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

论述了当事人程序参与权的内涵、程序意义，　并从宽松的参与时空、经济的参与方式、充分的参与效果等方面论述了对当事人参与权的保　护。     

论量刑程序改革中的被害人权利

2009年量刑程序改革正式启动,从目前量刑指导文件和各地实践来看,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对此,应当明确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的必要性,赋予其量刑程序中的知情权和量刑建议权,以实现建立公开、公正量刑程序之目标。     

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协商 ——基于法院和当事人协商的视角

程序协商是法院和当事人就程序运行进行的沟通和协商,在解纷方式选择、诉讼促进和庭审方式选择等领域多有体现。作为纵向层面的协商,程序协商契合了协商性司法和能动性司法的背景,具有提升诉讼效率和拓展当事人参与的价值。同时,在遵循当事人自愿、参与和程序利益保护的原则下,有必要对程序协商进行适度规制和必要的扩张。     

试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在立法上存在缺陷,不能切实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为了适应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趋势,实现法制以人为本的宗旨,保障人权,必须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程序加以完善。     

心理咨询中当事人的语言逻辑

心理咨询中当事人的语言逻辑仍然经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过程,和其他非当事人一样具有逻辑性的特征。但是当事人的逻辑前提具有主观虚拟性;表象语言指号与深层心理意义不一致;语境在其独特心理背景下表现为虚构的特征;当事模态逻辑具有专一角度特征;非陈述句逻辑的预设是其深层心理意义的信息。认识当事人语言逻辑的特殊性可以从语言的技术路线上更多地揭示当事人的心理可能世界。     

被害人认识能力的刑法意义研究

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是刑法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被害人不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那么其承诺在刑法学上可能就难以成立,这在行为人与被害人存在互动关系的犯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体而言,被害人的认识能力属于构成要件的范畴。如果被害人不具备认识能力,那么,在我国刑法中涉及被害人认识能力的一系列罪名就因为不符合构成要件,而无法展开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追究。而被害人认识能力的判断,必须结合民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被害人认识能力的刑法意义研究

被害人的认识能力是刑法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被害人不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那么其承诺在刑法学上可能就难以成立,这在行为人与被害人存在互动关系的犯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整体而言,被害人的认识能力属于构成要件的范畴。如果被害人不具备认识能力,那么,在我国刑法中涉及被害人认识能力的一系列罪名就因为不符合构成要件,而无法展开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追究。而被害人认识能力的判断,必须结合民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刑事被害人庭审参与权及其完善

长期以来,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正当性一直是理论界及实务部门关注而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被害人对诉讼程序的影响力更加凸显。因此,应着力改变当下司法实务中被害人尴尬的诉讼地位,保障其庭审参与权的名至实归,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     

论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程序公正价值

惩罚犯罪的制度诱因导致了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低下 ,在提升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世界潮流的推动下 ,我国赋予了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然而仍然有学者主张被害人的非当事人地位 ,导致这种认识的原因之一是对被害人诉讼地位价值认识的不到位。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程序公正价值的研究应从程序中立性、程序平等性、程序参与性、程序公开性、程序对话性等方面展开。     

论当事人举证的程序保障

现行法在当事人举证方面存在权利不足、程序缺失以及无法从效果上得到体现等问题。为了保障当事人举证权利有效实现,真正体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当事人举证的程序保障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充分的举证权利、完备的举证程序以及裁判文书的充分说理等。     

论当事人主义视角下的民事再审启动主体

不论是职权主义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模式,现代国家基本都把当事人主义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我国理论及实践中尚存在误区,将＂职权进行主义＂与＂超职权主义＂混为一谈,混淆了当事人主义的内涵。这种混乱的典型体现就是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置,该程序最大的问题就是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理念,由于其启动主体具有多元化、职权化的特点,造成诉讼程序混乱,司法权威不彰,终审既判力不定的局面。因此必须取消国家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确立当事人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唯一主体。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人权保障的另一视角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是调整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相互关系的准则。其含义包括意思自治和权力制约,处分原则的核心是当事人享有的诉讼处分权。处分权建立在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之上,处分权作为人性要求和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体现,意味着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及诉讼权利有管理和处置的自由,并通过处分权的行使约束法院审判行为。因此,适当扩大当事人处分权的范围,加强对处分权的保障,是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权保障的内在要求。     

项目融资--当事人及一般程序分析

项目融资是为一个特定投资项目所安排的融资,项目债券人在最初考虑借款给该项目时,以能够使用该项目的现金流量和未来收益作为偿债资金的来源,并使用该项目实体的资产作为债权的安全保障.文章将从项目融资理论和案例两方面进行分析.     

关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探讨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和保障人权,国家在实现刑罚权时,要注重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 权利的平衡。被害人成为当事人,强调了被害人与控诉机关的平等地位与相对独立,增进了被害人与 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的平衡,这样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当事人证人作证程序研究

诉讼当事人能够如实陈述自己直接经历并通过记忆存储的案件事实信息，以此来证明相关待证事实，可见，其发挥着与第三方证人相类似的证明作用。但诉讼当事人在诉讼地位方面毕竞不同于第三方证人，因而有必要为其设置一套独立而特殊的作证程序，这一程序的基本模式为：当诉讼程序进行到调查核实证据阶段时，首先让当事人像第三方证人那样宣誓或者具结，保证以证人身份如实提供案件事实信息，同时接受包括诉讼各方质询在内的法庭证据调查。通过这一专为当事人作证设立的程序，保证其讧明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理性视角下被害人谅解的价值

被害人是刑事犯罪案件的当事人之一,但其主体地位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谅解也无法得到正确的对待。被害人谅解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理性视角下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提升被害人地位,尊重和运用被害人谅解行为具有重大价值。     

未成年被害人犯罪人化的原因探析——兼谈被害之预防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而未成年犯罪人有很大的比例是由被害人转化而来。国家有义务在预防未成年人被害方面有所作为,采取宏观预防措施。大量的未成年人被害事件都表明除了犯罪人的责任外,对未成年人保护中的疏漏和未成年人缺乏防范意识是造成其易遭受犯罪侵害的主要原因。预防被害还可以通过增强公民的防范意识和改变环境中易于诱发犯罪的因素来实现,其中公民自觉防范犯罪侵害是最为主动和积极的。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当事人,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共同原告”履行控诉职能,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德国附带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作为附带诉讼的原告人而非公诉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参加公诉,具有合理性。借鉴德国的做法,我国应增设刑事第三人制度,让被害人作为刑事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从而有效解决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参诉问题。     

比较法视野下的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研究

非正当当事人这一概念伴随着形式当事人概念的发展而发展,在民事诉讼中已经获得了独立地位,要求通过程序的构建合理处理非正当当事人。我国现行立法对此内容未加规定,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前苏联与俄罗斯则分别形成了一套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分析三者制度运行的环境及存在价值,对我国的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的研究大有裨益。在借鉴及构建非正当当事人变更制度的过程中,仍需要从理论系统性、立法沿革、司法实践的规范性以及与相邻制度的契合性出发,注意平衡涉及的几种价值理念。     

论刑事被害人参与的量刑正当性

量刑程序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人民法院进行量刑活动的步骤，是刑事审判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英美法系国家量刑程序的特点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相分离，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但评议和表决规则十分严密，比较注重限制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没有单独的量刑程序，被害人参与不够、透明度不高，影响了审判公正；我国量刑程序应该包括量刑公开、量刑答辩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