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中东外交成为日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日本力图在中东地区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跨国经济环流;通过创建新的能源贸易规则,谋求改变全球能源版图;通过对话扩散价值观及政治理念,在中东地区培育构建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这些战略层面的政策与行动,构成了日本积极主动的中东外交的核心。但在地区秩序层面,日本总是通过平衡各方关系并兼顾与美国的同盟立场,来充当地区政治协调者的角色,故日本的中东外交又往往表现出被动应对的特征。要化解这一内在矛盾,日本只有拓宽自身的战略视野,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维护自身利益。     

“印太”视域下日本强化防务外交研究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着力强化防务外交。日本的防务外交与其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在防长会谈、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是日本提升战略自主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又反映了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外在需求以及力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缘考量。日本持续推进防务外交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给“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台海局势和中日关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与走向

东南亚国家是战后日本开展外交最早、影响最大、根基最巩固的地区之一。日本根据自身对外战略的转移与东南亚地区形势和地位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显示了其政策上的连续性。为了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政治大国步伐,以夺取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成为了日本外交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东南亚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平衡,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一体化进程,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深化与经济盟友关系,加强与中韩等东亚大国的合作,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水平等方面,势必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新走向。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

由于二战后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外交发生演变,有必要探讨日本从环境外交向海洋外交转变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外交定位。二战结束后,日本势力一度彻底退出了南太平洋地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整合组建"太平洋岛国论坛",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外交攻势。此后,通过举办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逻辑实现了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的转变,在历史惯性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力求在南太平洋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与偏好的外交模式。目前,日本已将其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提升到与中东地区、非洲的"西翼"并重的高度,成为其海洋战略的"东翼"。中国今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直面日本的海洋战略,并与之展开博弈。     

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变,印度外交理念中的大国理想和实用主义都在上升。2014年莫迪上台以后,加快推进外交变革,提出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领导性强国"的战略目标,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在实用主义理念下突出外交的"两面性",并加快对外交机制、外交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和升级。这冲击了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原有秩序。然而,未来印度外交还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战略平衡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面临着中印关系竞合同时加强的长期考验。中印两国需要有效管理战略竞争,扩大战略共识,尽快走出当前战略互疑的"陷阱"。     

重新思考日本的中亚外交战略

中亚地区开始处于日本外交的边缘，之后日本逐渐将中亚地区作为其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选择和展示其大国地位的舞台，但是收获很少。伴随日本的中亚外交逐渐从重视双边关系转向重视多边合作，很多分析家开始认为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已经发展成为外交战略。但事实上。日本的中亚外交缺乏连续性，也没有整体性的全面的外交战略．并且追求具体的政策目的胜过战略目的。     

日本对中亚外交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演变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目前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日本"印太构想"作为当前日本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特性。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强化该构想的国际合作及公益色彩,积极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在大力宣传的同时具体规划其政策路径。日本历来将参与国际合作、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作为开拓外交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印太构想"的相关转型变化同样基于自利性诉求,具有战略指向性。日本"印太构想"尽管有国际公共产品之名,但在政策制度、对华立场、合作机制与价值理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阻碍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共产品。     

离岸制衡与支点选择：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印政策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印太战略”基本遵循离岸制衡的逻辑,根本目标是制衡所谓的“潜在霸权”中国,选择和鼓动印度作为“支点国家”承担责任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对印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优化资源配置,以“民主价值”诱导印度护持美国霸权;推卸战略责任,缓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扶持印度制衡中国;维持地区均势,利用印度构建遏制中国的同盟体系。拜登政府对印政策与决策者对印认知和印裔政治集团参与、利用印度构建外部均衡的需求以及延缓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等因素相关。拜登政府的离岸制衡战略将进一步危害中印关系,加深对南亚国家内政外交的干预,使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离岸制衡战略下的美印关系存在着战略分歧、两难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这是美印双方无法忽视的隐患。     

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对日政策

对日政策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 其正确与否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的成败。由于对日政策的重要性,在考虑其时,更需要强调从全局出发。本文拟在讨论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当今国际形势主要特点、日本现状等问题的基础上,就我国的对日政策提出意见,以期引起讨论。     

重新审视日本“印太战略”：国内政治视角下的考察

全球主要国家的“印太战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分析其形成及演进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日本“印太战略”是由国际体系压力经日本领导人战略认知、国内政府力量的传导后形成、调整的。文章以2012年末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至2020年9月卸任作为研究区间,将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嬗变作为两大阶段进行了剖析。本文提出,安倍晋三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在较大程度决定了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与走向,而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首相官邸及首相本人决策能力的强化为安倍贯彻自我认知、对“印太战略”的构建与调整奠定了客观基础。日本国内政治为观察“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及对外政策走向提供了较独特的视角。     

地区间主义视角下欧盟印太战略的功能目标及其限度

地区间主义是欧盟发展对外关系、开展多边外交的一种创新形式,欧盟印太战略是地区间主义在印太地区的新实践。在地区间主义的功能框架下考察欧盟印太战略,基本可以认为它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平衡印太地区大国关系、推进欧盟与印太地区间合作的制度建设、推动欧盟和印太地区国际关系合理化、提升欧盟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及强化集体认同等作用。但是,由于欧盟内部结构和决策过程的限制、成员国的立场和利益分歧、欧盟与印太地区国家合作关系的不对称性以及欧盟与印太地区的制度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欧盟在实现其印太战略目标上存在限度。未来,欧盟将从自身利益出发实施印太战略、谋求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作为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张学良的对日外交析论——以“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中对日外交策略为中心

1928年张学良作为东北最高负责人,在处理"皇姑屯事件"与"中村事件"中,遵循"力避冲突"的主要原则,斗智斗勇地与日周旋,成功地化解了张作霖被害后被动的东北政局,维护了地区稳定,同时排除日本势力干扰实现东北易帜和国家统一,取得对日外交战略上的成功。然而张学良在对日外交中也确有一定失策,其表现为:没有利用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向日本施压;其难以克服的恐日症思维在与日本交涉中难有进一步的作为;不善于打外交牌错失交涉资本,因此造成对日外交的诸多困难。张学良"隐忍"的外交方针造成日本方面对张学良政府软弱的判断,为此后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埋下伏笔。     

“印太”视角下欧洲战略动向及其地缘影响

本文以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几个欧洲主要国家及欧盟为研究案例,详细论述各自国家"印太"认知与战略动向,重点探讨欧洲"印太战略"的路径与举措,并深入分析欧洲"印太战略"的特征与不足。欧洲主要国家积极介入印太事务,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防务与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主要国家对印太地区的战略焦虑感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忧虑感,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特别是印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洲主要国家"印太"认知与动向增加了印太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使印太地区战略结构进一步失衡,印太地区安全与冲突风险上升。在印太地区形成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共同抗衡中国的阵线而使该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冷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日本外交战略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繁荣 ,走向“普通国家”。日本为此将开展多边、双边外交 :(1)谋求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国条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加强日美欧合作 ;在东亚地区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2 )谋求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与中国开展安全对话 ;加强日美同盟 ,积蓄力量 ,为摆脱美国的控制创造条件 ;努力解决北方领土的归属问题 ,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完全正常化。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印太”视角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

自“印太”概念于2013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官方文件之后,澳在印太区域的战略逐渐形成。这反映出澳大利亚对地缘环境变化的重新认知,战略“西翼”分量的加重,契合了其中等强国的外交传统,也展现出澳希望降低同盟转型的风险。在具体推进中,澳加强了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志同道合者”的合作,努力维持同大国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并确保海上东盟与南太岛国的“两翼齐飞”。在印太区域,澳注重与美、日、印等“印太”核心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与安全合作,强化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对华言语强硬但行动克制。展望未来,澳大利亚在印太区域的战略推进和南海政策的调整还面临着同盟依赖困境、战略错位冲击和身份定位制约等挑战,战略实施的不确定性将增大。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