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新思维:从社会文化心态的角度看文艺

文艺研究的思维方式是决定文艺研究的得失和水准的重要因素, 思维方式的更新是文艺研究观念更新的一个契机。本文从社会文化心态的新视角对文艺作了深入透视： 社会文化心态是文艺与社会发生关系的第一中介, 是历史文化积淀、当代文化思潮、价值判断系统三元合一的精神结构; 社会文化心态从思想倾向、题材选择、语言运用三方面对文艺创作发生制约作用, 并通过审美需求这个中介对文艺接受发生制约作用; 文艺以文艺思潮、文艺信仰、道德感化、审美情感四条精神杠杆影响、改造和构筑社会文化心态。     

近代汉语中“哩”字的话语功能与文化意义

传统语言研究一般把"哩"字作为语气词来考察,从言语交际的角度考察"哩"字的话语功能,"哩"字在话语交际中体现了三种功能,即引发话语标记的功能、表达不同情态的功能和作为焦点标记的功能。从文化的角度着眼,"哩"字的使用体现了一定的等级关系,是一种话语交际的策略。     

媒体权力和文学的关系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提出了话语不只是针对对象,而且话语涉及话语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涉及话语的权力关系。当我们考察文学时,文学和它所发表的途径有密切关系,即途径不只是意义表达的通道,媒介也在行使相关权力。论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提出了媒体权力的问题以及媒体权力视角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其次,对媒体权力进行了分层的分析;其三,分析了媒体权力作为文学研究视角的具体的意义。媒体权力作为一种对所传播信息的制衡,应该纳入到文学研究的自觉意识中。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 ,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 ;另一方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 ,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 ,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 ,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论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三分说”取代“二分说”的缘由

本文简要概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二分说,即“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的区分说,但是,由于他的“施事话语”概念本身的不严格以及他的兴趣的扩展,他后来感到很难坚持“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之间的严格区分,转而提出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即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表意行为;以言施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并就奥斯汀先后提出的这两个理论的联系性和差异性．阐释了其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

本文是对于当代中国重要的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的系统研究文章。本文首先从文体学和文化学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即通过拆解、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进而指出,大话文学的快感类型是一种生产性的快感,也是一种有限范围内的冒犯和颠覆的快感。最后,作者分析了大话文学与当代中国犬儒主义思潮的关系、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指出大话文化作为一种后全权社会的文化抵抗与文化逃逸的方式,具有批判与妥协的双重特征。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关于“强制阐释的主观预设问题”的通信

[编者按]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西方文论被大量引进中国,对中国文艺理论和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艺理论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提出的当代西方文论中强制阐释的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本刊特发表张江、王宁、朱立     

“比兴”的生命感应:“诗”与“思”的对话

“北兴”实际上是儒家诗学“人情”的一种致思方式。通过“入情”，“思”被“诗”化了，那么诗化的致思方式究竟是一种毫无规律性的胡思乱想，还是有一定内在的运用机制？如果有，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的精神内蕴，而且对后现代背景下的当代诗学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过去我们往往只满足于指出形象思维的逻辑是情感和想象。但对情感和想象本身的“逻辑”却缺乏必要的说明，本文着力于从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中“诗”与“思”的积极对话的探讨，继续展开对诗化之轴运作机制的追问，以就教于方…     

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

从文艺领域入手来研究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规律,是当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我们需要从国家形象研究这一新视域来审视“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以国家形象研究的新内涵来丰富和深化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框架,可以用理论的自觉来促进和指导文艺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探索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发挥其独特的凝聚和影响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吸收与话语建构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主要历经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引进;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处于从文艺社会学到文化研究的转变;21世纪以来,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批判性反思。     

“解”与“悟”的遇合──对“中国学派”和“阐发法”的方法论思考之一

本文试图把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及其阐发研究，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潮，放在世界性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考察。从人类认识论的辩证运动，从西方学术传统的嬗变，从华人学术群体的崛起，分析了这一学术的思潮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继而又从思维方法、研究向度、成果体现以及模式对应四个方面分析了该学术流派的文化性徵。最后再提出“解”“悟”遇合中的话语权力分配问题，既幽默又发人深思。     

中国传统哲学之“虑”的思想方式

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哲学就是“思的事情”,“思”是思想活动的唯一方式。“思”确是西方哲学的思想方式,但并不是人类唯一的思想方式。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来说,哲学的思想方式不是“思”而是“虑”。“虑”的思想活动在针对的问题的性质、问题发生的根源以及问题的诉求等方面都与“思”的思想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     

文学理论中“文学”话题的地位

文学理论作为研究文学的理论学科,它需要对"文学"的有关问题加以关注,而文学理论自身也就在这种关注中产生了话语的惯性,文学作为文学理论的起点,这一起点一旦启动,在研究的途程中就有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篇论文从文学理论的话语资源、文学理论和文学之间的疏离与切入的矛盾关系,以及文学理论如何考察文学与文学在社会中呈现的状貌的相关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基于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和谐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与舆论引导

在分析新媒体语境中公益传播所涉及“物质”、“话语”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提出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概念;对比分析国内外公益传播研究现状及趋势。基于话语理论,考察了手机媒体话语传播力的形成过程,探讨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与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手机交谈与舆论扩散的关系等内容。研究发现手机媒体强大的话语传播力,为人人参与公益传播开拓了渠道;手机媒体公益话语传播对公共话语空间构建,公共舆论引导有重要影响;手机等新媒体公益传播联通了“个人思想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开辟了构建“和谐公共话语空间”的路径。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兼谈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在文艺性与政策性两个层面,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艺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上个世纪末“去政治化”倾向,是对文艺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矫枉过正”,理论上的偏颇与实践上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新世纪以后“再政治化”以及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的呼唤,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自觉.但其对“政治”概念的诠释,显然赋予了新的时代解读.重释“政治”内涵的丰富性与开放性特征;通过重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梳理与甄别文艺与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功能等;认真反思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构文艺的政治维度,真正实现文艺自觉,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当代电视文艺与社会形态

我国电视文艺与社会生活相互影响并促进,而社会生活具有多重维度,当代电视文艺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演进而随之产生系列性变化。考察电视文艺这种艺术生活方式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生活方式或社会形态的关系,能够为电视文艺自身的价值预设、艺术视野以及审美超越寻找到现实依据。因此,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宏观与微观、外部与内部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聚焦于当代电视文艺与其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我国当代电视文艺与社会形态的独特演进路径作了整体性关照,试图在对二者的动力性阐释中寻找到当代电视文艺存在发展的本质、依据及意义。     

要唯物而又辩证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对于文艺创作的繁荣,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因限于篇幅,仅从一般阶级社会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和文艺、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两个方面,试作初步探讨。一、在一般阶级社会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讨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命题是否科学的时候,当然不能不首先触及在一般阶级社会中,文艺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或者说是否存在着政治决定文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一种关系。     

“我思”:从笛卡儿到萨特

笛卡儿以“我思”作为形而上学体系的第一原则,开创了近代意识哲学,成为近现代西方哲学话语的源头和讨论对象。比朗、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都是在答复“意识是否具有实体性”、“意识是否需要先验主体保障”、“‘我思’是认识还是存在”、“我是自为的存在还是为他人的存在”等问题时展开各自的哲学思想。梳理从笛卡儿直至萨特关于“我思”论题的发展史,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的演进和展开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冲突与沟通——当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认识与重写

审美现代性话语作为一种文化逻辑,在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理论中,围绕它的话语生产既是一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重写过程。作为一个认识过程,我们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中的现代性话语和后现代性话语;作为一个重写过程,我们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当代文化建设问题。理论上,认识与重写的良性互动是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发挥话语效力的根本机制。但迄今还不能说这一良性互动已经形成。我们应该走出冲突论认识模式,将审美现代性放在后现代性——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历史逻辑路线中加以重写。     

“二元论”与“后批评”

在当今思想文化语境里,同形而上学形影相随的"二元论"观念早已声名狼籍,但这其实并没有道理。二元论与多元论的亲近关系不仅对于人文话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批评理论的建设工作尤其不能被轻视。它不仅为尼采生命美学的建构提供过思想资源,同样也为现代结构主义诗学的崛起作出过贡献。因而对这一观念的研究应该受到当代思想家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