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犹太教的善恶观

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善恶观。犹太教在对"善"、"恶"独特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其极具特色的善恶观。在传统犹太教中,善恶是以上帝作为标准的——顺从上帝律法的就是善的,违背上帝律法的则是恶的;上帝还是那个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恶的存在的根源在于人本身,因为人有意志自由;上帝总是公义的,上帝会按照自己的标准惩恶扬善,而人应该笃信上帝、谨守律法,从而去恶从善,过一种道德的生活。犹太教的善恶观虽然大多体现了宗教伦理的特色,但它同样能为我们世俗伦理的建设提供一种宝贵的资源,并能带给我们更深的思索和有意义的启发。     

公关原罪

原罪，指与生俱来的罪过。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受到蛇的诱惑，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这一罪过就成了整个人类的原始罪过，故名原罪。同时，基督教认为此罪一直会传至所有后代，为此需要基督的救赎。原罪，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罪过，二是救赎。     

罪与恶的体认和超越--论卡夫卡生命信仰的永恒之思

卡夫卡的信仰奠基于对原罪和善恶观念的理解之上,在他看来,原罪使得人类被上帝所离弃,但是人类由此而知羞耻、辨善恶,并在善与恶的决断中进一步意识到了自我的局限,面对上帝隐匿的现实,基于对罪的体认和恶的认知,人类必须在自身生命的精神世界中重新找寻信仰的根基。卡夫卡的信仰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是对存在的反思,也是对人类精神永恒的一种追求。     

论基督教视阈中的罪恶本质

源承柏拉图思想的奥古斯丁以光照论的哲学根据,在其"基督教学说"中阐发了爱与恶的伦理学,自由意志和原罪、人的堕落和上帝的恩典成为其最大特色。托马斯.阿奎那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教义,在其自愿行为理论基础之上强调了自然理性对人之自身救赎的深切含义,上帝的启示与恩典才变成更大目的或更高目标追求的必由之路。联结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伦理学说的阿伯拉尔理性伦理学,其既维护传统的原罪信仰,又以辩证法的精粹详细解析由罪之产生到上帝救赎全部过程,其对理性辨证的坚持以及对意图之恶的强调,完美的区分了信仰意义上的动机决定论与世俗律法中的效果判断。以阿伯拉尔为中轴,在同一基础上,三者互有差异,共同组成基督教伦理学的庞杂教义体系,反映出各历史时代的信仰特色与理论趋势。     

奥古斯丁原罪论所透视的人类生存之维

本文从生存论的角度对奥古斯丁的原罪论进行解读,指出奥古斯丁的原罪论透视的人类流变的生存境遇之下的基本维度,表明人类永恒地生存于"超越性"与"有限性"的悖论之中;生存于诱惑之网中;生存于为罪性所渗透的向度之中。因而,人类的生存从总体上讲是一场悲剧,奥古斯丁用上帝的救赎来消解这一悲剧性,提示了人类的幸福之路。     

论莫里亚克小说中的宗教意识

莫里亚克的小说通过对人生罪与恶的种种描写,揭示了原罪与救赎、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即罪孽是被上帝拯救的先决条件,人正是通过罪孽才与上帝联结在一起的。由此,其作品在罪与恶的铺写和比照中升华了宗教思想,这既是作者面对现代社会的物化与冷漠、现代人的孤独与忧郁所作的思考,也是他通过作品所试图指出的救治之路     

“对树的罪”和“对女人的罪”——奥古斯丁原罪观中的两个概念

本文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卷十四的第10章中"对区分善恶之树的罪"和"对女人的罪"的区分出发,讨论了他对原罪的两种理解.一方面,奥古斯丁认为初人偷吃禁果是因为高傲,这是一切罪的开端;另一方面,又认为堕落之后便出现了淫欲之罪,这成了堕落之后一切罪的统称.二者都是对原罪的理解:前者是人之罪的哲学根源,后者是人之罪的现世表露.     

罪感的起源与生命的解放——尼采对希腊悲剧精神与基督教原罪意识的比较剖析

原罪是基督教的观念，是人在基督教的上帝面前的精神处境。尼采以谱系学的方法追踪负罪、惩罚、良心谴责等与基督教原罪意识相关的伦理观念和宗教观念，指出这些观念源于怨恨者的心态，是虚弱生命的表达。而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不同，冒犯是希腊人在诸神面前的精神处境，彰显的是人的强健与高贵，希腊人的悲剧艺术正是这种精神姿态的显现。通过这种比照，尼采意图回归古典，恢复生命本身的神性。     

论《圣经》的生态伦理观——兼论原罪的现代模式与生态危机

基督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其宗教典籍《圣经》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基督教认为所谓生态伦理表面上好像只是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则涉及神与人、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圣经》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人并非自然的主人,人只是自然的看护者;如同人需要休息,包括土地在内的整个自然也需要休养生息;人神关系的扭曲带来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生态问题首先是"原罪"和灵性的问题,原罪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物质主义与拜金主义等方面的灵性堕落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原因,人对罪的悔改可以带来人与人、神与人关系和自我灵性的恢复,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和好并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霍桑作品中“原罪”和“本罪”的交织与矛盾探析

霍桑的许多作品都同时充满着“原罪”和“本罪”的思想,两种思想交织、冲突在一起,体现了霍桑罪恶观的矛盾性.从《圣经》中的“原罪”与“本罪”思想出发,探析霍桑作品中“原罪”和“本罪”思想之间的交织与矛盾,进而探讨霍桑罪恶观的矛盾性.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

“救赎论”是以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为前提的,原罪的思想即罪感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原罪的思想”———这种观点几乎成了人们的常识、共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于西方文化中的“原罪思想”,这一思想可能就蕴藏在庄子关于“混沌开窍”的寓言之中。各民族关于原罪的思想,可能正是自己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巨大的精神文化资源。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原罪思想”。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

恶是善的对立面,是哲学的关键点。对恶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西文化精神特质的差异。本文认为,作为中西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在恶的来源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恶来源于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是“气质之性”的败坏所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原罪破坏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在恶的消解问题上,儒家消解恶的途径在于修身求己,通过道德修养来发明真心、本性,去恶扬善;基督教消解恶的途径在于神的力量,只有通过信仰基督,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获得救赎。达到善的目标。在恶消解后的终极结果问题上,儒家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的圣贤,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基督教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无原罪在身的“第二亚当”,终极社会理想是“爱人如己”的“上帝之城”。     

西欧文明探源之“原罪说”

因为上帝的仁慈和博爱,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一方面具备了领悟上帝意志的能力,拥有了追求真善美的理性能力;另一方面又限于自身主观条件制约,不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而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的罪恶与生俱来。这样,人类在祈求上帝赐福的同时就得抵制灵魂和肉体的贪欲;人类在追求幸福、建立天国的时候,就必须直面原罪与救赎。于是在寻求救赎的同时,人类的理性意志最终实现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华美转变。从救赎论、权力观、法律意志等方面论证"原罪说"在西欧文明起源中的作用。     

自由意志与善恶决断：论奥古斯丁的自由决断

至善的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那么为何还有恶?恶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奥古斯丁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上帝所造的一切物都是好的,包括人,但为什么人会犯罪而堕落呢?为什么在善恶的决断上出现了问题?不论是“始祖”受“蛇”的“引诱”,还是“始祖”与“蛇”的“共谋”,但都是因为“自由意志”,所以在择善避恶上自趋于下流,背离了上帝的看护和嘱托,为世俗之事所累,过着肉身无法支撑起高贵灵魂的龌龊生活,上帝面对人类如此尴尬的境地,上帝知情却怨而不怒,在十字架上漠视着人类的无耻。     

试析基督教和儒家的罪恶观

在《旧约》(希伯来圣经 )和《尚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以色列人和中国的上古先民在有关上帝的观念 ,以及上帝如何护佑善人和他们的国家 ,如何惩罚罪人和毁灭他们的国家方面 ,存在诸多相似看法。而在《新约》和《论语》中 ,随着保罗阐发“原罪”和“基督拯救”的观念 ,和孔子对“天命”和“君子”的义务的新解释 ,它们间的重要区别就显露出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各自的特色。本文试以保罗和孔子的观点为代表 ,比较基督教和儒家有关罪与恶的看法     

从《红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看霍桑的反超验主义思想

在霍桑代表作《红字》中,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投射出反超验主义思想。超验论者认为人只有融合到自然中才能赢得最高的精神体验,人可以通过自然找到通往上帝的途径,最终人因为具有某种神性对自然起主导作用。而《红字》中的自然则呈现出善恶二元性,霍桑认为人在自然中无法去除内在固有的罪,无法在与自然的融合中获得某种神性。霍桑秉承基督教自然观的传统,认为上帝对人和自然都具有主导地位,否认超验论者所宣扬的人对自然的统治作用。     

从“根本恶”看康德对基督教的哲学转化

“根本恶”是康德宗教哲学的轴心概念,这一概念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以此为契入点可以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所做的哲学改造。根本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在康德那里,“本性”是人类自由采纳某种道德准则时所凭依的原初主观根据,它在道德意义上具有先天趋恶倾向,实质在于道德秩序中的主次颠倒。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作为人神秩序的原初颠倒可谓根本恶的“原型”,根本恶是对原罪说的哲学转化。同原罪一样,根本恶也源自人的自由运作,通过先天推论,康德得出恶的原初主观根据出于人类先天的自由本性,并存在于“任性自由”为自己制定的准则里。“改恶迁善”如基督教新生一般,既是一场自由自觉的心灵革命,其可能性根据在于人的本性中存在不可磨灭的原初向善的人格性禀赋,也是一个通过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渐改良、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也包含着对基督教教会观念的哲学转化。     

罗伯特·施佩曼的善恶观论析

善恶观念是道德哲学中最基本的一对概念,是人们对某种行为或事件道德与否的评价、观点和看法。随着社会生活中价值观、道德观的急剧变化,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显得极为必要。如何把握善恶的本质及功能,如何确立善恶的标准以及如何对善恶问题进行新视野、多角度的研究,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德国著名哲学家罗伯特·施佩曼认为“善”与“恶”受制于文化形态、时代、社会阶层以及使用该词语者的性格特征等诸多因素,它具有相对性。判断行为是否“善”的最终标准就是看此行为能否促进人格的健全发展。一个人一旦形成了坚定的内心信念,就会在内心信念的支配和驱使下,对自己的道德活动行为进行自我评价和审视,自觉履行道德义务,产生善举。     

《红字》中的原罪观解读

始自人类诞生之日的"原罪观"在霍桑的<红字>中被赋予了作者独特的个性特色.霍桑在小说中通过几个人物的命运反复探讨了"谁是真正的罪人"、"罪恶的根源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并给出了不同凡响的答案:犯了不可遏止之罪的海斯特和犯了隐匿之罪的丁梅斯德都不是真正的罪人,真正的罪人是犯了"探究他人灵魂之罪"的齐灵沃斯,罪恶的根源正是那些自以为有权审判他人罪过的清教统治者.     

从天理与善恶关系的角度看程颢与程颐天理的异同

程颢的天理与气为一体而尚未能分离,故而在程颢看来,气的善恶必须由理的善恶来负责。程颐则放弃了其兄理有善恶的观点,而将以善镇恶之理发展为纯善无恶之天理。此即将天理与气区分开来,理不再对气的恶负责,从而将恶的根源完全推给了气。这样,程颢与程颐的学术重心便很不相同,程颢的天理与气一一对应,故而其理与气关系的问题不多,主要的问题在于天理与性的关系问题,即天理的善恶如何经心性拣别而形成善性的问题。程颐则已解决了此一问题,其“性即理”将性与理直接贯通,其学术的中心在于如何处理理与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