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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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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键 《日本研究》2007,(4):48-5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根据《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国。以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标志,整个世界进入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50年代初,日本政府秉承美国的意志,与退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同时日台“断交”,日台关系由“官方”转为“民间”。至冷战结束,日台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政治关系也逐渐升温。整个冷战时期,日台关系跌宕起伏,有升有降。日本维系日台关系的最大因素是其国家利益,其对台政策的取舍主要是受美国对台战略的影响,同时也受中日关系博弈的影响。  相似文献   

2.
和解是中日关系稳定的基础所在,但中日关系存在和解难题。中日和解经历了启动、巩固和反复的过程,虽然取得了邦交正常化、达成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开展历史问题共同研究等进展,但尚未实现真正彻底的和解,很多问题尚待解决,尤其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领土争端等不时突显。当前,中日和解既受到历史认识问题反复发作的困扰,又面临着领土主权问题的爆发和凸显,更有彼此认知负面、国民感情低位徘徊的阻碍;中日实力地位转换和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则将两国推向战略竞争的轨道,导致新老问题交织凸显,中日关系呈现出脆弱性、不稳定性。推动中日和解、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需要做到: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精神,维护中日和解的政治法律基础;加强共同历史研究,防止历史问题阻挠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管控矛盾分歧,妥善处理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等敏感问题;深化人文交流,厚植中日和解的民意基础。  相似文献   

3.
<正>【复旦大学“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简介】在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一度跌入战后以来最低谷。为此,双方的有识之士殚精竭虑,致力于寻求摆脱困境的良方。经2014年尝试之后,自翌年始,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组织研究、中日两国一线学者共同撰写的“中日关系战略报告书”次第展开。2021年,新冠疫情依然严峻,中美博弈的加剧使中日关系雪上加霜;但与此同时,中日高层的沟通交流依然保持了畅通稳定,两国在多领域都有善意互动。  相似文献   

4.
孟晓旭 《日本学刊》2023,(1):33-64+149-150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相似文献   

5.
中日关系走到了十字路口   总被引:6,自引:1,他引:5  
当今中日关系很不正常,主要表现为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三年多、“政冷经热”、中央政府交流与政党交流呈温度差等。中日关系不正常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如“政冷”开始影响“经热”、两国部分民众相互厌恶的情绪化倾向升温、中日政治关系倒退导致了两国关系的“国内政治化”等。走出“一报还一报”的恶性循环,增强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日关系的主题。  相似文献   

6.
二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深受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尽管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中日关系本身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已超越了国际体系因素对两国关系的作用,中日关系的演变正愈益成为改变亚太国际战略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中日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走出两国关系的困境,着眼于重建中日关系的未来。  相似文献   

7.
近年来中日关系逐步转寒回暖,无论政治交流氛围,还是经济合作环境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这离不开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对日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对中日关系缓和发展的引领作用。在安倍首相访华及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G20峰会之后,两国政府在努力建设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上达成多点共识。中日双方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平台,进一步致力于深化经济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共同培育新动能和新的增长点,加速东北亚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相似文献   

8.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中占据“压舱石”的基础地位、扮演“推进器”的重要角色,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理应涵盖经济关系。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一要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包括新兴市场整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严重和地缘经济布局重大调整等主要趋向;二要契合新时代区域合作新棋局,即在欧美区域合作遭遇反动的背景下,东亚区域呈后来居上之势,中日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理应在推进东亚合作、再创区域合作的“东亚奇迹”层面携手共进;三要契合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包括“一带一路”统领大局、双向投资均衡格局、进出贸易并重布局、东西海陆联动全局和参与全球治理新局等重大趋向;四要契合新时代日本开放新布局,包括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从对外投资到引进外资、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从多边体系到区域框架、从美国中心到多元拓展等重大态势;五要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为此要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顺应实力对比关系与相互依存地位的巨大变化,当前尤其要消解疫情冲击并引领疫后合作。  相似文献   

9.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  相似文献   

10.
中国的发展与中日关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本文从中国的发展与中日经济关系、中日政治关系、中日在地区合作中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的发展对中日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对东亚国际关系调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中日关系不断前进.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调整时期.  相似文献   

11.
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将构成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核心内容,也将主导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向,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经济层面的互利合作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占据突出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中日双方提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背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为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采取的合作举措,以及战略互惠关系对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可能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相似文献   

12.
世纪之交: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世纪更替之际,特别是近两年来,东北亚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美、中俄、中韩、日美、日俄、日韩等双边关系都急剧升温,纷纷建立各种战略关系、伙伴关系。江泽民主席访日之后,中日两国也宣布要“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应当说,中日关系的发展...  相似文献   

13.
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特殊的中日关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民间交流(外交)”作为非正式外交渠道在外交中具有特殊的双重意义。但是,民间交流或曰民间外交并不能完全代表中日外交关系的全部过程,它仅仅反映了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对中日关系正常化实现之前,“民间交流”与政府间外交的相互关系如何评价?如何看待“民间交流”在国家关系非正常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认识的变化曲线,即“民间交流”的涨落轨迹是否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相一致?制约和影响“民间交流”的因素有哪些方面?等等,这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相似文献   

14.
朱锋 《日本学刊》2022,(1):1-21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相似文献   

15.
蒋旭栋 《日本学刊》2023,(3):113-138
数据安全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新议题,也是中日博弈的一个新领域。在数据安全领域的中日互动中,日本认为中国的数据安全制度“威胁”其经济安全。2021年爆发的日本通信软件LINE数据漏洞事件与腾讯投资乐天所引发的美日联合监管事件,都暴露出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怀疑与担忧。究其原因,既有美国刻意塑造日本对华敌意的因素,也有日本主动迎合美国而固化同盟的利益需求,亦有中日国力逆转造成日本心理认知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影响。数据安全作为一个新兴的安全领域,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数据安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渐趋成形并日渐完善,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将极大影响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合作关系,日本的部分反制措施也会影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  相似文献   

16.
高洪 《日本学刊》2020,(1):1-13
中日双方经过数年努力,终于迎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本次两国关系改善是两国领导人亲力亲为的结果,改善的路径也因此带有“自上而下”的突出特点。日本社会各界在改善关系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差距,而这些差距在两国外交实践中又具体表现为诸种“失衡”,亟待解决与克服。面对中国领导人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以及2020年到2022年中日关系大事叠加的敏感时间段,今后双方能否持续稳步地相向而行,能否为指导、约束和规范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制定出继往开来的新政治文件,自然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日应当同舟共济,努力创造美好世界;应当深化互利合作关系,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应当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责任,求同存异,妥善解决争端问题;应当坚持多元共生的文明观,以东方智慧积极寻求精神融合。  相似文献   

17.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相似文献   

18.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相似文献   

19.
中日政治关系失和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李文 《日本学刊》2006,(4):37-48
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日民间相互亲近感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投资环境的恶化和消费品市场的萎缩,且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政府间的对话趋于狭窄化和政治化,许多经济合作项目或因无暇顾及而搁置,或因过度关注而搁浅。受中日政治关系失和影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举步维艰,中日自由贸易协定迟迟不能提上议事日程,一些共同合作项目难以启动,双边投资和贸易的增长出现相对下降趋势。如果中日关系在未来一个时期不能出现明显好转,中日经贸关系趋冷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相似文献   

20.
本文试图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中日关系发生困难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点解决问题的思路。目前中日关系已在重复博弈中陷入了“囚徒困境”状态。“囚徒困境”不仅为第三方势力提供了渔利的空间,直接损害了两国战略利益,而且其“溢出效应”还损害了全体东亚人民的利益。只有透过中国和平发展的参照系考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把握当前中日关系困难的本质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前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基本处于同一层次,都追求区域战略利益,双边博弈属于暂时对称性博弈。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持续进行,中日博弈终将从对称性博弈转变为非对称性博弈,中日“囚徒困境”最终将烟消云散。因此,中日关系的根本好转必将是一个“自然过程”。现在中国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足够的耐心,等待着让时间解决这个矛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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