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塾与学校谈起

西式学校教育走向世界，而中国私塾和科举制度则早已灭亡。此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山西大学今日之规模，乃由西学专斋而来，中学专斋自行消亡，故山西大学的创始人应当是李提摩太，而不是岑春喧。     

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与中学专斋教育考

190 2年创建的山西大学堂由西学专斋和中学专斋组成。西学专斋因英人设立中西大学堂而生 ,中学专斋由原令德堂而设 ,两斋在管理制度和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师资配备和师生待遇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有所区别 ,也反映了早期西学与中学的特色     

关于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经济分析

高等教育是否产业 ?高校能否以产业的形式运作 ?这是近年来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见仁见智 ,各抒己见。笔者对之持赞成看法〔1〕,在此作进一步阐发 ,以求教同仁。(一 )高等教育是否具有产业性质 ,我们不应从理念的好恶出发 ,而应从其经济的根源寻溯 ,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2〕中 ,通过对英国灯塔制度的实证考察 ,指出“早期的历史表明 ,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信念相反 ,灯塔服务可以由私有企业提供。”对教育的早期历史考察同样表明 ,教育是作为私人品来经营和提供的 ,各种“私塾”、“书…     

第八届全国国学院院长高层论坛在郑州召开

<正>2019年8月22—23日,由黄河科技学院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国学院院长高层论坛暨传统文化教育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来自中国孔子研究院、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社科联、河南省教育厅、山西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陕西理工大学、教育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快乐的猪？——意义与经验问题的一种中式解答

＂意义与经验的关系究竟怎样＂,显然是一种西方哲学的表达方式。本文从儒家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出发,认为在面对类似问题之时,儒家哲学不是从事件承受者的＂意义＂角度考虑,而首先从事件施加者能否＂心安＂、是否＂不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一理论旨趣使得儒家思想带有强烈的实践特征,也使中国哲人在现实面前可以＂忧乐圆融＂,为这一西式问题提供了一种更愉快的中式解答。     

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另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结果,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论学校德育的主导作用

在我国社会风气十年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之后,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可避免地也带来某些资本主义社会影响的情况下,学校的德育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是否仍起主导作用?这是人们正在争议的问题之一。持否定态度的人说:“胳膊哪里扭得过大腿?学校思想教育尽管再有成效,也是顶不住社会上的‘香’风的”。不久前,我们到广东深圳、珠海特区和毗邻港澳的东莞等地就中小学的思想教育作了一些调查,发现好些学校如深圳市罗湖小学、珠海市湾仔中学和东莞县石龙中学等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些学校在两种意识形态斗争非常尖锐的环境里,不但抵制了资产阶     

1930年代中期新旧教育二元并存格局初探

民国时期,基础教育领域始终是新旧教育并存的二元化格局。以1935年为例,官方的全国性的调查统计认为私塾规模小于新式学校;但是从全国、到省,再到县区乡的调查数据显示:越往基层,私塾的规模也越大;民间研究也认为私塾超过新式小学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官方的统计。这说明民国时期私塾的能量被政府低估了。     

林语堂的人生观

与同时期的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郁达夫等人不同,林语堂的成长过程比较特别.鲁迅等人走的是从"中"到"西"的路子--从小接受的是国学教育,长大后才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如鲁迅从七岁到十七岁读的都是私塾,到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后才接触西方教育.而林语堂从小学到大学读的都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注重神学、外语而忽视国文,这就必然割断了他与中国文化的血脉.     

三十年代南京政府对私塾的改造述论

三十年代对私塾的改造,是使我国这一传统的教育形式向现代教育转化的重要一环。本文主要阐述了三十年代私塾存在的基本概况、分析了私塾存在的原因及弊端、叙述了南京政府对私塾改造的基本措施,分析了改造私塾所产生的积极成果。     

以“史”观“文”:抗战前清华国学院同学的古代文学研究

清华国学院在短短四年(1925～1929)间培养出诸多学有所成的学界中坚,形成20世纪文史研究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映照着中国现代社会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在当时"国学"语境下,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以小学和史学为主,而清华国学院的70余位同学中,只有少数同学选择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多偏"历史",所涉时代多为宋前。上述特点,是清华国学院教育培养的偏向所致,也与当时"国学"研究多关注中国历史和传统学术的文化倾向息息相关。考察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时代思潮与同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生态及其特征,管窥现代学术在"国学"场域中的展开过程,并反思学科专业化后所带来的研究误区。     

学缘所系:20世纪初厦门大学国学院的研究设想与学术传承

在中国20世纪初的学术活动中,提倡"国学"研究与兴办"国学院",成为一时之重要内容,位于东南边陲的厦门大学也领风气之先,于1926年兴办"国学院",但由于经费及相关人事问题,厦门大学国学院创立半年就宣布结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不过,"国学院"所提倡的学术研究方法、提出的研究计划,奠定了厦门大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向,一批后来者结缘"国学院"学风,着眼地域,从民俗、地理、语言、海外交通等方面入手,开创具有厦门大学特点的文科研究传统,使"国学院"余脉悠悠,代有传承.     

天朝中心论与跪拜礼仪

清廷的天朝大国思想意识，是由中国自身政治制度、统治阶层政治意识、社会历史、普遍的民众意识等层面及中国周边某些国家认可、西方国家自身行为的影响等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凝结。跪拜礼则是由古人的坐姿演化而来。要求外国使臣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并不符合近代国家关系的发展趋向。但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认识、反思，而不是外交的强迫，更不是武力的战争。     

是谁遗弃了“国学“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一个国学院,虽招来不少议论,但“国学“一词却是因此重新热了起来.其实,一所大学的一个国学院,每年培养的学生有限,对十几亿人的泱泱大国而言,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真能担纲“振兴国学“的重任?当然,如果撑起了这面“国学“的旗帜,能引来社会重新关注国学的处境,倒也还功不可没.……     

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为何混合式方法论路径更适合中国

中国的政治学,与这个国家一样,从十年的动乱中走出来,又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声望与严谨性方面都有快速的进步,并正准备争取它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合理地位。那么,我们应期望中国产生何种政治学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政治学是否应当模仿一种美式或西式研究路径?或者,它是否应该大胆地采用一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或许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国政治学政策和学术内涵的探讨,中国政治学追求一种混合式的研究路径,它给予问题导向式研究和理论导向式研究给予同等的重视。     

私塾:义务教育法律下的一种教育补充形式

私塾应当是义务教育的一种补充教育形式,它与义务教育法的目的并不冲突；义务教育是受教育者的权利,也是未成年者其父母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教育选择权.中国义务教育法应当为私塾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     

清康熙时期东北教育的发展

康熙时期是清代东北教育的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南部教育大体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北部则从无到有,开辟了教育的先河.此时的教育有儒学、八旗官学、书院、私塾等几种形式,它们的发展成了近代东北教育发展的基础.     

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

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中,作为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表现在那些方面?这是近几年来讨论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所要探索的重大问题。我认为,从中西哲学之比较这一方法论为出发点,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从根本上是“合中外古今”文化而熔成自己的思想体。维新运动是这种哲学的起点,它既不是古代经学的继续和推演,也不是外国哲学的抄袭,而是中西文化的交汇,既具有世界资产阶级哲学的一般共同点,又显示了具有中华民族形式而包含着新的内容的特殊性。这就是延续性和突破性的     

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思想比较略论

人们习惯上用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来概括洋务运动时期所出现的思想派别。然而,这两派思想究竟有什么异同?它们是否有本质差别?这是我们在考察这两派思想时所面临的最醒目最突出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不免老调重弹,但直至今日,仍是一个尚存争议,未能定论的话题。因此,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习惯上给予这两派的定义,试图从二者思想的比较中得到一点新的启示,故撰此一文,拟从如下三方面草抒管见,求教方家     

陈受中、陈过父子与山西大学

陈受中、陈过父子从上个世纪初到70年代,先后在山西大学执教。他们虽处于不同的动荡年代,但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爱国爱民,诚信笃正,治学严谨,热心教育,教书育人,为山西大学乃至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