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合约的风险研判与法律规制——以智能合约运行机制为视角

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智能合约具有去中心化、自动履行、不可篡改等优势。智能合约在生成前存在算法安全隐患、程序代码漏洞、私钥应用等风险，在发布中存在代码瑕疵、智能合约僵硬性等局限，在履行后相关法律主体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济法责任与刑事责任。完善我国智能合约风险防范法律前沿设计，应当统摄法学和技术科学视角，借鉴他国智能合约有益立法经验，建构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立体式、多维度、深层次法律规制体系。具体而言，智能合约事前预防机制包括完善智能合约立法，设置监管沙盒制度、私钥保护制度、行政前置审查、混合协议等。事中监管机制包括增加应用程序接口、政府监管接口、“矿工”多数决决议投票等。事后救济机制包括实行软件更新制度、扩大预言机适用范围、建立违约金或定金自动划拨机制、强化公力救济等。     

美国人工智能的公法规制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维护安全、人权保障、程序规制、监管权限、监管机制和责任分配等公法挑战,需要公法规制予以回应。美国人工智能的公法规制体系包含了公法规范体系和权力结构体系两个部分,展现出一种综合性的公法规制路径,将立法、行政和司法相结合,力图构建一种全过程的监管机制。为弥补私法路径之不足,我国有必要提倡人工智能规制的公法路径,将人工智能系统视为一种公权力行使系统,充分且审慎地考量一些国情变量,采取综合性的公法路径来对人工智能进行有效规制。     

行政资助裁量的正当化规制

行政资助是给付行政的一种,交付资金的决定给整个资助行为注入了公法的因素.行政资助的裁量权较为广泛,亟待行政法的规制.规制可从实体和程序两大层面着手,规制重点可置于法律保留、公共性、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比例性、程序的公开性、资助效果的评价等几个方面,从而确保行政资助裁量的民主化、公平化和高效化运作.     

论解制与规制重建的路径选择——以西部石油城区天然气供给体系的规制重建为例

天然气供给体系的规制重构,是由天然气供给生产的产业属性、运营方式和产业发展需求所决定的.天然气供给的自然垄断性、运营方式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产业发展的动态性,决定了重构规制的过程,体现为解制与规制的内在统一.建构"弱-经济性规制--强-社会性规制"的规制模式,意味着政府将逐渐淡化干预行业经营的微观经济政策,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应对行业生产的外部不经济和基于信息不对称而诱发的社会问题上来.协商性规制、联合性规制和激励性规制,作为政府规制的创新工具,在实践中的强弱应用,将有效克服"规制悖论",从而使规制回归于消费者代理人的公共权力身份,体现维护公共利益的本质.     

信息管理行政权规制思考——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现代社会要求行政机关对公民信息实施公共管理,需要对行政主体的信息行政权予以规制.与信息有关的行政权力与责任没有配置到行政组织的确定岗位,会导致行政组织这一权力载体的法律规制缺位,进而使行政机关行为失范,法律关系紊乱,监督机制无法发挥功能,这是造成目前户籍管理改革难以推进的制度上的重要原因.行政组织应当适应和充分运用信息化社会的条件,按照分权理念,大胆向社会放权,向组织下层移转事权,同时加强行政监管与法治监督.     

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药品价格法律规制的完善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药价虽也存在区域性的差异,但整体上仍呈现居高不下、不断攀升的态势,其危害不容小觑。而导致珠三角地区药价虚高愈演愈烈的成因,则涉及市场调节和政府监管的双重失灵、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因素。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当认真借鉴长江三角洲地区、香港以及国外注重对药品价格法律规制的经验,加快地方立法步伐,首先从构建药品定价机制、药品价格监管机构制约机制和“医药分开”机制等方面着手,努力完善本地区药品价格监管的法律规制。     

当代经济规制理论的沿革与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加速 ,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管理 ,越来越多地从直接干预国有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转向对全社会各类所有制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规制。因此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理论界加强微观经济规制理论的研究。对当代经济规制政策变迁有深刻影响的两类经济规制理论 :一是主张政府强化经济规制理论的沿革 ,简述了从早期的传统市场失灵论到消费者信息不完全理论和现代市场失灵论的发展脉络 ;二是主张政府简化规制理论的发展 ,概述了非市场组织理论、利益集团理论、政治企业家职能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规制理论等新理论     

风险规制:发展语境下的中国式困境及其解决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规制风险,提供安全保障已经成为行政活动的中心任务之一.在中国,风险规制领域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但是,由于风险规制需要相当的财政投入,并给个体、企业增加一定的经济成本,从而与短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在过于重视经济发展的思维下,这一冲突导致执法动力不足,规制任务被政府刻意忽视.因此,当下迫切需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机制的完善,促使政府改变唯发展的导向,建设一个能够协调回应包括发展、安全、公平等多元需求的政府.     

数据推理的法律规制

数据推理既是开发利用数据价值的重要手段,也可能对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和算法安全造成潜在风险。规制数据推理风险既需要尽量追求数据安全与数据开发利用之间的价值平衡,也需要有充分的技术前瞻性。国内相关立法中尽管已有较多间接支持和保障数据推理规制的规范依据,数据推理规制的直接依据及具体制度工具仍颇为有限。在众多专门性法律机制中,应当以元规制为主要的数据推理规制路径,建立和完善以数据分析安全合规为重心的规制体系。     

环境规制强度测算方法研究新进展及展望

环境规制强度测量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环境经济领域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使用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常使研究结论相互冲突。然而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量面临着多维性、同时性等障碍,尽管研究者们一直在寻求能够克服这些障碍的环境规制强度测算方法,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本文从污染减排成本、污染减排绩效、政府干预、参与多边环境协定、直接规制政策等视角对现有环境规制强度的主要测算方法进行总结,并分析各种方法的优势和缺陷,最后就环境规制强度测量方法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制的博弈分析

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文章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静态博弈支付矩阵,通过引入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被中央政府监管发现后所付出的成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被媒体曝光而导致公众的担忧等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债务风险控制上达成一致的均衡条件;由于地方政府间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文章考察了地方政府间举债发展的重复博弈模型,通过引入奖励变量,改变了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纳什均衡解。结论为中央政府严格监管与适当奖励的搭配使用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规制在合理的水平。     

中国行政垄断规制之现状与对策简析

中国已有对行政垄断进行规制的相关立法,但零星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的个别规定中,没有有效制裁行政垄断的规则,且已有立法在权威性、制裁力度等方面存在诸多瑕疵;行政法方面的有关规定也较原则性,针对性不强。时代呼唤对行政垄断行为的高效规制。本文以法学的视角,以中国行政垄断领域为语境,分析了对行政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规制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对策。     

激励性规制理论与实践研究新进展

激励性规制尤其是价格上限规制是当今西方国家运用最为普遍的的规制方法.虽然传统的规制理论在定价等方面取得较大发展,但是并没有直接的涉及激励问题.规制目的在于激励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激励性规制理论下的价格上限规制取代了传统规制理论下的回报率规制,从生产效率、成本效率、投资三个角度归纳总结激励性规制的实践效果,尤其在激励企业降低成本方面取得明显的成效.     

论外资银行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法律规制的依据是人们研究银行监管的重要问题。如果说,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双重性是对外资银行进行规制的直接反映的话,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并流行的银行监管学说则是奠定并完成了外资银行规制的经济学基础。较之经济学的发散性,多样性和抽象性,法律的趋同性、稳定性和逻辑性使其在阐释外资银行监管这一社会现象方面更具优越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除了继续以市场不完全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人们开始更多的从金融的本质属性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特殊性着手研究银行监管问题。因此,可从经济学、法学以及外资银行本身三个层面来看待我国对在华外资银行进行法律规制的必然性。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任何政府都不可回避的实践难题,而政府信息公开则是实现公民知情权,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消除谣言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法规虽然有重大突破,但对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立法仍停留在效力较低的层面,缺乏专门的立法和相关配套法律,法律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操作性较低,在处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暴露很多问题。文章着力分析了现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制的存在法律效力较低、配套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及时、全面、准确以及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困境,并从提升立法位阶、完善相关配套立法、建设动态信息发布机制以及强化信息公开失职的追责力度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证券市场上保荐人规制模式的比较分析

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规制依据监管态度可以划分为“亲投资者”和“亲保荐人”两种模式,根据监管手段可以划分为“依靠市场”和“依靠规则”的规制模式。我国保荐人是移植域外法律制度的结果,不过受制于路径依赖,对其的规制呈现出“亲保荐人”及“依靠规则”的特征。与我国保荐人规制模式相比较,英国的保荐人规制主要呈现出“亲保荐人”和“依靠市场”的特点,我国香港地区的保荐人规制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特征。为了缓解收费模式所导致的保荐人与投资者之间出现的利益上的冲突和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沿袭的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监管方式未来应借鉴香港地区的保荐人监管模式———“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模式。     

探析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

本文从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特征谈起,剖析了当前我国实施及管理现状的不足。在对规制方案的一番权衡后,进一步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并着重对其进行实务性的架构。     

降低环境规制俘获的对策研究

在环境规制过程中,污染企业通过俘获环境规制机构或通过俘获其他政府部门来对环境规制机构施加压力,其结果有可能降低治污成本、获取竞争优势,也可能会导致环境规制失效.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中的规制俘获问题,揭示其影响因素,降低规制俘获可能性,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制度,提高环境规制效率.     

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及其规制路径

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我国行政系统明显呈现出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过度制定行政规则导致行政规则过量，实施上过分倚重行政规则，优先选择通过行政规则推动改革或构筑行政管理秩序。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过度依赖颠倒了法律与行政的关系，不利于良性行政法治生态的形成。突破行政机关对行政规则的过度依赖需：理念上，重塑法律优先原则的内涵，强调法律在制定实施上对行政规则的优先性；实体上，强调行政规则制定的比例原则约束、制定规范行政规则的专门立法、细化法律文本弱化行政机关制定规则的冲动；程序上，通过建立制定时机约束机制、引入正当程序、完善司法审查等避免行政规则制定的盲目与恣意；实施上，优化行政规则的适用规则，落实法律优先原则。     

中国核电安全规制的研究——理论动因、经验借鉴与改革建议

本文针对核电低常规性风险、高灾难性风险的特点,从社会性规制的视角,对核电安全规制进行了供求分析,并从核电安全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两个方面阐述了核电安全规制的理论动因和依据。研究表明,日本核电站的泄露事故带来的危害将直接促使中国公众增加对核电安全规制的强烈需求,进而推动政府相应地增加核电安全规制供给的数量。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从规制机构、法规体系、规制力量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核电安全规制框架,并援引核电发达国家的核电安全规制模式,对我国加强核电安全规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