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的概念结构与概念变化

黑格尔思辨的概念论在当代被人们重新认识,且显示出网络表达的趋势.这一趋势最初以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为标志,随后在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科学中经历了从"概念原型"到"语义网络"的实证性扩展,又在科学历史认知的层面形成基于网络的科学概念变化研究.这个不断深化的研究过程,反映出人类语言和科学思想交往的扩大,以及不同学科间在全面求解概念问题上的相互渗透.当然,对网络化也不可作过度的阐释,对概念的研究不能止于概念本身,还必须站在客观知识的高度,寻求跨文化心理类型和认知类型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辩证阐释及坚定路径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密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进一步树立起坚定认同的必要举措.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需要依托辩证思维来展开,这根源于科学理解理想信念的思维要求、纠偏错误认知的历史经验启示以及多方面的现实需要.具体来看,对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辩证阐释关涉逻辑起点、基本理路、关键环节、突出重点四方面,由此达到理论认知上的明晰.在此基础上,探寻"学—思—践—悟"的推进路径,构筑起坚定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逻辑体系.     

水文化与水科学融通共振是当代中国治水兴水的重要路径

在人类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爱护水、欣赏水的思想与实践过程中,水文化与水科学的"融通共振"是一种客观的关系存在。水文化与水科学"融通共振"有着严密的逻辑基础以及现实的问题导向。从根本上看,解决现代水利重大问题,与水文化水科学的"融通共振"息息相关。或者说,水文化与水科学的"融通共振"有其逻辑基础、基本路径和化解矛盾的科学方式。认知和把握这些基础、路径和方式,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治水兴水的伟大实践。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时代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

历史虚无主义随意解构和颠覆我国历史,企图动摇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阻碍新时代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认知,松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影响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因此,有必要深化"四史"教育以肃清历史虚无主义,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完善形势政策教育,加强网络环境监管的同时要着力构建意识形态教育的新平台.切实深化新时代大学生对我国历史的准确认知,增强其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锻造思想和政治过硬的社会主义新人.     

简论"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做过多方面的探讨.近年来,人们又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看作一个体系或系统,对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进行研究.但遗憾的是,却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关于"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是西方历史哲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哲学家对"恶"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不少深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合理思想,对"恶"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了科学的说明.     

从表征到操作:科学的实践转向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等都视为科学的组成部份,并且分析了这些要素与科学之间极具建设性意义的结合和作用.围绕单一的一社会利益"形成全方位地说明科学,其最终的理论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自然实在论",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成为后实证科学哲学批判的靶子.表征主义的科学观是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问题和困境产生的基础.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走向操作语言的科学实践观.     

"三个代表"价值观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实践

"三个代表"价值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性质使命的深刻认知,确证了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显示了党的价值观的新发展,指明了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价值目标和实现路径.     

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民主”的缺失

中国的改革已然进入深水区,即面临着如何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其核心便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有诸多人用西方民主政治普适化来期许中国的政治改革。通过对历史上中西方民主政治形成路径的历史对比,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民主"的缺失,认为由于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众政治素养等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民主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实施,并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地方视域中的社会主义范式转换——基于广东科学发展新路的考察

本文认为科学发展观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中国进入第三个范式阶段,具有地域化特征,并以广东科学发展新路为例,从三个层面展开考察:一从地方性问题看使命转换,包括旧范式下的发展方式给广东带来的发展困境、路径依赖、改革困局,由此决定了广东在全国科学发展格局中的使命;二是从地方性认知看理念转换,包括广东对问题性质、问题症结、解决问题的思想路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的认知,由此勾勒出广东在重新理解、阐释新范式方面形成的新观念体系;三是从地方性实践看路径转换,从以解放思想为切入点、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攻点、六大转变、改革引领四个方面,论述了广东开辟科学发展新路的实践路径。     

近代"思想解放" 的历程与启示

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国人于思想解放渐成风气,并在引进和仿制西器,改革教育以培养人才,从"重农"到"工商皆本"等方面取得某些实效.但在根本性的制度创新、文化精神方面,形成了对西方的"路径依赖"而难以落实.历史的启示是:思想解放应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状态,应植根于知识与科学,应紧密联系和依靠人民群众,还应容许探索和讨论.     

信任研究的学术理路--对信任研究的若干路径的考查

当代信任研究最先是从20世纪50年代由心理学路径开始的,它将信任理解为个人的心理事件,更多地关注构成"信任"的认知性内容和情感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信任"愈来愈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信任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和经济学路径.社会学把信任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突破了只关注个体信任的心理学视域,使社会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研究变得异常重要.经济学最初是从理性选择的经济分析出发研究信任问题,后来通过融合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开创了信任的经济-文化研究的路径.信任研究跨越学科的屏障和边界而呈现出一种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态势,这在社会学路径上和经济学路径上已有比较明显的表现,而组织中的信任研究在这一点上尤具代表性.     

试论马克思理论范式的转变--从阿尔都塞的"总问题"概念谈起

人们在评价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论分期上,而忽视了他在其中所提出的关于马克思理论范式(总问题)转变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确认的双重路径实现了由哲学范式向科学范式的转变,而这一范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就在于马克思科学劳动观的形成.     

世界范围内美学的科学化发展与“审美认知”转向——兼论中国当代美学应有的三个向度

当前,世界范围内以"脑科学"为中心的认知科学研究迅速发展,并在意识、艺术、审美等问题的科学化理解方面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艺术和审美活动是人类最为复杂的一种意识精神活动,对其认知神经基础和机制的探索成为科学化美学研究的主题,这种研究将使传统美学的基本问题能够在科学的框架中获得合理解释。这一趋势合乎逻辑、合乎历史地生发出"审美认知"转向。中国当代美学应该适应知识的更新发展,在新材料和新认识的基础上建构起科学化的理论形态。     

科学接受中的主体情境因素考察

科学接受是认知主体的一个认知状态。在科学接受中认知主体对理论的归纳评价取决于其认知情景,即背景知识、背景信念等。主体的认知情景因素为主体的科学接受活动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参照标准。本文详细地论述了主体的认知情境中的各种要素与科学接受活动的关系,并结合科学史的实例来说明其对科学接受的影响。     

退着向前走--作为方法论的儒家恋古情结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形成了一种恋古情结,其核心是回到三代,并外化成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直接溶进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与认知方法,知识变成了对历史的精美回顾,其实质是把现实的价值用历史的精神表现出来,让历史成为现实的尺度.从而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退着向前走"的现象.     

从历史角度看科学划界

划界问题是西方科学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划界行为具有社会和政治后果.不考虑历史维度的纯逻辑研究割断了科学的完整历史,在理论上造成缺憾,并导致现实的困惑.西方科学哲学在划界问题中走不出片面和困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混同了标准与判据.划界标准立足于科学的本质,据此形成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不能对此提出"足够精确,便于操作"的要求.划界的判据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判定依据,在整体上体现出科学与非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差别.     

领导干部“能下”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分析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下,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是实现干部队伍新陈代谢、促进领导干部队伍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从制度变迁视阈对领导干部"能下"制度进行历史考察,分析其现实困境的制度约束与路径依赖,从塑造政治生态、构建制度体系、完善配套机制3方面探讨领导干部"能下"的路径,对于全面从严治党下打造"三严三实"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启示。     

历史书写中的真理、客观性和证据

之所以引入广义的实用主义路径,旨在阐明真理和客观性在历史学科中的作用。历史学并不需要一种新的真之理论,但有必要借用理论术语来分析历史研究中真理概念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的。所谓真理是指历史编纂学意义上所确认的一个认识论术语,而客观性是指根植于特定的同时代科学共同体(职业历史学家群体)中的一种认知美德。这一论证主要按照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来展开:首先,提出历史书写中的实用主义"真之约定"观点,论述历史之真的诸条件取决于历史话语的施为之力;其次,主张真之约定是由史家同行来担保的,换言之,历史书写中所宣之真并非取决于史家与实在的直接关联,而是基于诸如探究方法、认知价值和认知德性等学科共识;最后,建立历史书写中真理与证据之间的明确关联,论证"真之约定"是以对史家手中所得证据的批判性分析为根基的。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标准.在"共和"与"中华民族"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以前的"古代"为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后的近代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期;在"世界化"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期.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还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