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人假设带给人性理论的全新视角

"幸福人假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人性的本质问题,认为传统的人性假设理论的实质其实都是幸福人假设。幸福人假设正在颠覆着传统的人性理论,也颠覆着我们对于人生意义的传统理解。幸福人假设启示我们要重新审视管理的终极意义,到底是财富最大化,还是幸福最大化?同时帮助决策者们更准确地把握人性,真正地做到人性化管理。     

基于人性分析的中国组织管理理论模式取向浅析

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管理,人性假设是管理理论的基础,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是一个贯穿管理始终的核心问题。基于人性分析,在管理理论发展中,提出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文化人"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同时基于人性假设理论相应提出了一种管理模式。通过对各人性假设理论和管理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环境,对我国现阶段组织管理模式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道德感与自然权利——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人性论与自然法

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论者对古典自然法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将个体自然权利置于公共善之上。帕森斯认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将自利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政治强制来加以解决,从而避免了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对社会的摧毁。哈奇森通过对人性的重新理解来对霍布斯加以反驳,并指出人性中的道德感使人自然地就具有社会本性,并能自然地将人类的普遍利益作为公共善置于个人自然权利之上,政治社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求人类的普遍幸福。哈奇森关于道德感与自然权利的理论为我们深入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论建党以来党风廉政建设逻辑基点的历史转变

人性假设理论是现代管理学的前提和基础,而党风廉政建设主要是党自我管理自我建设的过程,所以人性假设对于党风廉政建设意义重大。党成立以来党风廉政建设的逻辑基点经历了由"道德人"假设到"经济人"假设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扭转现阶段反腐败的巨大压力的局面有重要意义。     

一种基于人性假设的教育思考

人性假设是从价值上对教育的一种限定,使教育建立起对人性的依赖。人性假设的最大意义是使教育有一个人性的边界和稳定的基础。人性假设意味着教育确立了自己特殊价值立场,有了这个立场教育不会轻易受世俗压力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和干预。教育的人性假设必须以人的美善本质为前提。对人性的信任,这是教育人性假设的基本条件。没有对人性的关善假设,没有对人性的真诚和期待,教育就不可能把人性作为依靠的力量,从而也将最终失去自己内在的人性依据。     

民事主体人性基础的多重视角及中国价值

在民事主体制度实践中,人性基础在认识上展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状态。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性善恶假设奠定了"经济人"民事主体理论基础;认识论视角下"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理论假设让我们看到民事主体不仅仅存在于民事法律关系之中,也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理性抑或感性的动机成为支配其社会行为的基础;在关注人生存状况的社会学意义上,民事主体既是个体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存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成为民事主体的现实存在基础。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民事主体制度人性基础的价值取向立足于传统文化,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明确和合理调整。民事主体多重人性基础的理论审视对中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意义。     

论人性假设对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

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出现过各种人性假设，如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等，这些人性假设，曾为推动我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提供过很大帮助。无独有偶，在现代管理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一些管理学家根据不同管理理论的立论，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性假设，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自我实现的人”以及“Ｘ理论”、“Ｙ理论”等。“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收益，其相应理论就是提高单位产量和支付高工资；“社会人”的假设认为人除了追求获…     

公共权力监督的"软件系统"解析

公共权力监督"软件系统"中有权力特性系统、人性系统和政治文化系统等三个子系统.权力特性既存在于公共权力监督之中,又作为公共权力监督的对立物与公共权力监督彼此消长;人性是塑造权力特性的直接因素,而公共权力监督拥有引导掌权者的人性及其所支配的权力特性的巨大能量;同时,最有能力重塑人性并开拓监督空间的政治矢量当属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基于公民参与网络的公共精神重建的研究

公共精神是民主社会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美德,是一个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素质。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公共空间比较狭窄,公共精神比较缺乏的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将会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也会影响公民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形成。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当前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两种人性假设对政府角色的影响

“经济人”与“中心人”这两种人性假设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及其官僚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及其官员的人性假设。在不同的人性假设下 ,政府所承担的角色和实施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它们都有其合理的一面 ,同时目前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境。本文将探讨这两种人性假设对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给予的借鉴。     

普布利乌斯与荀子人性观比较——基于人性与制度设计的政治视角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荀子的"人性恶"观点与美国联邦共和制下全面的人性观,分析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动态关系。前者是专制制度下单一的人性观,并由此推演出"礼治"政治设想,后者作为当代西方典型的民主制,在全面的人性观基础之上进行了共和制度设计。通过比较,一则能明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性假设,思想家或制度制定者在设计或制定制度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二则能理解制度对于人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某种制度如果付诸实施势必造成一种既定的事实存在,并对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体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     

管理哲学视域下的人性假设刍议

人类管理思想史上出现的人性假设为数众多,且多数都对人类管理实践产生过深远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较强的针对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基于特定历史条件和世界观下产生的人性假设的片面性、先验性和教条性等弊端也逐渐显露。管理哲学的目的在于理解管理科学,面对管理人性观研究的这一现状,管理哲学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构建一种更加尊重人性现实的、全面的、客观的人性假设。而从管理实践论角度提出的"价值人"假设,把人看作一种在自身个性化需要的驱动下,以自身需要的满足作为价值指向和目标去进行行为选择和社会活动的人,合理而又全面、客观地诠释了人的存在本性。相比以往的经典管理人性观,"价值人"假设具有更强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     

公民意识培育的当代价值及路径

公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法定权利和法定义务的自觉意识,包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民主法治意识等。积极培育公民意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理性选择。因此,加强科学发展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公德意识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是当前公民意识培育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展现·审视·追问——论王松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文革历史是王松小说创作的酵母。他以独特的个体经验为依托,生动地再现了文革的日常生活空间;他通过知识分子与天才儿童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描摹出荒谬年代人性蜕变的轨迹,向后来者揭示出文革形成的内在人性动因秉承难能可贵的反思意识,他以悲剧、喜剧、传奇等多元化的审美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文革书写的审美维度。     

企业管理中的企业家社会资本研究

企业家社会资本理论是解释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的尝试。企业家社会资本以“社会人”为人性假设,在企业管理中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获取信息以及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孟、荀人性理论之比较研究

孟子和荀子所谓的“性”,都是指人的先天禀赋性。但孟子的性善论强调的是人的先天禀赋性中道德理性的存在;而荀子的性恶说则着眼于对人的先天禀赋性中感官生理欲求、功利价值企望的分析与探讨,二者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由于孟、荀对人性透视的层次和角度不同,就导致了他们对道德中的个体和群体、个人和社会、寡欲与节欲、人的天然禀赋与社会后天环境关系的不同看法。孟、荀人性理论的不同,反映出战国中期发展到战国末期,士阶层社会主体意识的逐渐淡化和封建宗法观念、宗法制度的日益成熟和强化。     

教育、社会与人性的三重变奏——杜威与布迪厄教育理念刍议

基于对教育、 社会与人性的不同理解,杜威和布迪厄分别构建其各自取向不同的教育理念体系:杜威从政治哲学与哲学人类学出发,将教育看成是建设民主社会与实现人性成长的现实手段;布迪厄则从社会实践理论与批判社会学入手,将教育看成是进行文化再生产和个体争夺利益的权力场域.杜威与布迪厄对于教育、 社会与人性三者复杂关系的揭示,为后人理解教育的本质提供了助益.     

从《余震》到《唐山大地震》的艺术演变

《唐山大地震》以巨大的产业价值和主流意识功能,实现了传播和商业的双重胜利。但是《唐山大地震》对家国意识、传统伦理叙事的强调,遮蔽了《余震》个体书写与心理分析的深刻性,同时也淡化了《余震》人性批判的力度。     

个体价值观:美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视角

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互利原则 ,使学术界对公共管理中个体价值的研究相对于其它国家更加重视。目前 ,在对公共管理中个体价值观的研究中 ,学者们对三种个体价值观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 :(1 )公民正义 ;(2 )公民的基本权利 ;(3 )个体贡献。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都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公共管理者的素质与政府的工作效率。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