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书舍人盛事类比及因素研究

中书舍人是唐代草拟制诰的正式职官,由于代掌王言,因此非常清要。因此这个职位的盛事也就非常引人瞩目,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唐代中书舍人中存在很多"盛事",比如有兄弟同为中书舍人,有父子同为中书舍人,有些甚至祖孙三代都曾担任中书舍人,更可称盛的是三代都曾担任中书舍人并且也都先后入相,另外,还有虽无血缘关系,但因皆善草诏而并称一时等等。其中,个人政治和文学才能以及家族渊源是造成中书舍人盛事最为显著的原因。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唐代政治重尚谏 ,在谏官的任职资格中 ,文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唐代谏官的任职制诰中 ,有文学与学术并举、文学与政能并举、文学与德行并举三种现象。唐代谏官任职资格中的文学因素 ,综合了儒、吏、行、史诸方面 ,超越了纯粹的艺术范畴 ,赋予了文学和文学家重大的使命和责任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研究方法刍议

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一文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诸多词学观点影响至今。此文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价值,除了作者涉猎广泛、学养丰厚之外,所用之超越前贤的文学方法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作者在文中灵活运用社会学分析法、系统论分析法、实证主义分析法等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比较详赡地论述了北宋、南宋词风在不同的社会风俗、文化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的复杂变化中的演变轨迹,解决了时人因"先存门户之见"、"拘于一曲"而不能解决的一些词学问题。由此启示文学研究者,不仅要转益多师,学养丰厚,而且还要及时接受新方法论,做到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机交融,才能有所创新,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文学”与“文章”

出现“文学”这个词最古的文献,众所周知,是《论语》的先进篇。孔子在评价自己弟子之际,分设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部门,并列举了具有不同才能的10个弟子的名字。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文学”这个词: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乃是学问,特别是有关文献的学问之意。与今天在中国、日本普通使     

王安石两制书写及“荆公四六”的经典化

王安石在任职知制诰与翰林学士期间,撰写了数百篇制诏文本。在文体上,散体制诏的比例超过了四六骈体,体现了崇尚西汉诏令的文体观和简淡平易的文风。其四六“王言”则具有“谨守法度”、典重尔雅、重“体制”、尚“本色”的特点。南宋四六应用日趋广泛,词臣普遍研习词科,四六话大兴。王安石与欧阳修、苏轼的四六制诏成为翰苑词臣师法的范本,确立了“荆公派”与“东坡派”两大四六文派的经典地位,“荆公四六”也在南宋翰苑中形成清晰的传承演进源脉。     

论唐代翰林学士院之沿革及其政治影响

翰林学士院制度的出现,是唐代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德、顺、宪三朝终于成为定制。本文试图考察唐代翰林学士院的沿革、职掌,探讨翰林学士院在唐代的重大政治影响,这对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是有裨益的。一、唐初的弘文馆翰林学士,顾名思义,即墨林文翰之拔萃者也。至于翰林学士院,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解释:“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     

独孤及与独孤家族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研究

隋唐时期,国家的重新统一使得南北朝以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和对抗逐步演变为文化认同和融合,这表明北魏孝文帝的民族文化融合政策彻底巩固下来。作为北魏"勋臣八姓"之后裔,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独孤及的文化认同行为表现为对独孤家族的家谱建构和血缘追溯、表现为对中原儒学思想的讨论和接受。独孤及特异的"嗜琴"行为艺术和文学制作以及独孤家族其他成员对汉文化各有所取的文化现象表明,以独孤家族为代表的北朝世族入唐以后的文化认同和融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强化。     

试论唐代的"吏道"

唐代有"吏治派"官员,出现了许多"吏道明敏"的人才。在唐代,"吏道"的主要涵义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善于分析和处理复杂问题;其二,与时俱进,具有一定的改革精神;其三,具有较强的经济管理能力;其四,熟悉法律,善于断案。"吏道"是一种综合政务能力。     

制度演进与舆论型塑:明末内阁政治生态解析——以钱龙锡、杨嗣昌为例

内阁阁臣钱龙锡因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而获罪,阁臣杨嗣昌因宣大总督卢象升战死遭舆论谴责。在这两起与总督相关的事件中,阁臣皆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在明末的庙堂之上,政事追责的内阁指向性与阁臣行为的易受攻击性,构成内阁政治生态的显著特征。在阁臣与督抚的关系中,此种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原因与内阁"类相"而又"非相"的制度特征有着本质关联。在这两起事件及此后的舆论型塑影响下,内阁的职能空间愈发逼仄,阁臣处境更为艰难。通过钱龙锡、杨嗣昌两位阁臣的个人境遇,可以看到制度演进、舆论环境与政治事件对明末内阁政治生态的共同影响与作用。     

语言分析与作品意义——美籍学者孙康宜的柳永、苏轼词研究探微

孙康宜先生的词学研究专著《词与文类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实际出发,采用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重新审视词学发展历程,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北美文学研究界流行的"文体研究"的新方向。在对柳永词和苏轼词的研究中,孙康宜先生"透过语言分析来探索作品的意义",从措辞、语法、句法、文体出发,通过对零落的词语和段落进行非常谨慎、细致而感性的分析,破解研究对象的内涵,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都给后来的词学研究者以启发和借鉴。     

唐代的学士

学士的称号,早在秦以前《周礼》、《庄子》等书中已提到过,当时是指在学的贵族子弟或学者、文人。后来,演进发展成为“以文学语言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的官职。随着历朝制度的变迁,各有具体的内容。本文仅就唐代的学士,试作简要的论述。     

唐人行旅的五个三角形及其文学意义

唐代长安、洛阳、太原、成都、江陵等五个建过都的中心都市,中间都有交通路线相通。由其中的任意三个城市互相连接,即组成一个个唐代文学的创作-传播圈,在唐代共有五个这样的"交通-文学圈"。这一研究揭示出唐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特点,有利于考察都市、交通和文学的关系。     

论唐代“诗客曲子词”的体式特征及其对词体演进的贡献

在词体滥觞的中晚唐时期,词所倚之"声"是俗乐"曲子"[1](P117)。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必得与"曲子"相辅相成,且深受曲体结构的约束。最初的"诗客"作"曲子",并非要将歌词当作一种单独的文体从曲子里剥离出来,相反却力求兼顾,以使文乐谐美。唐代文人既注重"倚声"谐唱以制词,又出于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迈出了词体"律化"的第一步。"诗客曲子词"的出现,从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提升了曲子辞的艺术成就,使文与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互联网+政务”的现实困境及其优化策略——以广东省为例

"互联网+政务"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推动着政务改革与创新。以广东省为例,展现"互联网+政务"改革的实践与成效,并提出优化"互联网+政务"发展的策略,即秉持"互联网+"思维理念,全面统筹分步实施;构建跨部门业务协同体系,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整合政务信息资源,统一技术与服务标准规范。     

论“总体文学”的设想及其可能性

随着多元时代的到来,"总体文学"再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总体文学"的概念是在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被提出而日臻完善的。"总体文学"对民族文学、比较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建构"总体文学"的立足点是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建构"总体文学"的基本途径是跨文化对话。"总体文学"不是梦想,而是可以达成的现实。     

试论苏轼杂记文的创作艺术

苏轼是一位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作家,诗歌、散文、词、赋、书法、绘画,样样都有出色的成就,不愧为一代大家。历史上,象他这样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文学艺术家,并不太多。在散文方面,苏轼和当时一些先进的散文家一道,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继承和发扬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优良传统,对于促     

论词学批评中的“以诗比词”

"以诗比词"指的是词学批评中将诗词的作者、作品、发展阶段等进行比拟或比较,借助诗歌风格、成就等方面的特征,以表达论者对词的评价与判断的批评方式。这种现象开始出现于宋代对词人词作的点评中,至清代以后则成为词学批评的常见方式,其内容也几乎涉及词学的所有方面,并表现出系统性和理论性。"以诗比词"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诗词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其价值则在于反映了词体文学及词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以诗为参照和借鉴的对象,而诗词并论的方式将词纳入了主流文学的体系中,也有助于词的尊体进程。     

论《旧唐书》的是今文学观与多元化思想

《旧唐书》所秉持的是一种是今文学观。是,即肯定、赞美;今,即唐代。这种文学观在《旧唐书》中是从两个向度展开的。在文学发展观上,《旧唐书》认为唐代文学自有特色和优点,应该肯定并赞美。在文学价值观上,《旧唐书》认为唐代文人之德也许不足但才气才能和名气名声更大,也应该肯定并赞美。《旧唐书》还有多元化思想倾向,以儒为主,兼容释、道。     

“燕许大手笔”与唐代文风演变

唐文三变,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共识,但"三变"之一的"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文章写作中所使用的革新策略及其对唐代文风演变所产生的文学效应,尚未得到学界的深入关注。张说、苏颋之文,虽未跳出初盛唐之际以骈为宗的主流,但在文学内质上有所提升,在风格气势上也有所突破,革华靡,除富艳,质实朴素,景象浑厚。张、苏对文体文风变革的探索与尝试,对中唐以后的散文革新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