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形象对中国“大一统”历史的贡献

中华民族自有神话传说以来,由史籍与文学共同塑造形成的黄帝形象为"三皇"之殿、"五帝"之首,最称中华"人文始祖"。黄帝首创"大一统"观念并最早实践,功在当时,利在百世,其个体形象遂被增饰放大,乃至几乎无美不归,在族统、神统、政统、物统、道统等诸人文主要方面,成唯一提纲挈领、发凡起例、开物成务、率先垂范、作始成统之伟大形象,其后无论"王""臣",皆自认为"黄帝子孙"。从而无论黄帝其人在历史上的真相如何,他的形象都实已成为中华多元统一国族的超级图腾与共同信仰,中华"大一统"恒久不变的象征。影响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共识和精神纽带,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地维系并促进华夏族群共存共荣、共理共享的伟大理想与实践,尤其是中国本土"大一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总之,黄帝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笔宝贵财富,值得华夏儿女永续珍重,崇敬发扬,以血浓于水之精诚,戮力同心,为天下后世造福。     

先秦至唐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初论

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文章认为,“中华”作为民族名称最初专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作为国名则最早也是专指华夏族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带的“中国”。当时长江中游地带的楚族不在华夏族的范围内,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也不曾入华夏族之列,更边远的其他民族群体也都不是华夏族。公元前3世纪末叶之后,秦朝和汉朝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原来的华夏族为核心,形成了汉族;以原来中原地区的“中国”为基础,扩大了统治的范围,把非汉族的其他兄弟民族都包括了进去,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此大家庭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经常出现分裂,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与当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炎黄和合是黄帝新文化崛起的标志

《史记》黄帝“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引导黄帝族与炎帝族、九黎族“一笑泯恩仇”,融为泱泱华夏。这个伟大开头,就源于黄帝从八卦文化中辟出一条与崆峒广成子老学既有联系而又积极进取迥异于老学的炎黄和合大道。石刀石斧固然剪除了强暴的蚩尤,打败了炎帝榆罔的袭击,而最终毕竟是依靠黄帝的道论哲学折服了人心,永远拉开了炎黄和合文化的宽广序幕,引出我们民族史上由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几番高潮,正是民族的和合促使中国和平发展为古代世界的中心。《庄子》载:“黄帝定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空…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史迹钩沉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史迹钩沉胡远鹏中国人一向被称为“炎黄子孙”，“炎黄”即指炎帝和黄帝．他们代表了上古中国的两个部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在古籍中颇具神秘色彩。古代帝王世系，不论虞夏商周，莫不以他为上古始祖．所以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著作...     

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论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祖先地位的确立

论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祖先地位的确立沈长云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族的共同祖先，这在今天，已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包括海外华人的共识了。随着我们民族的日渐繁荣昌盛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人们对自己民族的这位公认的祖先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究竟是一位什么身份的...     

“辱旗即辱国”：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宣传与国民对辱旗的反应

国家象征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符号资源。国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象征，具有培育国民国家观念、塑造国家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等功用。北京政府时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构建五色国旗的国家象征意义，论述国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宣传“敬旗爱国”，欲使国民认同国旗来认同国家。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敬旗爱国”观念的宣传，国家观念的普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辱旗即辱国”也被更多中国人所认同，五色国旗成为时人表达爱国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广泛传播和“辱旗即辱国”观念的强化，是时人以国家象征塑造国家认同的体现，也是国家象征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基本素材的体现。     

炎黄文化与炎黄子孙

中国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文化是国内所有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不管其人数多少,在历史上都曾作出过贡献,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国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又造成中国文化既是多元的,又是统一的,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说它是多元的,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是由各地原始部族的文化融合而成的,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仍有不同民族文化存在,彼此相互影响;说它是统一的,是因为中国有着一个主体文化——即炎黄文化,这个主体文化数千年来一直是中华各民族凝聚、进步的共同基础,是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在中华文明史上起着主导的作用。炎黄文化是炎黄二部族在原始社会末期创造的,是当时(在中国境内)最发达的原始文化,具有代表性;同时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都是在炎黄文化的基础上并     

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内涵看,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整合,即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或实现各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发展。在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中,“五族共和”开启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族身份”的“二重民族构建”催生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与“平等共治”两条进路。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逐渐分野对立：国民党片面强调“国族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否认各民族,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共产党强调“各民族解放联合”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赢得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但客观上也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建设的嫌疑。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走向了协调统一。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认同整合,完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层面认同的跃升。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     

湖南成立炎黄文化学会

经过三年多的酝酿,湖南炎黄文化学会于1989年4月18日至19日在长沙成立,并召开了首次炎黄文化学术讨论会。省内社会科学界及外省学者80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30余篇。会上,大家围绕炎黄文化的渊源和性质,黄帝轩辕氏与炎帝神农氏的关系,中医学与炎黄文化以及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发展新文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很多同志认为,炎黄文化源远流长,她已有八千多年的古老文化和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主干,是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还有国外一些民族的共同历史文化之根。炎黄文化是众星拱月式的多元文化系统,她以河洛区为主导,融合了河垄、河岱、燕辽、汉江、江浙五个区系的文化。研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建构与意识铸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领性论述,这一重要论述至少蕴涵两层意义：一是从观念建构的维度阐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共同体”这一基本事实;二是从意识铸造的维度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的思想自觉和情感、价值与理性认同。就此而言,“四个共同”精准概括了中国各民族之所以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理论依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精辟阐述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形态,“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形象而辩证地阐明了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准自然性与历史性特质,“四个与共”深刻总结了各族人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所应坚持的思想指针,“五个认同”具体阐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应遵循的实践方向,其中,认同中国共产党更应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心骨和关键。     

金秀大瑶山瑶汉民族关系史论

瑶族维持自尊身份和文化特质的族群行动对立着汉族统治者治国的行为,使抗争成为瑶汉历史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抗争的失败和自由生境的丧失,瑶族逐渐流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成员。新时期,两族相互采借先进文化,形构起和谐友好的新型民族关系。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五族共和”的口号是民国元年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在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表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以实现“民族之统一”。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曾经对孙中山首倡“五族共和”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论述立宪派巨头张謇在南北和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既同意片冈的论点,又提出新的看法:即“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1907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一直到辛亥年武昌起义后 经过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都对满蒙回各族怀有否定性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外中国(藩部)”的民族整合问题漠不关心,相反,居住北方和内陆中国的满蒙王公以及旗人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既有利益,积极响应“五族共和”的口号,要求“与汉人平等”,导致南北妥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来,辛亥革命既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又是一段内外、大小“中国”交错的历史过程。     

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特征及其启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主要来源于中华传统“天下一家”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概念起源于中国近代国家转型时期“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发展于全民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性锻造,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整体性熔铸,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认同性和世界性。应该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功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引领力和影响力。     

云南苗族文学纵横谈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苗族是历史最为古远的成员之一。关于苗族的族源,史学界的说法颇多。有说《尚书·吕刑》中提到的以“蚩尤”为其首领的“苗民”,即其先民;有说《尚书·牧誓》中提到的助周武王伐纣的“髫”人即“苗”人,是他们的后代开创了楚国的煌煌伟业,有说那也就是《尚书》“禹贡”、“尧典”,《史记》“五帝纪”以及《战国策》、《淮南子》、《山海经》等许多古籍中提到的“三苗”、“有苗”;等等。但尽管各说不一,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苗族的先民远在夏代以前,就生息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了。他们同传说中的华夏族的祖先黄帝,炎帝一道,翻开了中华民族史册的第一页。     

从王骥崇拜仪式看中缅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

将三国诸葛亮、明代王骥加以神化和崇拜,是滇西各族的传统文化特征与内容之一,是在与中原文化接触过程中将本民族原始崇拜与中原民间信仰相互交融而共创、共享一种区域文化的结果,其中交织着作为跨界民族的傈傈族的多重认同感.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表明傈傈族对以王骥为象征的汉文化与国家的认同和超越族群意识的区域文化认同,该仪式还促进了傈僳族群自身认同感的增强.     

论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

中华民族形成的特征是亘古亘今的老问题 ,既有“一元”论也有“多元一体”论的观点。这些论点的依据和面对的问题不同 ,所以解释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必然相异。本文认为 ,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可以取各家之长而又可作进一步的发挥。“一元”论可视为主体族群的核心 ,“多元一体”论可更多地阐明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特征 ;主体族群的核心作用规定着整体民族的发展方向 ,开放性的作用在于保持新族群的融合及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联系 ,同时也使整体族群中某些成分异化成为其他异质族群。这种由主体开放特征形成的动态平衡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庞大的民族 ,也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心态 ,并以之接纳或传递不同民族间的信息 ,回应世界民族发展的潮流     

论构建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理论渊源、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

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点,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构建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要素和动力是全国56个民族,核心和主线是增进共同性。其在“国家-民族”关系上,体现为各民族共同维护统一完整的国家观念、共同铸牢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意识、共同拓展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为不可分割、紧密互利、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在“治理-发展”关系上,体现为共同保护、共同治理、绿色发展、协调发展。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的概念构建和实践深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对推进民族地区发展繁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

近代江南的功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族产的不甚明确的权属关系,是与“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家族伦理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多元的族群关系网络,族产与家产在族人财产观念上的相对化,也是族群关系结构中“公”、“私”相对化的具体表现。族只是家的扩大,只要族群关系的基本结构不改变,族产的性质就脱不出家族共财制之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