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重功能到二元联盟:杜梅齐尔印欧文明研究中的政治发生学思考

基于社会学化的比较神话学研究，杜梅齐尔提出了由社会三重功能来形构理想的完整社会乃印欧文明所共有的意识形态的看法，这是从二元联盟的等级性团结中产生的一种政治观。通过承继莫斯与葛兰言的理论关怀，杜梅齐尔考察了印欧文明的等级构成与君权运作的社会学原理，并将联盟这一概念运用到国家内部的组织结构与运作逻辑的考察分析中。杜梅齐尔的政治发生学研究不仅改变了古典学以印欧世界的城邦制度与神圣王权为理论基点之人文探讨的视野，也拓展了人类学以土著社会的联盟组织和头人制度为问题核心的经验考察范围，为现代社会科学搭建起了一条贯通部落组织、古典国家与现代政治的比较研究路径。对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而言，这种穿透性的考察极富启发性。     

从礼物的视角看现代公益——由佛教背景的公益慈善项目引起的思考

研究利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以佛教背景的公益组织"心栈奉粥"志愿项目为切入点,思考现代公益的相互性问题。首先在关注信仰和公益的基础上,以佛教公益慈善开展公益项目为具体情境,从礼物的给予、接受和回报的过程展开研究,论证公益可以作为礼物存在。然后,借鉴莫斯礼物中关于礼物相关内涵和内在逻辑的论述,进一步展开公益双方相互性问题的讨论,并丰富礼物的现代蕴含。研究认为个体之间不同价值观的理解和相互的包容,在更加平等的互动环境中进行多次礼物的交换有益于公民精神的塑造。公益成为链接传统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重要途径。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     

实质的经济:《礼物》和《大转型》的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

莫斯和波兰尼在《礼物》和《大转型》中开创的经济人类学视角为反思当前状况提供了思想资源,但20世纪以英美人类学者为主的解读偏离了两位作者的真实意图并忽略了两者的相通性。这包括：对功利主义的形式经济概念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礼物与商品对立的反对;财富的观念和货币的形式性交换是对社会的实质性交换,即存在于社会深层结构和心智系统中的交换的组织和体现;莫斯和波兰尼在探索现代社会和个人观念的诞生问题上,可以构成互补。最后,波兰尼关于“双向运动”“虚拟商品”“嵌入”的观点以及莫斯关于“总体呈现”的论述,都应置于他们对社会的整体性和实质性的坚持中来理解。莫斯和波兰尼的论述拓展了个人和社会的概念边界,提供了对个体自由和市场的不同理解,他们提出了一种以社会整体性为基础的关于“经济”的多元概念,二者共同奠定了实质主义经济意义上的经济人类学基础。     

论物权法中占有的保护

物权法中的“占有”一词源于拉丁文Possesio，其意思为“对物的控制和管理”。它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但现代各国物权法中的占有制度，不仅来源于罗马法，而且还沿袭了日耳曼法的许多规定，这两者对后来物权法中各项重要占有制度的确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占有虽然在各国物权法中都被当作物权的一种予以专门制定，然而占有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事实状态。其涵义为特定的人对特定物在客观上的事实管领。我们现在所讲的物权法中的占有，就是指根据特定的人对特定物的事实管领关系，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和平与稳定，而对占有的现状予以…     

贿赂中的自我道德化与嵌入性腐败——基于H市纪检监察机关档案的一项文本研究

本文主要依据H市纪检监察部门的案件询问与谈话笔录文本，力图使用国家个体关系理论模型，考察贿赂行动的实践过程。通过相关文本，笔者发现，以往将贿赂行为描述为一种不道德的交易行为，并不能准确揭示贿赂行为的本质；相反，贿赂行动中的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种种符号与象征行为，有将贿赂交易“自我道德化”的强烈倾向。而就经济学角度将贿赂行动描述为权力与金钱相交换的市场行为而言，也有将贿赂行为简单化的倾向，其与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本身有着本质区别。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将贿赂界定为一种通过行动者的自我道德化表演，而嵌入在传统的礼物赠与行为与现代市场交易行为之间的特殊社会交换形态。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1913年至1930年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文明重新界定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19世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     

良知与责任:赫勒关于现代性问题的道德哲学探索

通过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与道德困境,赫勒十分敏锐而细腻地揭示了现代性问题与现代世界道德状况之间的关联,从唤醒个体良知和道德责任入手构建了一种为现代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道德哲学。她呼吁现代人追随好人的脚步做一个好人,并指出好人和最好的道德世界存在于每一个个人的道德自律中,即选择自己成为好人,然后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个好人。尽管赫勒探讨了现代道德和时代精神重建的可能性,指出了现代人的命运和责任,但她试图通过反省和规约自己达到自由的自律的道德理论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气质,也或多或少浸透着一种政治悲观主义的伤感。但是无论如何,赫勒对现代性和现代世界道德状况的反思都是当今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理论资源。     

罗马法作为金砖国家的共同法——以民法的法典化为中心

文章采用罗马法一语的法典法意思,证明金砖国家法律方面的共性是法典法。分别说明了中国法、俄罗斯法、巴西法、南非法与罗马法的渊源。通过研究印度的法典编纂史,证明了与罗马法无关的印度法也是法典法。文章建议金砖国家的学者加强法典编纂经验的交流,以及在多民族-宗教的条件下制定统一的人身关系法经验方面的交流。     

道德统计学的社会观:塔尔德与涂尔干之争再考察

鲜有人考察19世纪法国的两位重要社会学家塔尔德和涂尔干之间的争论。本文以两人都倚重的统计学方法为切入口,深入考察两人论辩的实质问题,并力图呈现论辩背后的社会观差异以及各自对社会秩序之基础的思考。塔尔德试图以客观概率的方式去捕捉作为主观变量的社会秩序的生成过程,涂尔干则秉承以凯特莱为代表的道德统计学传统,试图通过纯粹客观的统计数据来捕捉具体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正常状态。通过对两人统计学基础的不断追索,本文认为,两人的实质差异在于：塔尔德试图超越社会本体论思考,用单子论的方式把握和理解现代社会特征和秩序的基础,而涂尔干仍然从社会本体的角度做社会学式思考,探寻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础。     

政治与社会——基于对《论法的精神》的诠释

本文以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社会学诠释为出发点,重返《论法的精神》,借此澄清从现代政治科学到社会学的学科转换。一方面,孟德斯鸠借助对法的重新定义,将政治科学的视野拓宽到政府之下的社会,从而推动了从政治科学到社会学的过渡;另一方面,通过澄清政府的原则与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和礼仪的关系指出,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治并不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或附属领域,而是从政治视角出发来看的整个社会,甚至还超出了社会。借此,我们希望突破当前社会学重视社会,轻视政治的学科思维。     

自然法的古今之变:《自然社会》的思想史评析

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的范式突变是西方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社会乃是自然社会,即符合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社会,这一由亚里士多德首先系统阐述并主导着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主流学说,到早期现代受到全面颠覆。政治社会被理解为人为脱离自然状态而通过社会契约建构而成的人造物。李猛的《自然社会》一书是对上述问题的系统讨论。该书不乏有创造性综合的见解。但本文侧重于指出其中的几点不足,包括未能发现古罗马人的自由概念与主体权利概念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未能发现平等而不是权利对现代观念的构成性影响等等。笔者以为造成这些缺陷原因在于李猛放弃了他擅长的社会理论方法,而纯粹从观念史的角度来思考伦理和政治问题。     

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对接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对接之间存在困境,困境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法制轻法治、重集体轻个人、重和合轻冲突、重德(礼)轻刑(法)等特点,并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困境的消解,不能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也不能仅依赖于本土资源自生,而应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1)培植现代法律意识,去除“人治”观念,培育起真正的“法治”观念,形成民主、平等的共识;2)建构市民社会,激活契约精神;3)在立法环节上完善现代法治的同时,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快司法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路径和步骤,推进法制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     

依法治国必须弘扬正义法精神

由依法治国、依法治省到依法治市 (县、乡 )的全面依法治理 ,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型。然而 ,由于对法治精神与原则把握和贯彻上的误区和障碍 ,却出现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和懈怠主义倾向 ,使依法治理严重偏离法治目标。为此 ,必须对法治条件下的正义法精神予以重申和弘扬。这种体现时代要求的正义法精神 ,在价值导向上 ,以自由和平等为至上关怀 ;在规范形式上 ,以权利本位为基本模式取向 ;在制度理想上 ,以民主化法制为目标追求。只有弘扬正义法精神 ,才能克服依法治理过程中的不良倾向而使其沿着正确轨道走向法治 ,也才能实现法律规范体系与法的时代精神的耦合 ,从而建立起内在自觉、普遍有效的理性法治秩序 ,推动法治国家早日建立     

传统中国社会的情理与人伦:以京剧《四郎探母》为例

京剧《四郎探母》讲述的是宋辽两国交战，主人公杨四郎身处两个家和两个国的伦理困境中，而铁镜公主、佘太君、萧太后等人对情义的认同和坚守最终成全了杨四郎探母乃至回令的故事。晚清至民国，京剧《四郎探母》在民众当中十分流行，广受欢迎，但1949年之后这部剧却经历了四次大讨论，并屡次被禁演，而在解禁后又长演不衰。对四郎的同情和理解与对四郎“不忠不孝”“叛国投敌”的批评和斥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认为，京剧《四郎探母》所表达的传统中国社会是情理社会，而人们也正是通过以情理为基本取向的社会行动最终铸就了一个以情理为基本精神的社会结构。情理的根本是人伦，人伦精神贯穿于家国社会之中。     

论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一项法律化的道德规范,其本质上是一种为寻求市场利益公平的法律伦理,具有道德规范性、法律规范性和双重功能性等主要特征.作为一种基本的商业道德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贯穿于合同订立、合同履行、合同终止和合同解释等合同行为的全过程.     

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分析

附赠式有奖销售中的法律问题在现实中日益突出 ,目前法学界对其法律性质观点不一。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性质在不同情况下应具体分析为两种法律性质———买卖合同与混合合同 (含赠与的买卖合同 )。对有奖销售所附赠品的责任问题也应依其性质具体分析 ,从而得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The feminine side to Santa Claus. Women's work of kinship in contemporary gift-giving relations

The predominant male-breadwinner model having been surpassed by other forms of household organization, discussion rises on whether the female role of caretaker within households also undergoes change. The question certainly becomes relevant concerning an often less visible and/or overlooked aspect of the caretaker role, which is the ‘work of kinship’. This article looks at a specific aspect of thi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even more invisible than other caring task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gift exchange. More precisely, we explore women's role in, contribution to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 gift-giving process on three domains: the buying, giving and receiving of gifts. Results point to important gender differences: women remain chief responsible for gift selection and gift giving and invest more time in selecting the appropriate gifts for kin. They also show great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gift-giving process, of which they tend to stress the symbolic value instead of the instrumental value, which is more strongly emphasized by men. This shows that traditional role models endure in an important but often invisible aspect of the work of kinship and more generally of the caretaker role and that these role models also seem to be strongly culturally integrated by men and 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