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路径及其走向

民俗习惯作为人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具有其深厚的生存土壤。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有利于实现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司法适用的民俗习惯必须是善良风俗,其有效运作的范围主要是诉讼调解过程。应发挥司法能动性,充分运用法律方法,从制定法中为其寻找可能的空间,重视案例指导制度对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参考作用。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民俗习惯的司法适用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制度瓶颈,要真正发挥民俗习惯在司法中的价值,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上的创新。     

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间法开始受到关注和投入.究其原因,大致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法律多元化的影响、国家法作用的局限和民间法自身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最重要的是后两者,因为在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中,渐渐表现出国家法的局限和民间法自身具有独特的优势.文章将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法学家的观点对民间法进行界定,然后区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异同,从几个方面分析民间法受关注的原因,重点放在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以及民间法与国家法融合上.     

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国家法由民间法发展而来,由于国家的加入,民间法和国家法出现了分野,同时产生了冲突、互动和融合。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二者是互动存在的。国家法借民间法而落其根,坐其实;民间法借国家法而显其华、壮其声。但两者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出现冲突,本文就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使民间法与国家法相协调的途径。     

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关系分析——兼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本文在中国农村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关系的基础上 ,认为以民事、婚姻为主干的乡规民约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 ,但这些矛盾又是可以协调的。因为它们二者在本质上是一元化的规范体系 ,即乡规民约服从于并服务于国家法律 ,前者仅是后者的有益补充。在此前提下 ,本文提出了协调矛盾的建议 :国家法在一定条件下应允许合理的乡规民约的存在与发展 ;而乡规民约也只能是作为国家法律不健全的一种权益之计 ,一旦某方面的法制健全、完善了 ,该方面的乡规民约就应随之自动退出其活动舞台     

构建西部和谐社会中民族习惯与法制的冲突整合

本文以西部大开发为语境,探讨了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秩序中民族习惯与法制的冲突整合现象,提出民族习惯与法制之间的冲突与整合都具有两面性。社会规则的多元与竞合是冲突的本质与根源所在,整合民族习惯与法制的冲突不是消灭冲突,而是通过构建良性的冲突规则整合方式对恶性冲突进行整合。进而,尝试性的在厘清民族习惯与法制冲突与整合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恶性冲突的路径选择和有关建议。     

黎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管窥——以海南四个黎族村寨为视点

在黎族这个特殊的法治语境中,作为调整黎民婚姻关系的习惯法,至今仍在影响着黎族男女的婚恋观。但由于经济因素、历史传统、伦理观念、地域特点等多重因素,使得黎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婚姻缔结方面存在着诸多冲突。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

国家法和民间法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单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而惘顾民间法的存在,即使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上是公正的,最终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未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效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国家法与民间法冲突下司法公信力研究——以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视角

国家法和民间法遭遇冲突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单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而罔顾民间法的存在,即使该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在国家制定法层面上是公正的,最终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未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判决.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在灵活中追求相对规范,在差异中寻求适度统一,在利益冲突中达到协调,使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效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这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提高司法公信力.     

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之冲突与互动的思考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 ,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我们大量移植外来法律文化“西为中用”时 ,中国本土的法治资源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历史传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长久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起着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 ,但在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 ,它与国家法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凸显 ,从而成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究竟表现在哪里 ?两者如何构建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 ?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探讨。     

黎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管窥———以海南四个黎族村寨为视 点简

在黎族这个特殊的法治语境中,作为调整黎民婚姻关系的习惯法,至今仍在影响着黎族男女的婚恋观。但由于经济因素、历史传统、伦理观念、地域特点等多重因素,使得黎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婚姻缔结方面存在着诸多冲突。     

博弈与互惠:苗族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机制

民间习惯法作为苗族传统文化事象产生历史久远,表现形式多样,根植于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苗族民间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与国家法同时并存,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与国家法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良性互动,两者在"国家-地方"、"官方-民间"、"大传统-小传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的博弈中实现互惠。     

就制定法与民俗习惯间张力论村治

本文以华北定县农村调查为基础,揭示出当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是以权威性自治为主、依法自治为辅的混合型治理模式,要使农村社会实现从权威性自治向依法代表性自治的转换,关键就是要实现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改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制定法与民俗习惯的各自利弊和相互间张力的分析,对如何用该张力去制定与民俗习惯和农村现实相适应的良法,从而实现这种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转换,并最终影响村治的历史向度做出论证和阐述。     

法律多元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选择法律多元论作为理论基础,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视角,使得更深入、全面地切入问题成为可能。法律多元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是一对相互对应的范畴,二者之间既有冲突、对立的一面,也有互动、融合的一面。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就是要协调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两种规范性知识体系的互补和并用的问题。     

试析法与正义冲突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法和正义相冲突的原因存在着深刻的背景性因素,那就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改革及职业化进程与我国社会文化环境因素还存在不尽协调或者说是未完全磨合的地方.我们应该在承认司法和正义各自具有独立意义的基础上,在各种层面协调两者的冲突关系,探寻一条和谐互动的道路.司法机关切实做到便民利民,具有人文情怀;增强法官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司法为民的整体能力;加强司法的公开与透明性;建立司法与媒体的协调合作机制;加强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黔东南雷山地区国家法与苗族习惯法关系研究

国家法和苗族习惯法一直处于一种互相磨合的状态中,有国家法对苗族习惯法让步的情况,也有苗族习惯法补充国家法的不足并不断向国家法靠近的情况。不能将苗族习惯法看作法治的对立面,必欲遏制或以现代法取代之。从社会秩序形成的角度而言,苗族习惯法是对国家法的补充。在内容上与国家法有冲突的习惯法是在国家法能够容忍的限度内存在的,同时这种习惯法符合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当地人认为其存在是合理的。     

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之反思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和冲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现象,系统阐释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现状,进而为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找合宜的调适路径,对整个中国的法治建设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俗习惯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与运用

民俗习惯对中国的司法实践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价值,更有现实的作用,包括实用、补充、转化三种功能.从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角度,对民俗习惯与国家法互动进行分析,可以印证民俗习惯对中国司法的理论价值与现实作用.因此,要充分重视民俗习惯在解决纠纷、和谐司法中的作用.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调适

以比较法的研究方法考察当代中国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处理同一类民事纠纷时所表现出的诸多不同.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认为基于中国乡土的这些民间法,至今仍然在广大乡村（特别是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规制作用,不宜以“法治统一”而排斥,甚至强行废除这些具有地方、民族和宗教特色的社会行为规则.相反,应当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作用的空间与对象,以便在处理某些案件中兼用两者之长,收定纷止争之效.毕竟在民事权利救济中,合意重于公平,约定大于法定.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与沟通

对处在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民间法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为民间法提供了存在的社会条件,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阻隔又为民间法的存在与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处理二者关系上,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挤压与消灭,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     

人本主义法学视野下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国家法应尊重体现人的善良意愿的民间法,宽容体现人的弱点的民间法,认可有利于维护和谐秩序的民间法,吸收有利于减轻人的痛苦的民间法,禁止加剧人的痛苦的民间法。在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国家法应最大限度地尊重人们选择适用民间法的权利。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利于防止国家法的异化。同理,发挥国家法的作用也有利于防止民间法的异化。建立包括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元规则体系有利于为人们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