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合流

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最显著的两大特征就是社会组织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兴起和社会工作专业的迅速凸显。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虽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着同样的渊源,但是在中国却缺乏彼此之间的交流和联系,甚至围绕着专业化和本土化等议题还存在着一定层面的张力。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的分流给两个部门都带来一定的危机。随着《慈善法》的颁布,二者合流势在必行。二者的合流将有助于形成更重要的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力量。当下,对于这种合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式的研究是解决分流危局的重中之重。     

公益信托：我国公益慈善的出路样本

从＂郭美美事件＂引发出来的诸多事件之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公益事业管理上的不透明和公益事业官办化的痕迹,引起了社会情绪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于是,＂郭美美事件＂成为了这种情绪的一个宣泄口,从而也成为推动中国公益事业体制改革的新动力。然而,无论何种事业,仅靠道德力量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成熟的机制。许多人就此想到了公益信托,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很多发达国家取得了成功经验。在目前现有的条件之下,公益信托或许正是我国公益慈善改革的一个出路样本。     

公益组织传递慈善之利的条件——以晋江慈善总会为例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类型,发挥着传递慈善之利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条件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晋江市慈善总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做强了慈善品牌,提升了慈善工作的影响力,发挥了慈善的积极作用;做大了慈善基金,提高了慈善项目的救助能力,最大限度地配合了晋江市委、市政府的相关救助工作,促进了社会和谐。     

合作的慈善:香港地区政府与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关系及启示

香港社会现代慈善传统的形成与各大宗教团体密切相关.基督教会为回应社会问题发起慈善事业,奠定香港早期社会服务的基础.其后佛道教也积极致力慈善事业.港府早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社会问题增多而逐步承担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责任,确立政府出资并负责监管及与志愿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模式.政府监管包括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注册、免税、募捐活动的审批和社会福利署对宗教慈善机构的服务施行监察职能.政府既给志愿机构进入慈善服务的自由,同时它们也有被政府淘汰退出的可能.在这种框架下,香港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处于竞争性的慈善市场中,宗教慈善公益组织必须提高服务绩效和强化管理与透明度以获得社会认可方能维持自身生存.由于政府和宗教慈善组织的视角和利益差异,特别在牵涉到外部的社会公众与舆论压力的情况下其合作关系有时也充满张力.香港特区的这种模式及其经验为大陆在推进宗教慈善活动方面提供了某种借鉴.     

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面向分析二者关系。文章通过整合新制度主义视角与合作治理理论,构建出涵盖治理吸纳、专业性、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三者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中嵌套在56个城市的746个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分析,发现治理吸纳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可以调节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治理吸纳是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前提,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在政社互动中发挥能动性的重要保障。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的回溯与展望

在公益慈善发展历程中,女性从未缺位,发展女性公益慈善事业是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女性公益慈善的发展经历了以宗教驱动性与个体自发为主的古代阶段、渐显自觉的近代时期以及全民慈善的现代阶段.目前我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虽获得稳健发展,但制约女性公益发展的因素仍有不少.从多方位透视女性公益慈善发展现状,预测女性公益慈善的未来发展走向,将大力助推全民慈善的实现进程.     

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播慈善和公正理念;二、广泛的公益行动;三、有效的政治参与,促进有关公民社会发育的立法;四、监督(批评)政府部门的某些工作。在应对更多社会问题和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党和政府对宗教公益慈善问题的新认识

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逐渐形成对宗教公益慈善问题的新认识,主要包括对宗教公益慈善本质特征、如何引导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以及开展宗教公益慈善应坚持的原则三方面的内容。这些新的认识是对新时期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举措的总结,一定程度上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     

慈善、公益、保障、福利事业与国家职能角色的战略定位

目前慈善、公益、保障、福利等核心概念流行,但各自内涵外延界定不清、相互混用现象严重,这既影响学术积累与理论创新,又直接关系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利制度安排,进而影响社会服务提供和社会福利发展方向。模糊国家、市场与民间组织的社会边界,淡化国家的社会福利责任,混淆国家与社会的战略定位和相互关系,影响社会制度框架设计与社会政策模式的选择。本文首次系统区分慈善、公益、保障、福利、福祉等核心概念,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层次结构,指明社会发展方向,为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辨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获得认同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消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远景。     

论张謇的慈善公益思想与活动

张謇在清末民初提出的一系列有关主张,在晚清经元善新慈善观的基础上,使中国的慈善公益思想具有了更为明确、更为丰富的近代内容。特别是他将慈善公益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的发展紧密相联,从新的层面阐述慈善公益事业的功能与作用,而且十分重视盲哑人教育,将创办图书馆、博物院、医院、公园等都纳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之中,称得上是张謇对中国近代慈善公益思想的一大发展。由于张謇具有这些独具特色的思想,使得他所从事的慈善公益活动也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并且产生了更大的作用与影响。     

行政吸纳村庄的逻辑——S市农村调查

"行政吸纳村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将村组织变为代理人,向村庄输入大量的物质性资源,再以奖惩制度激发村级治理积极性;二是村组织以行政民主保证资源分配的形式正当性,吸纳精英建立咨询性组织保证权力结构稳定,以过密化资源输入缓解对抗力量维系表面的村庄秩序。"行政吸纳村庄"使村组织规模不断膨胀、物质性资源的利用越发低效浪费,村级治理强行政色彩与去政治性共存。只有夯实村民自治制度赖以实施的基础,以资源下乡为契机促进自组织发育,"行政吸纳村庄"的治理模式才会被扬弃。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信任合作的治理:论公民公益行为与中国公益基金会发展

和谐社会的确立和发展呼唤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发展公益事业。公民的公益行为来源于公民内心的德性精神,而日渐兴起的公益基金会不仅为公民公益行为的组织化与制度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还进一步推动了志愿精神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公民与公益基金会相互构建信任合作的伙伴关系,共同走向更"善"的治理。     

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是慈善捐赠的行为屡见不鲜,在社会救济等公益事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国企业的慈善多数属于反应性慈善,战略性慈善并不多见。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通过捐赠等方式,旨在追求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慈善行为。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制约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自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企业战略性慈善,实现企业效益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