的赋能机制,深度扎根、尽情舒展和主体扩大帮助老年人走向自我实现。乡村振兴的稳健推进有利于进一步激活乡村空间对老年人的涵养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影响因素探析

文章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的主要因素,指出城市生活状态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收入高、职业地位高、来津时间长、文化程度高、租房或买房居住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多,而收入低、职业地位低、来津时间短、住单位宿舍的农民工与市民交往少。而性别、年龄等则没有明显的影响。     

城市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键在于推进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机制的创新.一个着眼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工资、劳动、就业与培训、社会保障、相关公共服务、权益保障以及人口登记与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指标.在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与完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类型差异与治理方向

非正规就业是以非正式的雇佣关系为纽带的劳动就业形式,可分为非正规自雇和非正规受雇两种类型。当前,城市农民工是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主要群体,在从业过程中面临劳动保护大量缺失、人力资本增量积累缓慢、社会资本建构空间不足的问题,应从制定规范框架、完善支持系统、建立提升机制三个方面完善治理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

作为"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对社会工作支持有新的利益诉求。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社区、企业、家庭等层面针对该群体从不同角度提供最直接、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分立运行还是有序互动?——试论中国商品房与保障房关系的政策取向

基于住房市场多方博弈的视角,讨论了中国商品房与保障房的互动关系及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住房市场状况下各利益主体存在不同的博弈均衡;商品房与保障房之间存在"价格引致"、"存量过滤"等互动关系;遵循住房过滤规律,建立互动机制比分立运行下的住房市场更加有效。住房市场的稳定发展需要商品房与保障房形成有机互动,住房政策应遵循住房过滤过程,建立存量商品房与保障房互动机制,推进住房保障共有产权制度建设、促进住房市场良性运作,提高住房保障绩效。     

建筑企业农民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在开发建设城市的同时,农民工问题越来越突出:拖欠农民工工资,忽视农民工健康生活状况等等问题相当严重。在建筑企业中,这些问题就更为突出,应采取相应的对策解决。如,加强健康的制度化法制化管理、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工劳动市场、建立农民工档案、成立农民工会等。     

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若干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客观上已成为城市的一员,政治参与是他们融入城市的政治保障。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感染,新生代农民工各方面逐步与城市人群接近,他们自主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更加明晰化,然而农民工在政治参与方面却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外,这导致新生代集群化的行为时有发生,导致城市秩序不断改变。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及其制约因素,从公共政策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引导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保障权力的有效运行。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制度、资金、法律、素质、观念等五大障碍和困难.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安居乐业,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创新制度,改革户籍、劳动就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土地、住房、教育等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多渠道筹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规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转变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     

实践理论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择偶的行为机制——以晋北N村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城市融入、市民化等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是对他们的婚恋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少。学界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时,常常强调宏观的社会结构,忽视微观的个人策略。本文在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下,运用场域、资本、关系等概念工具,尝试从主客观因素双向建构的关系角度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择偶的行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