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知命之年的新认知CSSCI

自1972年恢复邦交,中日关系已走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步入了知命之年。由于围绕中日关系的两国自身、地区和全球环境均已发生全面、深刻变化,导致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依然存有诸多事关重大、亟待重新认知的“未知”。本文主要从两国各自的基本发展态势、环绕周围的东亚地区秩序,以及身处其中的世界百年变局等三大层面,对步入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重新认知。在两国各自发展态势层面,主要分析了增长态势逆转、实力对比变化、依存位势转变、政经互动态势改变等产生的多重影响,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定位;在东亚地区秩序层面,重点讨论了中日关系发展与东亚秩序演变之间的多重关联和高度互动,基于东亚“增长奇迹”和“合作奇迹”的“创造”与“再造”的地域视域,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观察;在世界百年变局层面,系统探究了世界百年变局快速变化和加速演进,尤其是新兴市场群体快速崛起、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大国实力对比快速变化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对知命之年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新的思考。     

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密切相关,学者只有对这三个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全球治理能力和崛起战略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方能把握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首先,在全球治理的大多数议题领域中,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与传统强国近似;其次,虽然新兴国家拥有潜在的全球治理能力,但由于受到国内政治或国际因素的制约,其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再次,新兴国家通过建立“南南合作”和区域性合作联盟的崛起战略,能够增强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谈判能力;最后,虽然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现状发起的挑战不具有革命性,但这些国家与传统强国间常发生能够破坏全球治理的冲突.因此,全球治理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维持新兴大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新兴大国和传统强国进行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

正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变局的发展进程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主要特征是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极大地冲击并改变着整个世界,形成了一种百年未有的东升西降的局面。在经济领域,长期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在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2000年为20.9%,2019年迅速提升为40.2%,贡献率由30%左右攀升至60%左右,地位和影响力也在快速提升。同时,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20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以及最大的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国。     

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CSSCI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中占据“压舱石”的基础地位、扮演“推进器”的重要角色,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理应涵盖经济关系。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一要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包括新兴市场整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严重和地缘经济布局重大调整等主要趋向;二要契合新时代区域合作新棋局,即在欧美区域合作遭遇反动的背景下,东亚区域呈后来居上之势,中日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理应在推进东亚合作、再创区域合作的“东亚奇迹”层面携手共进;三要契合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包括“一带一路”统领大局、双向投资均衡格局、进出贸易并重布局、东西海陆联动全局和参与全球治理新局等重大趋向;四要契合新时代日本开放新布局,包括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从对外投资到引进外资、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从多边体系到区域框架、从美国中心到多元拓展等重大态势;五要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为此要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顺应实力对比关系与相互依存地位的巨大变化,当前尤其要消解疫情冲击并引领疫后合作。     

在碳时代中崛起:新兴大国赶超的可持续动力探析

在“碳时代”中崛起是新兴大国赶超过程的大背景,如何增强崛起动力的可持续性,是新兴大国赶超发展过程中亟待思考的战略问题.全球气候变迁问题推动并形成了以“碳实力”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格局,使得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集中在如何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上.“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但实现崛起过程的绿色化,有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方式更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获得应有的发展权.“创新型增长”战略有助于实现产业低碳化,增强新兴大国的碳实力,对外大力发展“碳外交”,减少阻碍赶超进程的国际不利因素.     

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其中占据"压舱石"的基础地位、扮演"推进器"的重要角色,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理应涵盖经济关系。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经济关系,一要契合新时代世界经济新变局,包括新兴市场整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严重和地缘经济布局重大调整等主要趋向;二要契合新时代区域合作新棋局,即在欧美区域合作遭遇反动的背景下,东亚区域呈后来居上之势,中日作为东亚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理应在推进东亚合作、再创区域合作的"东亚奇迹"层面携手共进;三要契合新时代中国开放新格局,包括"一带一路"统领大局、双向投资均衡格局、进出贸易并重布局、东西海陆联动全局和参与全球治理新局等重大趋向;四要契合新时代日本开放新布局,包括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从对外投资到引进外资、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市场、从多边体系到区域框架、从美国中心到多元拓展等重大态势;五要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新开局,为此要进一步夯实政治互信的经济互利基础,顺应实力对比关系与相互依存地位的巨大变化,当前尤其要消解疫情冲击并引领疫后合作。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

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两个关键角色,在其变革过程中负有特殊责任。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既有合作机遇也有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的走势不仅直接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发展,也深刻影响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与进程。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良性互动,既有助于中美关系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东亚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有效性分析

在当前日益严峻的世界粮食安全形势下,充分发挥区域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有效性对维护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库（ASEAN Plus Three Emergency Rice Reserve,APTERR）是东亚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核心制度架构。文章在厘定区域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有效性概念、评估标准和分析问题结构、权势对比、机制属性和国内环境四维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聚焦APTERR机制探讨认为：机制虽具备一定效用,但以行为改变和问题解决的标准评估,APTERR在及时有效应对危机、扶贫减贫及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仍有效性不足。主导力不足和低制度化水平是导致APTERR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原因变量,大米政治化属性与行为体利益诉求差异、保守政策取向及履约能力不足是影响APTERR有效性发挥程度的干涉性变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中国应该也有实力为增强APTERR机制有效性发挥更关键的价值引领和公共产品供给作用。     

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的全球气候治理：争夺领导力还是走向全球共识？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定》,意味着全球气候治理很可能重回中美欧三驾马车共同领导的格局。大国可以通过竞争与合作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行动,实现全球气候治理,但是也有可能陷入领导力之争,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损害,这取决于主要大国更多是出于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的逻辑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本文认为,在当前推动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博弈中,中美欧的利益诉求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当前美欧等西方国家气候战略转型的动力主要还是争夺气候治理领导权。为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美欧等主要行为体需要加强气候合作。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应该包括深化《巴黎协定》目标的共识,完善全球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加强全球碳交易市场和零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振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展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作为维护世界金融秩序、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安排,对推动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相对上升。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并未根本改观,且仍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面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我国须立足于自身的根本利益,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探索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新思路,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求同存异,寻找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国际金融协调中采取稳健与审慎的立场,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定位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对国际定位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国际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外交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首先要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重视负责任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身份。基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定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既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也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目的。鉴于中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现实,中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绝不能轻言放弃,既要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同时又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     

略论中印两国同时崛起的地区影响和国际意义

近二三十年里,中国和印度快速发展,并在同时崛起的进程中显示出与近代以来其他主要大国崛起所不同的特点。中印两国同时崛起,不仅对亚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区格局变化、区域合作进展以及战略地位提升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全球治理和文明复兴等方面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崛起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本文认为,中国外交的走向是和平与合作,融入现行国际政治秩序,在现行国际秩序内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崛起与历史上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国际政治意义,"中国威胁论"缺乏理论与现实依据.     

亚太地缘战略新态势与中国安全

随着亚太地区新兴大国的相继崛起,亚太已成为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新重心。世界各主要力量纷纷调整各自的亚太战略,亚太地缘战略态势遂由此产生,而中国的周边地缘战略环境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面对各种挑战,中国需制定相应的亚太地缘战略,以确保其战略机遇期并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与真正崛起。     

科技变革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影响

科技变革是全球海洋治理程度不断深化的动力,但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历史上前三次科技革命在提高国家海洋活动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海上安全领域的竞争。以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进行,新技术能够促进海洋治理主体多元化,提升海上搜救效率和海域感知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大国海上竞争加剧、新的治理真空和技术非法扩散等新的治理难题。作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行为体,中国需要在运用新技术时保持自我克制,积极推动构建技术发展的相关国际规范,推动国际合作,并加强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管理。     

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政策的调整及影响分析

解构近期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中国准确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博弈,而且有助于厘清全球发展治理的建构基础和议题导向。从2018年底开始,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政策迅速转向并表现出与中国援助模式趋同的特征:资金方式上从无偿援助为主转为开始采用贷款模式,援助领域上从重点锁定治理能力相关领域转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执行方式上从以财政援助和方案援助为主转为向单一的项目援助倾斜。这一调整的直接原因在于亚太地区传统的大国博弈加剧,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援助模式更加符合南太平洋岛国的发展诉求,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援助国试图应对新兴援助国对既有援助格局的冲击。该调整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乃至全球治理领域必将产生的影响在于:一方面,"竞争性援助"客观上促成了受援国主导的发展援助模式;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变革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发展治理架构,但是全球治理摆脱大国博弈、实现去政治化仍道阻且长。     

新时代“中国减贫方案”:基本经验、世界意义与国际化路径

减少贫困是世界难题,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发展都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指引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减贫方案",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新时代"中国减贫方案"所蕴含的基本经验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展现了大国责任担当、推动了全球贫困治理体系变革、体现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加强"中国减贫方案"的国际交流合作是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参与全球治理的中等强国:一项现实议题的研究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世界财富的增长,也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催生了全球治理的需求.由于中等强国的实力弱于大国,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一直被忽视.事实上,中等强国在特定的治理领域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本文论述在硬实力总量给定的条件下,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是如何发挥不同于大国的作用,主导和促进某些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进程,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马克思论世界经济中心转移与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花了大量精力关注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过程。他们论述了世界经济中心由地中海向大西洋再向太平洋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开辟了越来越大的市场,形成了越来越大的交往空间。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起因于资本转移,以产业转移为形式,过程中伴随着国际航运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的转移。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对于中国积极应对大变局,掌握大变局主动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掌握核心科技,促进技术升级;要推动产业梯度升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合理引导资本转移,提升驾驭资本的能力;要建设海洋强国,推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