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而治殊：论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提出一种著名的改革理论，即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引入封建制的自治原则，形成“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对于这种混合体制论的意义，当代学者通常把它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或者视为地方分权论或“地方自治论”，认为其目的是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实现平衡。本文的观点是，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不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也不只是地方分权论，还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本文的目的是论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探讨“统一而治殊”的内在含义和思想来源及其实现机制和制度条件。     

从矿区政府到地方政府:中国油田地区条块关系的形成与演变

条块关系是由“条”与“块”分别承担的任务之冲突程度决定的，条块关系的演变也是由任务之间的冲突变化所导致的。如果中央政府需要下属政府机构同时完成多项任务，那么，多项任务之间的冲突将导致条与块的形成，而且，其冲突的严重程度决定了条块关系的特征，即决定了条块结合程度的高低。进而言之，任务之间的冲突程度上升将推动条块结合程度下降；反之，将导致条块结合程度上升。这一观点来源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在本研究中得到了油田地区条块关系的支持，即可以解释在六个设市的油田地区条块关系的形成与演变。     

国家治理危机：对21世纪初美国政治的解释

美国遭遇的系统性挑战是国家治理危机。国家治理危机是指根源于政治体制能力衰退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性质由相互支持转向相互冲突的过程和状态。从现象上看,国家治理危机表现为一种双重危机,一方面国家与社会之间通过政治体制建立起来的相互支持关系趋于瓦解,整体上转向相互冲突的关系,这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另一方面自由民主体制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出现了系统性的功能失调,这就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实质而言,国家治理危机是政治体制能力的危机,这就是说政治体制作为国家治理赖以发生的支撑框架不能继续发挥足够的作用。政治体制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危机的关键所在,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力出现衰退时,既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出现危机,又会导致政治体制的危机,还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和政治体制的危机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所以增强政治体制能力才是解决国家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国家治理危机说明政治体制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时代问题的产物,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政治体制能力的发展,既是民主政治体制发展的常态,又是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题中之义。     

我国政策网络兼容性研究

我国多元化、跨层级、条块式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难以超越地方政绩和部门利益的科层制窠臼,不兼容的政策目标导致以邻为壑的政策指令和行政规章出炉,背道而驰的政策执行引发区域和部门冲突,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政策网络既关注政策过程,注重政策目标协调、政策执行中的沟通互动和政策效果反馈,对政策过程进行全程控制;又侧重结构边界互动,基于平行关系协调多元政府及社团利益,建构各级政府及社团间的伙伴关系模型,减少政策冲突的可能性。政策网络的兼容特质凸显,从整体性治理视野对多个自主政策子系统整合叠加以消除负效应,在尊重信任、信息共享基础上实现各级政府及社团跨地域、超部门、多层级的无障碍互动,促成国家与社会、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之间、利益团体及个人价值的整合融通,形成多元伙伴型共同治理格局。     

文件治理中的政策采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家和省级政府政策文本(2008—2018)数据

“文件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表现形态，不同中央政策在各地被采纳与实施的情况也是国家治理问题的核心研究议题。本文尝试突破以往政策扩散研究多只关注特定单项中央政策在各地扩散过程的局限，结合长时段大样本农村政策文本数据，对中央政府2008—2018年发布的多项农村政策在各地的扩散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相对系统地考察了中央层面的行政压力和经济激励，以及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和内在动力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政策采纳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正式政策文件运作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显示，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越大，经济激励越大，地方层面的执行能力越强，地方政府采纳中央农村政策的概率就越容易显著增加。从交互关系来看，中央政府对农村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会减小不同执行能力省份的政策采纳差异，也会减小不同经济激励政策的采纳差异。     

从州级官员设置的变动看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本文通过刺史品阶的变动、别驾的置废、地方增员与中央减员的矛盾三个视角考察了唐代州级官员品阶、职位、员额设置的变动情况,进而探讨了在这些变动因素的背后所体现的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贞观年间提升中、下州刺史品阶的改革,是唐初中央调整与地方关系政策的一项,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重视。别驾一职频繁的置废,表明了中央在对地方官职取舍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通过这种取舍性的运动,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唐前期地方员额的增员与唐后期中央对地方员额的减员改革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重要一环。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以治理理论的国家战略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     

低制度化治理与非正式制度——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一个难题的考察

治理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价值)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可以从制度的成型化、制度的认同和执行情况、对反制度行为的处罚等几个方面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总体上日益制度化。但在转型时期,由于一些领域的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因此这些领域的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这种制度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大量运用各种组织性非正式规则(制度)实现其利益,影响了治理的制度化和绩效。组织的非正式制度提供了不同于已有理论的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也为新制度主义关于非正式制度及其作用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发现。     

西方政党—国家范式的研究进路及其评价

伴随着从精英党、大众党到卡特尔党的政党政治变迁,西方政党理论建构开始从政党-社会范式转向政党—国家范式。这种理论进展以国家共识优先于政党政治为前提,以政党—国家联结为框架,采取经验描述对卡特尔党进行逻辑论证。这虽然仍然未能脱离参照精英党原型建构起来的政党—竞选制度实践,甚至还在实践上遭到各种批判,但如果引入善政评判方法就会为政党理论研究提供广阔的视野,特别是由此形成的超越政党竞争范畴的理论倾向,为国家一党执政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开放性。以往政党—社会范式把一党制归结为非民主体制,但现在的政党—国家范式建构,可以不再局限于政党竞选实践,而是进入国家治理善政目标考虑。从这种研究中可以捕捉一种善政评判导向的政党理论建构前景,由此深入探究政党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对政党、国家与社会的诸种事实做出尝试性理论解释,展现政党在政治实践中的多重面相和运行机制,这对我们以善政视角全面理解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反思与借鉴:治理视野中的中国政党研究

在中国的政党研究领域,治理或善治理论的引入多少显得有些寂寥.治理所导致的失败、善治的意识形态色彩、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特征上的冲突以及治理社会基础的缺失,这四个方面影响了治理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关联.实质上,治理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治理理论可在工具层面上运用,它并不与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拓展,治理所需的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正在逐渐成长,其社会基础并不缺失.因而,治理理论和中国的政党问题研究具有强相关性.治理或善治理论可以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诸多理论概括,诸如“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等。本文从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论概括,借助“行政外包”这一分析概念,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本文试图提出“一体多面”的概念,重新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     

Governance struggles in the case of Camp Carroll conflic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multifaceted governance struggles associated with the alleged burial of Agent Orange at Camp Carroll in Chilgok County, Korea. To deal with this incident, the Korea central government forms bureaucratic conflict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can be characterised as a joint response system, a one-voice system for press briefing, and an intergovernmental joint supporting group. However, this system conflicts with th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civic societ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why the Korean central government's bureaucratic conflict management prevails over th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It argues that the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between Korea and the USA provides the Korean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a reason to curb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vironment NGOs in the governance of Camp Carroll conflict.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调控失灵与社会的生产: 以房地产业为个案及个案拓展

房地产业具有市场性和社会性双重性格。国家对房地产业调控失灵根源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取方式的不一致,权力化市场制造了市场强势：一方面封闭了中央调控制度的执行;另一方面瓦解了社会成员自组织的抵抗行动。“强政府”体制的弱调控力这一悖论事实背后是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政府应该调整“放权”的内涵：从“放权于地方”的内部权力分配转向“放权于民”,形成两条腿走路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国家与社会“共建”关系格局,联合对抗权力化市场的侵蚀,这是中国“社会”能够成功“生产”的根本出路。     

Land Finance and the Tax-sharing System： An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发掘。地方政府行为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土地财政;利用省级的年度数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如何评价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与财政包干制相比,分税制都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变革,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而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模式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     

论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性缺陷

文章所述上市公司制度性缺陷主要是指公司治理的缺陷 ,它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 :从内部治理来看 ,主要是 :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几乎控制了从企业股票发行到上市直至公司运作的全过程 ;股权结构的畸形和单一 ;内部人控制 ;上市公司目标的扭曲 ;公司治理组织架构的矛盾和冲突等。从外部治理来看 ,主要是 :市场治理机制的不完善或治理力度不够 ;有关监管机构的监管不力和市场中介机构的不健全等     

转型期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与前瞻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迅速崛起。公民社会能够沟通政府与公民,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制约政府权力,推进民主进程,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当政者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环境、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发展、公民社会自身的缺陷等一系列现实障碍。我国应该正视当下公民社会官民二重性的客观现实,借鉴后发国家已经成功的法团主义路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实现由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转型。     

试论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为构建和谐的乡镇治理体制,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给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要认真权衡分析其利弊得失。"乡派镇政"是当前众多乡镇治理体制改革方案中的可行性路径,是改革的理性走向。这是一条因地制宜,分类改革,逐步推行"乡派"和"镇政",同时构建面向"乡派镇政"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路径。"乡派镇政"的乡镇治理体制有着明确的制度规范。     

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

项目化运作是近年来国家治理的重要模式。既有研究已揭示：在项目制下,上级政府控制权增加,而下级政府的统筹治理能力被压缩。本文通过考察国家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演变过程发现,在项目制下,政府间权责关系的明晰化使下级政府可以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上级部门的行为,维护地方政府利益。这实际上反映出,项目化运作不仅提供了从上至下的控制渠道,也同时增生了由下至上的反控手段。在这种演变中,上下级政府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双方围绕权责关系展开互动博弈,进而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基层治理的“脱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