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4S分析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研究

本文通过概述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过程,分析了目前地方行政问责制中的4S现状分析,即Subject、Scope、System和Standard,进而提出了通过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明确问责范围,拓宽问责领域;健全法律体系。克制问责制度缺陷等途径来完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全面追究政府责任,监督政府职能。     

我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之路径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必须重视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加强行政问责制配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用法律形式保障以异体问责为关键、以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行政问责制。     

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

阐述了行政问责制对建设责任政府的作用和意义,分析了当前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提出要从坚持权责相符原则、强化异体问责力度、明确界定问责客体、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等方面完善行政问责制.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现实对策

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逐步发展,由此形成的"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行政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新生的行政问责制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状态;界定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并找出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途径对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具有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论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突出问题及对策探微

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行政问责的范围不清、对象不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缺位、有名无实;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无程序性。因此,有必要寻求问责制之出路:规范行政问责原则;明确行政问责范围;健全行政问责法律;强化行政问责意识。     

论行政问责制下党委领导的责任

把党委领导列为行政问责制的范围,是完善我国问责制的重要一步,对于促进责任政府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存在着对行政领导问责多而对党委领导问责不够的局限,不符合权责一致的原则。加强对党委领导的问责,需要进一步明确党委领导和行政领导各自的权限,制定专向的行政问责法律,健全门责监督机制。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强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约束——基于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的缺失是造成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深层次体制性因素之一。改革方向是以完善行政问责制来推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约束,重点是将问责对象扩展为包括执行层面责任人的广义问责,这种问责方式最直接体现了权力执行层面--基层公务人员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必须正确认识与调整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由裁量权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强化行政问责制度性建设,从而有效地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类型化认定研究

由于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统一法律文本的缺失,中国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离散和繁杂的特点。由此造成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认定困局。在构建与完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过程中,必须注重责任追究认定实践中典型问题的化解。将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重心放在集体决策、上级干预决策、经听证决策以及党政联合决策失误的责任对象认定上,防止行政首长借集体决策推卸责任,杜绝上级不正当干预决策,强化行政决策听证主持人的责任承担,健全党内责任追究制度。唯有如此,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的认定才可能准确到位,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构建才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本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通过梳理分析已出台的各级问责法规,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呈现出问责机制日益规范、制度发力不断增强、问责类型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对象不全、问责方式模糊以及程序设定不规范等问题,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不断拓宽问责客体范围、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方式、进一步严格行政问责程序等措施,以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     

新公共管理阶段行政问责的变化特点

从变量关系看,公共管理内涵构成了自变量,行政问责内涵构成了因变量。从新公共管理内涵的特征入手,行政问责的变化呈现三个方面特点:新公共管理在管理内涵上的变化提升了行政问责的重要性;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顾客导向”服务理念引起了行政问责的动态性的变化;新公共管理由过程问责向结果问责转变的绩效评价变化推动行政问责标准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新公共管理阶段行政问责的变化特点值得我们在构建我国行政问责体系中进行借鉴。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论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度的构建

教育行政问责是当前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式之一。实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问责也不断推展。借鉴国内外行政问责制及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方法,研究目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理论和操作框架,力求对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教育行政绩效问责需要以科学评估为依据,以责任追究为最后手段。教育行政问责制要想取得实效,需要加强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配套改革。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实践

我国关于行政决策责任的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已将责任追究的精神深深植根于政府运作的各个层面,相关制度建设引领着责任追究体系的未来方向。但是,这一系列制度因为连带责任制度的缺失而显示出明显的不完整性,离真正意义上的责任追究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从中国行政决策责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出发,为防止决策责任追究走过场,需要重点建设完善行政决策连带责任制度。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动因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责制度的发展:一是西方国家议会问责制度的发展,如弹劾制度、质询制度、调查制度和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等制度形式的发展;二是西方国家司法问责制度的发展,如违宪审查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赔偿制度等制度形式的发展;三是西方国家行政体系内部问责制度的发展,如行政监察制度、行政裁决制度和公务员惩戒制度等制度形式的发展。这些制度都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在历史发展中改进与丰富的。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