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清音”在重庆地区的传承与保护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清音”在重庆地区自20世纪初以来,先后经历了8代传承人,但 目前渐趋衰微。四川清音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立项,为其传承保护带来了良好契机,根据国家相 关法律规定,建议从资源普查、项目建设、传承开发三个环节上进行保护,重新打造清音文化品牌。     

论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建设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延续和流传后世的关键,传承性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重庆市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渝东南地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予以整体性保护的文化生态区。在建设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初期,重庆市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丰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在传统传承模式“家族传承模式”和“师徒传承模式”下又衍生出“群体性传承”“教育性传承”“生产线传承”三种传承模式。本文通过调查渝东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的现状,对五种传承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传承和在生产线模式传承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潜力做了深入分析,总结出在渝东南文化生态区建设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多采用混合、多元传承模式的新思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国际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是文化遗产概念向非物质层面的扩展，其国际认同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项目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评选和“世界遗产”评选所依据的法律文件不同，目前其法律地位还不是完全一样。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可以直接列为世界遗产的品类，还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侗族大歌申遗之研究——侗族大歌申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程

本文作者以亲身经历着重介绍侗族大歌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2003年黎平县政府开展侗族大歌申请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工作,未获得成功;2005年开展侗族大歌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大歌入选了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下步申报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拿到了“通行证”;2008年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贵州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召集了侗文化专家到贵阳制作申报所需文本,贵州省电视台完成了影像的制作。文本与影像资料将于2008年9月25日上交国家文化部非遗中心,并报送到联合国初审合格。同时,阐释了侗族大歌的文化价值,保护传承侗族大歌的重要性,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以及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常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媒舆论引导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重申报轻保护、开发性破坏等问题,传媒应承担起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责任,通过舆论引导来提高全体民众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文章同时提出了传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加强舆论引导的具体措施。     

教育人类学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制研究——以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例

人类学是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研究所依托的主要学科之一,不同文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理念和方式是不同的。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价值的日益增加,河南作为文化资源大省,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近年来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面临一些困境,存在着传统的民间艺人渐渐消失、传承人的年龄偏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缺乏法制保障、传承人缺乏自觉意识等诸多问题。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教育、人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在教育人类学的文化传承视域下,应发挥地方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基础教育的校本课程之中,借助现代教育唤醒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自觉意识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与对策

长阳县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为目标,在实践中形成静态传承和动态传承、社会传承与学校传承、继承与发展相结合为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效应。“长阳模式”仍存在立法体系不完善、行政机制欠健全、传承方式弱化等问题,需从法律保障、行政主导、社会与学校协调、公众积极参与多方面有效整合。     

西部少数民族口传与非物质文化传承及发展的几点思考

文章从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发展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西部少数民族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问题。口传与非物质文化“受众群”的迅速消失,使传承与发展面临着挑战,文化生态的载体——传承人队伍的生存危机,使口传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及发展面临困境。进而提出了现阶段对西部口传与非物质文化传承及发展的思路,即全社会在观念上予以重视,政府政策上给予倾斜扶持,法律上通过立法保障。     

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进展

教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要途径。回顾近十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的成果,发现它具有“三多三少”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是多强调正规教育（学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少谈非正规教育的作用;二是多强调普通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的培养,少强调职业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的培养;三是多讨论各级各类学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实践,少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评价。思考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现状,有利于充分发挥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功能,切实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成效。     

文化符号视阈下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利用——以闽西客家为例

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冲击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传承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受到前所末有的挑战.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功能分析,它具有文化认同、沟通、审美等功能,但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受到冲击,只有利用文化符号规律能更好地传承与利用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收集整理、保护利用、人才培养、区域合作等方面发挥客家文化符号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     

从确立保存到传承复兴的“非遗”国际法保护之路——评析国际“最佳实践项目名录”制度

“最佳实践项目名录”因其重视教育传承和复兴文化价值的特性,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措施之一.我国需适应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根据“最佳实践项目名录”的评审实质标准、设立目的价值以及他国成功入选“最佳实践项目名录”的经验,按照弘扬复兴、教育传承、打破地域界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实践的模式完善法律制度,实现成功入选“最佳实践项目名录”的目标.     

论博物馆在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齐齐哈尔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和研究价值。对齐齐哈尔丰富、多元、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传承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而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有很多优势。可以从博物馆功能和优势的发挥角度,探讨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原则及途径。     

论大学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丰富多彩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频临消失和灭绝。大学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在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和保护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条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承和创新的历史使命。     

新闻媒介传播与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齐齐哈尔拥有丰富、多元、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历史文脉进行保护与传承,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通过综合运用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络新电子媒体等媒介,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优势,能够有效推进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性保护研究 ——陕西省渭南市的调查与思考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生态保护论”与“生产性保护论”的争论,在总结陕西省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互促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服务性保护论”,即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互促机制,实现二者的相互融合,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后,就如何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联动互促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     

近二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新途径,也是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新突破。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期刊文献,运用Citespace和中国知网计量工具,梳理了我国近二十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脉络。研究内容主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教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嫁接、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与教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队伍建设与教育文化场域营造等。研究呈现内容丰富、视角多元、以质性研究方法为主等特点。研究认为,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与教学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师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法律和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具身认知等内容的研究。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业培育研究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但面临着知名度低、艺术水平下滑、缺少资金、没有市场、传承艰难等困境。当代社会流行艺术的冲击、保护意识薄弱、法律法规不健全,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是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边缘化的原因。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业培育策略,是一个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推近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业应从五个方面来实施:加强传播和宣传体系的建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综合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衍生品;寻求法律保障与政策扶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