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导向、理论热点与研究展望

基层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我国基层数字治理以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创新基层共治模式、加强风险防控与基层维稳为总体导向。在理论研究中，现有成果聚焦于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结构与功能的形塑、基层数字治理的治理效能与发展瓶颈、数字治理对基层行政人员的影响、数字治理对基层民主的推动等主题，同时存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足、实证研究欠缺等问题。因此，未来应加强对该领域基础理论的系统性研究，力求构建成熟的学科研究范式，推动以善治为目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     

数字化与模糊化：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张力困境与破解路径

基层数字治理发展有助于基层社会各种事项实现数据化表达，从而使得基层社会以一种更加显性的状态呈现。在数字技术赋能作用下，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客体、过程与结果都更为清晰，这能够为基层治理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但技术赋能存在限度问题，数字技术无法识别数字弱势群体、无法覆盖基层全面治理事宜、无法清晰展现算法运行过程，以至于造成数字治理供给与现实治理需求之间的空隙。从本质上来说，数字技术与现实社会在根本运行逻辑上存在根本区别，结构性程序难以完全反映现实社会的模糊性，出现了数据滞后与事态发展、治理效率与伦理遵从、公共愿景与功利行为之间的张力。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对于基层社会的优势，基层领导干部应充分发挥自主性，政府部门要完善数字治理配套制度，同时也应加强数字技术本身的迭代革新，从而有效调和数字治理清晰化与现实社会模糊化之间的张力，促进基层数字治理发展。     

5G时代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5G通信技术的特性对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其超高速率特性实现了治理工具智慧理性,超广连接特性促进了治理主体多元性,超低时延特性增强了治理机制契约性。5G时代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主要包括活力创新体系和效率创新体系,其中,活力创新主要指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工具的创新,效率创新主要指治理职能和治理监管的创新。5G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数据治理意识薄弱、多元主体治理协同不够、信息泄露风险较大等挑战,亟须从抢抓5G发展机遇、加强基层党建引领、提升社会风险防控能力及重视人才培养等方面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属地管理背景下我国基层政府执行疲态及其消解——对基层权责失配的审思

基于权责适配逻辑,当前属地管理的认知偏误引致行政层级延长下的资源过度虚耗、基层政府权责失配与执行惰性以及刚性绩效考核制催生基层执行的副作用,生成显性的基层执行疲态和基层属地政府权责失配困惑。提升属地管理效能,增加基层治理实绩,有必要嵌入行政扁平化的良性制度安排,赋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重置弹性灵活的基层绩效考核体系,以裨助基层靶向施策、辨证治理。     

基层数字治理的悬浮化及其克服之策

作为一种外在型的治理资源，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暗藏着数字化技术与基层社会结构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数字技术凭借其工具性优势赋能基层治理时，也面临着来自基层社会的场域压力。基层治理结构的科层化、基层治理主体数字素养欠缺、基层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等诱发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之间处于“试图接近但又无法融入”的悬浮化状态，消解了数字技术治理功能实现的支持机制，造成基层治理的数字技术“负能”后果。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可以通过优化数字治理结构、提升基层社会数字素养、革新数字治理方式等路径，将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融凝一体，助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     

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审思与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现实要求,是新时代夯实基层基础、创新管理服务机制的关键路径,是加快推动精准社会治理、高效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是全面提高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要树立数字意识和思维,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多业务协同综合应用建设,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软件基础;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体化数据平台,构筑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硬件保障;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和机制,推进数据共享赋能行动,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树立数据安全底线思维,完善多元协商机制和治理路径,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体系。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治理变革

正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技术网络、组织网络和社会网络深度融合,催生了互联网金融等新兴商业业态,在对传统治理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为公司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启发了对新兴商业模式有效治理的思考。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治理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司治理成本降低,致使新的小股东、社群等积极治理主体应运而生。移动互联     

浅谈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村委会实现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农村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新形势下发展基层民主的客观要求,是深化基层机构改革、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形成新型乡村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     

论“互联网+”对政府变革的制约影响——一种批判的辩证思考

"互联网+"是社会发展命题,这是由现代社会自身的网络化本质决定的。政府的职能体现在对社会的治理上,随着社会网络化发展政府职能也要随之顺时变革。但作为一种现代科技技术,网络对政府的变革并不只是发挥积极作用的,它的双刃剑本质也催生了其对政府制约影响的批判思考。这种批判思考是辩证的,体现在政府看待网络管制的态度、组织扁平化变革的效果、对待新技术的工具理性等方面。顺应"互联网+"的时代形势,政府亟须从web1.0演进到web3.0,实现自身彻底性的组织变革。     

基于TOE-D模型的数字善治：数据解构、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和环境优化

基于对TOE分析框架的改进建构TOE-D模型,分析数据解构、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和环境优化对推动实现中国特色数字善治的作用机理。数字善治的中国本土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方式,具有技术性、组织性、环境性和数据性。数字善治本土化的数据逻辑在于从政府—市场二元维度配置数据资源,解决数据垄断问题;T-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技术逻辑在于推动政府管理技术变革,催生数字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全过程,推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全新合作;O-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组织逻辑在于驱动组织结构从科层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实现对内数据共享和对外数据开放;E-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环境逻辑在于转变法律向度,向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建共享的双重空间法治转型,同时优化制度环境,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遮蔽与重构：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实践逻辑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与根本指归。作为社会治理的重点,基层社会治理更需要实质公共性的回归与重构。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公共空间碎片化、风险化趋势明显;治理主体互动不足,畅通融合的公共治理空间尚未形成;治理方式有待更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仍存在二元悖论。重构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性,需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广泛参与,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性价值,培养基层公职人员的公共性职业素养。     

乡村场域中技术赋权的“双刃剑”效应与优化治理

乡村场域内的数字治理正不断发展,技术给乡村居民带来了政治参与权、话语权等,但其影响是正负两方面的。技术赋权打破了地方政府"话语独白"的局面与行政权力专断,促进了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对话,多向信息互动催生了乡村政治多元主体博弈。同时,技术赋权也引发了乡村政治生态风险,比如意识形态无序引发的政治风险、数字鸿沟扩大引发的分化风险、公共话语混乱引发的决策风险、基层政府失信引发的信任风险等。基于此,应从多层面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技术赋权进行完善与治理。在治理理念维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在治理制度维度,要强化制度机制设计,充分保障村民权益;在治理平台维度,要打造便民数字平台,建立良好沟通机制。     

协同治理视野中协同领导力的建构与实现

随着协同治理的出现,主体的多元化、组织的扁平化、过程的协商化对传统的政府领导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回应协同治理变革的需要,作为一种新型领导力,协同领导力开始兴起,并对促进和发展协同治理发挥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可从协同领导者静态层面的能力形塑和动态层面的行动安排上实现对协同领导力的双重建构,通过开放赋能、结构整合、技术嵌入、协同问责的路径实现传统政府领导力向协同领导力的转型,夯实协同治理的主体基础、结构基础、技术基础和责任基础,实现创造公共价值的目标。     

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探析

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是数字社会社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技术能够成为传统社区治理创新甚至变革的重要驱动力，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嵌入社区场域的底层逻辑存在偏差，数字技术在社区治理场域尚未实现真正的赋能，针对社区治理的赋能只浮于表面或只限于部分领域，甚至没有赋能只有“负能”，对社区治理的赋能实际成为社区在数字化转型板块的新增任务，并没有成为推动社区发生变革式增长的驱动力量。为此，实现数字技术对社区治理的有效赋能，就要实现数据开放与共享，发挥技术整合资源的真正价值；秉持以人为本动机，提升居民治理的主体地位；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强化政府的兜底和保障作用；激活多元治理要素，提高协同治理的层次与效能。     

家族企业管理创新研究

我国大多数的民营企业的"接班"都是采用"父传子、子传孙"的方式,而由此催生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的发展需要。但是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业务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扩大,家族企业传统的治理模式中的管理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冗员、裙带关系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所以,家族企业的变革强烈地呼唤着企业管理创新,强烈地呼唤着建立现代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以晋江市英林镇为例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基层协商治理的领导核心,是基层协商治理的推动引导者、赋能保障者。但在一些基层治理实践中,还存在着党建有机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密度不够饱和、村级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有待增强、村民自治力量有待提升等困境。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治理的"英林实践"具体表现为: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建搭台,构建"3+X"共治生态圈;吸纳社会力量,促进多元共治谋发展;协调各方参与,提升共建共治社区治理水平。"英林实践"启示基层党组织:要突出核心引领,把准基层协商治理发展总方向;要整合多元力量,使基层协商治理助塑乡村振兴共同体;要全程融入协商民主,使基层协商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实现势能转化,使基层协商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中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实践经验与问题破解

网格化服务管理是运用网格技术处理基层治理事务的一种新兴模式。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现了网格技术、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应用,但在统一思想认识、理顺网格化工作的领导关系、网格员队伍建设、多元主体有效参与、跨部门协同联动、智能化治理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强化宣传教育,改变思想认识;建立上下贯通的网格员管理体系,发挥网格员的作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基层;坚持多元治理和合作治理,由网格员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将各种社会治理力量调动起来;建设更加强有力的综合协调机制,畅通多部门沟通渠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提高智能化数字治理水平。     

“微治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变革

社会“微治理”在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上,实现了价值理念和技术性两大层面的创新。“微治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以社会矛盾预防为主的理念变革为主线,实现了从传统的运动式宏观治理向基层微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治理、从矛盾事后处置向矛盾事前防范、从矛盾治理中“见数字不见人”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四大理念的转变。“微治理”在技术性层面的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党的领导向基层神经末梢延伸是贯穿社会矛盾“微治理”的红线;搭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微平台”;以网格化平台为抓手,实现社会矛盾治理的早发现和快化解;提升基层群众“微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微技术”实现对社会矛盾识别的预警;把社会矛盾“微治理”与社会治理大范畴有机衔接起来。     

党建引领助推基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研究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环节,既是城乡居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微细胞”,也是城乡社会网络的“微细胞”。进入新时代,基层治理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迫切需要党建工作发挥引领作用。当前,基层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意识不到位,缺少人力和资金支持,导致基层治理难度较大。基于此,文章指出,通过党建凝聚基层治理新观念,能有效加强基层治理升级的多方保障,助推基层治理精准化、智能化。     

新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治理经历了3次理论与实践的跃迁,形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在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展现出制度优势。通过历史文献分析与政策体系研究,本文总结了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发展进程和阶段特征,探讨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理论演进和实践经验。本文认为,在党的政治领导和政府职能优化过程中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民主协商共治、坚持法治德治结合、坚持治理重心下移,坚持科技赋能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经验。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将在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数字化变革上持续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