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词学体派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

中国古典词学体派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宋代为萌生期，明代为展开期，清代前中期为兴盛期，晚清及近代为深化期。其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寻源溯流性、分析比较性、正变导引性三个方面。古典词学体派批评的发展及其特征，从一个视角映现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     

使用与阐释:先秦至汉代《诗经》学的理论描述——中国古典阐释学研究之一

:本文从辨析赋《诗》言志体现的共同伦理开始 ,探讨了使用和阐释在孟子《诗经》学中的分野 ,最后以汉代《诗经》学阐释的两种类型为论证 ,旨在说明中国经典阐释学实质上是伦理阐释学 ,即阐释者在解说经典大义时 ,通常在字面义和表达义之间建立起伦理关系 ,建立的方法是相似性联想 ,应当注意相似性联想在伦理阐释中的特殊功能与作用     

草原沙漠化问题的一项环境人类学研究:以毛乌素沙地北部边缘的B嘎查为例

以毛乌素沙地北部边缘的B嘎查为例,本文从环境人类学的角度对草原沙漠化问题进行了考察。笔者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的一套现代制度（草畜承包制度和市场机制）和其中蕴涵的文化（“私有地”的观念和“自然资本化”的态度）如何改变当地牧民原有的放牧模式、经济形态、合作精神以及自然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草原沙漠化的程度,指出现代性与沙漠化之间具有的逻辑联系。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     

孔子墨子论难文言范式流变考论(下)——墨子“语经”之源与体系

华夏哲学有否论难能力是一个不曾讨论,但关乎其文化体系价值的问题。考释揭示,孔子、墨子皆重视文言哲学。孔子倡导"法语"以规范论难文言,还概括六典为"经",其文言范式正确性来自演绎性。"经"之质在"事辞称",其哲学基础在于六典文言构造的"系"式连缀。墨子继承发展了孔子"法语"及"经"思想,创造了"语经"体系。它有"定义""说求""渔大"三物。其必然性保障论难文言的正确性。他还从孔子"经"名推演出"辞论"。其三要素"故"、"理"、"类"皆有程式。"故"恃"说","理"有"还原本意之程","类"有"十三格"。全面揭示了墨辞之理的科学性。     

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

中国新诗史上关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论争是一场偏离旨归的新旧文学的交锋。最初新文学阵营内部对《蕙的风》的诗体、内容、感情基调等方面褒贬不一,随后由新文学倡导者鲁迅、周作人等共同针对所谓的“学衡派”嫡系弟子胡梦华展开论辩,论争内容由白话诗歌审美标准延伸到新旧文学观念、文化取向和道德标准。论争过程中出现了因人废言的状况,胡梦华所提到的诗集缺点早在胡适、朱自清等人的序言中已有提及,但由于胡梦华的学术背景,导致论争偏离了文学,演变成新旧文化之争,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新旧文学争斗白热化态势,也展示了新文学运动初期偏狭敏感的文学倾向。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

1913年至1930年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将文明重新界定为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物质、制度、精神实体及它们的道德生境。本文系统考察了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的由来、学术和现实政治针对性以及对当下社会科学革新的意义。文章指出,这一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集中表达。在此期间,有宗教和科学双重基础的西方理性主义文明论与19世纪末出现的极端国族主义文化论,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结合,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灵穿梭在共同体之间,莫斯对流动在疆界之间的文明现象给予了关注,对这些现象及其形式和区域分布之研究做了人文科学的总体展望。莫斯的相关设想在当下仍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鉴于社会科学（包括美式区域研究）长期受制于国族与世界对分格局,莫斯对社会存在之“中间领域”（“诸文明”）的论述将持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     

《老人与海》的生态批评解读

在《老人与海》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危机来源于人类自身的自负和悲剧思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爱、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能实现人类与大自然的"诗意栖居"。     

人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人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内在要求,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理论前提.人的塑造与人格转型,对人的理解,人的素质,人的能力评价,人性,人的能力与个性,人的发展与代价,人的存在方式、需要、利益与价值,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核心文化理念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人学以提供理论基础和前瞻性的指导.所以,人学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有着重大的意义.     

论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

除了边界问题和中巴关系外,近年来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一问题之所以出现,既与冷战后印度洋地缘战略地位的凸显有关,也与印度和中国对印度洋在各自国家发展中的价值判断有关。中国为了维护在印度洋地区合法的战略利益,采取了"非直接进入"即合作的方式进入印度洋。印度认为中国是一个竞争性的大国,因此,中国进入其视为后院的印度洋被看做是对印度的威胁。从这一认知出发,印度采取了诸多措施制衡中国在印度洋的势力发展,中国的反应则较为谨慎和温和。印度洋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印关系中的"热点"。我们希望未来的印度洋是合作的印度洋,而不是冲突的印度洋,印度洋问题的妥适解决,能够有益于中印关系。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大局”及其比较

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战略安排上分为率先发展沿海和东部地区与继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两个大局"."两个大局"思想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理论依据,西部大开发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战,是一项长期、艰巨、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路径及对策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一项恰逢其时的战略性决策,必须依赖如下路径:走新型工业化之路;政府支持和强化市场机制相结合;振兴与扩大内需相结合;各产业均衡发展和促进就业相结合。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放到战略性高度来对待,把转变经营机制作为一项根本性任务来抓,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跨越式发展。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二、三、四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大力发展农业,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需要三省协同合作,才能互惠共赢;需要发展第四产业(即绿色产业),才能助推、实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