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价值内涵

在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政治社会论述中,现代公共领域概念涵盖了政治公共领域、文化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三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独立性的论题,其中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最为切近。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构建蕴含着三个依次递进的价值原则:基于利益纽带的工具性价值,在自主意识与伦理责任之间达成均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以及基于"健全的人道主义"的公共精神。     

国际公众认知中国时媒介接触行为比较研究——以英、美、新加坡三国为例

在了解中国的各种渠道中,外国公众使用得最多的是本国的媒介;在媒介类型的选择上,无论中外媒介,外国公众接触得最多的是互联网和电视;同时,外国公众对于媒介内容的选择上,会针对不同的目的呈现出不同的偏好。本文以英、美、新加坡三国公众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是,三国公众在对中外媒体的信任度上,多持"说不清"的模糊态度。国际公众的媒介接触行为特征,对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优化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当前环境下公共外交中的叙事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公共外交在推动国家之间多层次的交往、增进国家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公共外交呈现多维、动态、难以设防、全民参与的态势。不同层次的人员会参与到公共外交中,公众的话语影响力空前增强,公共外交呈现出新的面貌,其内容和方式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如何在公共外交中正确地展示中国形象和传播中国优秀的文化,使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这些都取决于在公共外交过程中如何进行叙事。公共外交的目的是讲好本国的"故事",在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运用好叙事技巧能够有效地实现公共外交的目的。     

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为视角

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数字化的公共媒介重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形态，对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贝马斯在其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中论述了数字新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通过他的分析可知，传统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在数字时代遭遇转变：一是公共领域的交往大众转换为虚拟主体；二是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商谈媒介；三是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他者”的权力。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这是因为，在规范意义上讲，商谈民主有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根基，离开这一基础商谈也就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就名存实亡。从现实层面上看，数字技术助长了公共领域自身的“再生产”,导致对公众新闻、公共舆论的误解，从而造成公共领域自身的扭曲。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政治模式——商谈民主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     

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

中国公共外交处于起步阶段,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等方面尚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在提升国家形象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民间交往,促进双边关系的解冻,可视为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有效方式。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局面,日本民众对中国看法处于恶化状态,这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最为棘手的挑战。应开展更有效的对日公共外交:秉持两个大局的思想,奉行全局性战略;秉持战略耐心;加强人员往来,注重精英战略;秉持客观立场,做好解释和宣传;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大力开展第二轨道交流,积极开辟战略对话渠道等。     

从“搭便车”到“被搭便车”:中国供应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选择

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搭便车者",免费地享受美国霸权带来的效益。但事实上,在东亚地区,由于美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方式、产品的性质、美国对中国的矛盾心态以及中国对周边安全环境稳定的渴求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搭便车。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东亚权力格局的变动以及由此而来的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中国在东亚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逐渐成为一个"被搭便车者",并向其他国家提供三类安全公共产品:安全效应、观念类、制度类安全公共产品。中国在东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并非要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其更多是起到弥补供应不足的作用。中国在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时,不能将目光仅局限在安全领域内,不能将供应方式仅拘泥于凭借中国自身去倡导,"以权力生产权力"和"用制度生产制度"是两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知识管理的发展与公共管理的支撑

知识管理问题已经成为国外的热点问题和国内的重要课题。知识管理应该是个广义的概念,既是个战略目标,又是个管理体系;知识管理不仅应在企业管理等非公共管理领域应用,而且应在政府管理等公共管理领域应用,此其为"知识管理广义论"。知识管理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知识管理的发展需要公共管理创造外部环境来支撑,此其为知识管理的"公共管理环境论",知识管理的发展需要公共管理在文化、教育、政府、法治等方面的配合支撑。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

从政治哲学视域看,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权力、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等诸多概念重合且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它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调和沟通二者的意见地带;是以公众为主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以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保障的社会交往空间;它通过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维护公共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目的.这种政治哲学的解读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公共领域理解的歧义、混乱和矛盾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     

公共领域中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在对当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和深刻影响过程中,不断塑造了公共领域的技术维度(如互联网络等)。但同时公共领域作为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实现交流的中介场所和硬设施,也日益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加以接纳,并在政治意义上不断改变着科学技术在公众心目中的力量形象。鉴于科技与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公共领域开始将原来被动接受科学知识的科学大众化变成了公众参与科技的政治行动。     

论公众参与公共气象服务的重要意义

公共气象服务属于公共事务,涉及广大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公益性是公共气象服务的本质属性之一,公众参与公共气象服务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公共气象服务存在着地方气象部门对公众参与公共气象服务重视程度不够,公众参与公共气象服务的领域不宽,公众参与公共气象服务的水平不高等问题。公众参与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公共气象服务的意义在于：保障公众的气象权,提高公共气象服务的公众满意度;提供服务信息,实现公共气象服务的最终目标;维护公共利益,有效防止气象部门的权力垄断;增进理解互信,共同面对气象预报风险;扩展均等服务,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再看网络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及建构

哈贝马斯意义上经典公共领域概念是国内外社会政治文明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问题。新时期,由网络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公共领域范畴的重塑或超越。同时,在当前网络公共领域社会化的中国语境下,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功能与建构研究对我们探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及民主进程发展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力求以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具体恶搞事件为例,阐释网络公共领域的相关公共参与和社会功能问题,并进一步寻找出国家与社会相关实体对其积极构建路径的有利因素,促进公民公共参与和民主进程。     

公共外交的模式新探——基于动机、手段和效果的划分标准

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有效补充,是一国全方位外交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理层面上,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划分标准展开对公共外交模式的探讨:依据动机标准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依据手段标准分为外推型和内引型,依据效果标准分为建设性和破坏性,由此构成了对公共外交行为流程的整体考察。无论是何种公共外交模式,其目标都是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为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实现更好更快的和平发展,中国亟需提升灵活运用多种公共外交模式的能力,创设出一套多种模式协调统一的"巧公共外交"系统。     

论国家公共权力的历史变迁

本文以公共权力为理论分析框架,以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解读为切入点,研究国家在现时代的历史使命。本文认为:随着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对立的消失,国家的公共权力性质将会突显;公共领域是国家公共权力存在的合理性界域;在现时代,应当加强国家公共权能作用。     

人文奥运与市民素质——对北京民众公共行为的实地观察

对北京民众公共行为的实地观察是一次为迎接奥运、提升市民素质而实施的北京市人文行动的现场观察工作。观察对象是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地点是北京公共场所,观察内容包括在公共卫生、公共秩序、公共交往、公共观赏等四个方面的行为。结果是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仍是顽疾。违规现象依然存在,公共场合嘈吵,人们彼此缺少关照及礼貌用语等。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要提升市民的素质,尤其是公共行为素质。     

"两山"理念的公共价值治理内涵与地方治理现代化

"两山"理念具有深刻的价值内涵,从公共价值治理视角来看,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念,其实质就是公共价值治理.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明确发展的"绿水青山"价值取向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公共价值创造,实现发展理念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转变;二是协调不同发展理念及多元治理主体价值冲突,构建国家发展治理的伦理价值排序;三是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价值互动,激发政府等主体公共价值生产及创造能力等."两山"理念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构成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顶层指向,为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视野、路径及价值坐标.推动"两山"理念公共价值治理在地方的实践,需要确立"两山"理念作为地方治理的价值共识和公共价值创造目标;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协商的治理格局,为"绿水青山"公共价值目标寻求广泛支持;建立能够推动"两山"理念公共价值创造的相关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等.     

海南公共外交基地之建设要素初探

公共外交在当代国际交往中受到各国更多关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亦正稳步前行,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海南公共外交基地以"三个基地一个示范区"为平台,打造面向亚洲的国际性公共外交舞台。基地建设的当前要务乃对其运作短板与建设要素予以厘清,从战略设计、政府角色、传播渠道、多元内容、本地对接、人才培养、侨务资源等若干方面来整体考虑海南公共外交基地的可行性构建路径,使基地在"十三五"时期尽快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促使海南今后相关工作得以健康运行且保持长期稳定,最终能够顺利完成"国家的外交会客厅"、"海洋权益的助攻手与舆论影响者"和"辐射全球的外交舞台"等多重任务。     

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

自由主义下的世界经济经历过两次失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设计"和"提供"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的色彩,反映了霸权国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交易成本的升高,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与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已大幅下降。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私物化"行为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使得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质疑。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为应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中国应通过创新供给模式的方式进行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     

媒介、民族国家与软实力的悖论

媒介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只有在"民族国家"这一理论视角下,这两者之间原本被遮蔽的许多问题才能显现出来.尤其是随着"软实力"理论的引入,许多学者理所当然地将媒介作为民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忽视其中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可能成为指引媒介软实力发展的重要文化感受,也可能成为民族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的危险陷阱,从而产生媒介与民族国家软实力发展的悖论式现象.只有深入研究和分析这一系列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媒介的发展与全球软实力竞争之间的种种复杂问题.     

中国开展南太平洋岛国公共外交的动因及现状评析

公共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台湾当局"外交"博弈的需要,中国亟须获得南太平洋岛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增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文化外交、华侨华人外交、援助外交等公共外交项目的开展,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本文认为,由于大国竞争性公共外交的影响,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仍显不足,应秉承"和平、合作、和谐"的外交理念,继续拓展外交空间。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以治理理论的国家战略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