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政治与治世理想——《明夷待访录》社会治理思想论析

社会治理如何容纳多元主体是当前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以黄宗羲重要的政治思想作品《明夷待访录》为研究对象,重新解构了书中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思想.从费孝通先生“双轨政治”的角度,指出黄宗羲通过明确君主本职与臣道,提出“分治”思想调整政府权力系统关系,为社会治理争取空间;通过强化学校的“治统”地位,将学校设计成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组织化及制度化的“治教合一”的社会治理机构,最终建构一种健全持久的双轨政治,即通过新型学校设计引入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治秩序从失衡到双轨化的调整.     

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     

信息、民主与法治: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

当下,行政权力已触及社会每个角落,众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决策的方式予以决定,因此善治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政府行政决策能力提升休戚相关。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与社会管理手段提升的重要助推器,行政决策的信息来源极大丰富,信息技术可以优化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提升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以及决策的质量。技术理性与制度构建的融合,需要将信息化、民主化与法治化作为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以制度来保障技术应用以推动行政决策的创新。     

论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

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自秦朝以来，一直驾驭着古代官僚帝国的政治运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皇权与相权曾发生过无数次的重大变化以及激烈的权力冲突。其中许多次的变化和冲突，直接导致了朝代的盛衰和兴亡，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选择和命运     

圈子运作如何形塑了君权合法性?——唐太宗君权合法性建立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君主制官僚系统有其特性与运作方式.在官僚系统内,君主欲使其权力合法化,就需要实现对整个官僚系统的强力控制与有效支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君主需要进行三个面向的圈子运作:一是瓦解原有的政治圈子,分割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圈子,并做到相互制衡,形成以君主为唯一中心的圈子结构;二是以圈层辐射的方式形成由亲信、 班底、 熟人圈子层层扩展与相互连接的自己人圈子,并逐步以自己人替换掉原有的政治圈子;三是通过多元的监督机制、 定时的职位调动以及争夺官员权力获取的合法性等方式,将圈间"桥"因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来的庇护关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信息技术驱动下官僚科层制的发展进阶、衍生问题与优化路径

作为“理性的治理术”,韦伯的官僚科层制为政府乃至国家治理提供了一套完整、严密、高效的组织体系,构建了稳定的内在运作机制、合法的社会秩序与外在权威格局。然而,随着“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智能算法”等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爆发,技术逐渐渗透到科层体制,给官僚制的组织形态、层级体系、权力格局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分析信息技术作为工具嵌入政府治理的广域场景,回顾从传统官僚主义到街头官僚主义再到算法官僚组织体系的转变过程,探究技术嵌入衍生的数据算法黑箱和自由裁量权等问题,最后提出平衡技术效率和政治价值,规避官僚惰性,激发人的潜力,构建技术理性与官僚制的协同治理等政策建议,希冀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论新时期中国社会组织的政府合作依赖

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寻求发展可以选择政府合作依赖、社会组织自我依赖和境外合作依赖三条路径。国内多地实践显示,社会组织较多地选择了跟政府合作,以＂退位—补位＂、＂掌舵—划桨＂等合作模式,授权、嵌入、孵化等合作方式,演绎成了社会组织的政府合作依赖。政府合作依赖在给中国社会组织带来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让社会组织面临自主性与依附性冲突、角色定位难等困境,从长远发展看,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来加以保障。     

贫困治理过程中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逻辑——基于政府质量视角的分析

国家主导的贫困治理实践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作为减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基层政府的质量对于贫困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并实现减贫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依托社会质量理论,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四期（2015年、2017年、2019年和2021年）数据探索农村社会质量的变化轨迹,并从政府质量视角对这一变化的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整体质量显著提高,社会经济保障水平、社会融合水平、社会凝聚水平和社会赋能水平均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基层政府的整体质量显著提升,具体表现为政府能力、政府廉洁、政府公正和政府可信四个指标的积极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基层政府质量提升对农村社会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表明政府质量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这为国家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及扎实推动城乡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参考。     

疫情防控视角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表现与优化路径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集中展示了我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制度威力和强大力量。上至提供政治保证的党委领导、落实主体责任的政府负责,下至筑牢安全防线的社会协同、凝聚强大合力的公众参与,都切实发挥"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治理模式的巨大效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通过规范共同体的公共价值导向、界定共同体的主体参与维度、创造共同体的联动治理环境等举措,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科学构建与优化,搭建起更加全面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     

国外规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思路及其借鉴

特殊利益集团是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产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规范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朝野共识。通过梳理国外治理特殊利益集团的典型成功经验,指出我国应该采取“重塑政府的公共性、自主性,促进利益集团博弈的多元化、均衡化,增强产权的明晰化和市场竞争的公平性”的三位一体战略,从而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实现利益均衡与社会和谐。     

从单一"政府定位"到多元"社会选择"--环境法第三调整机制变革与温州商会的环保功能拓展

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治理结构变革使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这种变化推动着国家权力的分化转移和社会公民意识的显现表达,从根本上改变了全能政府的角色和地位,政府通过提升自身能力、实现社会整合、增进社会福利的新的公共管理方式,实现利益重新分配,促进社会公正.其中,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结构正日益成为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转变,最终实现"善治"的基本力量.本文即以温州商会这一社会中介组织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法第三调整机制变革与温州商会的环保功能拓展问题.     

协同治理视野下科技社团的服务供给

新时期,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多方协同治理成为当前治理方式转变的趋势。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逐步进入治理视野,尤其是科技社团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能够通过服务供给优化协同治理的布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而,研究科技社团服务供给缺失及其制约因素,并针对性提出提升其服务供给能力的对策,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对社会网络视阈下权力寻租现象再研究

对于"权力寻租"现象的分析,学界多集中在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寻租者思想道德素质败坏、法律法规不完善与缺位等方面。在以往诸种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学中的关系、人情、社会网络、社会设置以及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和理论,探究权力寻租现象,应采取的治理举措为:弱化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加强社会监督控制力度,建立权力拥有者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优化社会设置,铲除权力寻租现象滋生的土壤;加大寻租的交易成本,使寻租者无机可乘。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社会结构这个更大的"网格"背景中来,旨在将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内化为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着眼点。从现实问题出发,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能起到承载作用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等难题。基于此,可以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新媒体语境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新媒体在农村地区的覆盖与普及,正深刻影响着农村社区的内外部治理环境,改变着农村社区的治理生态,新媒体促进了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搭建了农村社区与外界沟通的平台;打通了农村社区与高层政府沟通的渠道;提供了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新工具。因此,在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应坚持系统治理,优化社会治理模式;坚持依法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综合治理,强化社会治理功能;坚持源头治理,确立社会治理重心。发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协同作用,全面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改革深水区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应对与社会治理创新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呈高发态势,暴露出的是政府与社会关系长期疏离致使社会进入转型期后一些社会个体境遇问题愈益突出和复杂,而基于传统管制思维的公共危机管理应对乏力。治本之策是立足“以人为本”,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推动创新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构建善治意义上的治理服务型政府,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为民造福。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权力束缚与分权改革

社会管理创新在基层举步维艰，集中表现为“小马拉不动大车”，“对指标负责”而不是“对问题负责”，陷入“军备竞赛陷阱”。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权力束缚。由此必须启动实质性的分权改革，通过纵向分权提升基层政府的创新能力，通过横向分权提升基层社会的创新能力。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