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泰”

《说文·水部》“泰”篆,前贤时修认为其本义为“洗涤”、“淘汰”,本文提出了新的看法:“泰”之本义当与“分娩”有关。本文运用甲、金、古陶文从字形上,运用先秦文献、后代民俗从字义上以及从字音上进行了论证,旁及“泰”之诸引申义,最后得出结论:“泰”有“分娩滑利,如意吉利”义。文章还考释了“泰”之古文“夳”的形义来源。     

试谈《尚书》五“誓”的宣传鼓动特点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上古时期典章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一部远古散文集。本文仅就《今文尚书》中《甘誓》、《汤誓》、《牧誓》、《费誓》和《秦誓》等五篇“誓”文的战争动员令的宣传鼓动特点,谈几点意见。     

武王“乱臣十人”及相关问题考论

“乱臣十人”语出《尚书·泰誓》,见于《左传》《论语》等文献征引，历代学者对其解说存在诸多分歧。其实，武王言“乱臣十人”,与孔子言“九人而已”本非一事，后人据孔子之言注《尚书》,致二者牵混。综合文本差异、史实情况、人情物理等诸种因素，今传《论语》引马融注“乱臣十人”恐遭后人窜改。有关“乱臣十人”的争议，大致经历了据经文改注文、由注文改经文、再由经文证注文的历史演变。     

垂钓甘成白首翁,负薪何处逢知己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 ,擅长写长篇歌行 ,《畴昔篇》是其中最长的一首 ,里面的名句是 :“垂钓甘成白首翁 ,负薪何处逢知己。”乍读之 ,我们以为诗人“自作此语耳”;涵泳之 ,才知几乎“无一字无来处”。前句化用姜太公垂钓的典故。太公望 ,姜姓 ,吕氏 ,名尚 ,字子牙 ,俗称姜太公。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吕尚盖尝穷困 ,年老矣 ,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 ,卜之 ,曰‘所获非龙非螭 ,非虎非罴 ;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 ,果遇太公于渭之阳 ,与语大说 ,曰 :‘自吾先君太公曰 ,当有圣人适周 ,周以兴。子真是邪 ?吾太公望子久…     

《尚书》议论技巧略论

《尚书》今存二十八篇。宋人真德秀以为,“《禹贡》、《顾命》乃记之祖。”细读《尚书》,又见《尧典》叙尧、舜事迹,《金縢》叙周公事迹,亦当归于“记”体。其余二十四篇,分属谟,训、诰、誓、命五类古文体。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曾阐述此五类文体的特点为:“陈其谟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总     

孔子教师论述评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有爱老敬贤、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很早就将“君”和“师”并提,《尚书·泰誓》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礼记·学记》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把君和师放在同等神圣的地位。甚至“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学记》)     

“师道”还是“尊严”点好

在人类文明发展和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教师的作用,一直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我国古代,老师的地位是很崇高的,排在"天地尊亲"之后。《尚书·泰誓》中并称天、地、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自古以来,     

"泰而不骄"中的"泰"词义考证

《论语·子路》篇中“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中“泰”字的词义存在一些争议，文章在传统训诂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考察了“泰”在同时期文献中的词义，并通过句式中词义间的关联确定“泰”是一个褒义词，表示“安详舒泰”。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关于《尚书》的几个问题——与刘国忠博士商榷

与刘国忠博士《走近清华简》一书中的观点商榷,提出10个问题,并阐述下列看法:《尚书》中的诰、誓、训、命是事前草拟,届时宣读的原始文献,而谟、典是史官记录,后人美化而形成的历史故事;《尚书》小序非孔子所作,是西汉人张霸伪托孔子而作;西汉《今文尚书》28篇非孔子录百篇尚书残本,其中《禹贡》、《尧典》、《皋陶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历史故事;西汉《古文尚书》16篇,是孔安国所献孔子家藏本;梅赜《尚书》不是西汉《古文尚书》,但两者并非毫无联系,是利用了先秦书籍曾引用的尚书篇名及语句,加以自己的阐发而另作;清华简中的两篇商书,命名为《尹至》,《尹诰》均不妥,应改命《汤尹之誓》和《尹谟》,真正的《尹诰》并不存在;《尹谟》非伊尹亲作,《史记.殷本纪》所记《咸有一德》是伊尹亲作,前者记灭夏前事,后者作于灭夏后,所以《尹谟》不是《咸有一德》;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是魏晋人编写的伊尹训戒太甲的历史故事,《尹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商汤与伊尹筹划反夏的历史故事,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文字全然不同;用《伊谟》与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对照,而断其为伪作,方法不可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闪耀着思想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朱熹不掩其思想智慧,不忍中断中国文脉,所以不完全否定梅赜《尚书》;对于西汉古文尚书16篇而言,梅赜《尚书》是伪作,但它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形成许多格言成语,深刻注塑中国人的观念,是真实存在的书,是价值丰富之书,当代人不可斥其为伪书,应该直称其为梅赜《尚书》。     

《史通》书名辨证

书名是认识该书性质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产生于唐代的《史通》 ,自宋代起 ,学者们对其书名内涵的解释仁智相参 ,颇不一致。分歧的关键即在一“通”字。有的认为《史通》之“通”是笺注的意思 ;有的认为与语言通顺有关 ;还有的辨析此“通”没有“通识”的意思 ,也不具备“贯通”之意。异说纷纭 ,莫衷一是 ,影响到了对《史通》主题思想或作者主体意识的认识的一致性。其实 ,作为史学理论大家的刘知几深明书名体现和规范该书性质的道理 ,对其书名的涵义是有明确界定的。所谓“史”即指历史学 ;所谓“通”即通义的省称 ,属古代理论文体专有名称。     

《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纯.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王质《诗总闻》中的"因情求意"

宋人经学新说,多自刘敞《公是匕经小传》开始,王质的《诗总闻》有推波助澜之功。王质对陶潜式隐逸生活的向往,有时影响到对经典的解读。王质《诗总闻》的最突出之处,在于他的论说是“以意细推”,细推的过程中大致有两种方法值得注意,一是将《诗经》“降格”、纳入历史中,以与后世的史事和文学作品建立联系,二是以当时的风俗或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诗经》,以显示古今虽隔而人情不远。     

?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     

冯应榴《苏诗合注》的文献考证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针对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进行了全面的文献考订。首先是删除了冗注、合理地移动了部分注文的顺序、补充了旧注的阙文,并核对原书,订正了引文的错误。其次,冯应榴在查慎行《苏诗补注》的的基础上,依靠宋代至明清的各类文献,进行了辑佚和辨伪工作。此外,冯应榴还对前代的苏轼年谱作了考证,纠正了其中关于苏轼的事迹、苏诗的编年、宋代的时事的错误。因而,《苏诗合注》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也谈钱钟书先生与《全宋诗》--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

本文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通过分析其对《全宋诗》所作的有关补正,认为《宋诗纪事补正》一书有助于我们全面而准确地评价钱钟书先生在宋代诗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对《全宋诗》的修订和完善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王十朋论史浩

王十朋论史浩是宋孝宗初年战守之争中的一段公案。在仕宦早期,王十朋屡有进言政事、弹奏大臣之举,逐渐赢得了崇高的公议地位。随着宋金形势发生变化,宋孝宗顺应公议要求,便擢升敢言的王十朋为台官。这些都成为他弹奏宰相史浩的有利条件。王十朋坚决主张对金作战,故在力赞张浚北伐的同时,积极上疏弹奏反对轻战的史浩并使之罢相、奉祠。不过王十朋在《论史浩札子》中加于史浩身上的罪名如主和沮战、结党擅权、压制言论等,多有虚而不实之处,难称平心之论。在符离战败后,宋孝宗开始反省台谏官的表现,对于王十朋论史浩的前后态度也有所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上述缺憾。     

《经典释文》述评

<经典释文>是汉魏六朝以来群经音义的总汇.该书收录广博,考证精深,其成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总结:其一,<序录>阐明著书之缘由、条例,综述经学传授源流,为研读该书正文和了解唐以前经学发展沿革提供了基本线索;其二,采众本之音切为群经原文及注文标音,兼载诸儒的诂训,是后世了解诸经古音古义之津梁;其三,收异音异文,存佚音佚文,辨字音字形之是非,集汉魏以下校勘学的大成,保存了大量语言材料,是后世研究上古语言的宝藏.然而,<经典释文>也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由于时代及研究方法所限,该著作亦有是非莫辨、判断错误、取舍偏颇等不足之处.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圣叹评本《水浒》施耐庵“原序”相同,但多出“元施伯雨”的署名。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这意味着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笔者考证,这篇《水浒传自序》很可能源于金圣叹评本《水浒》,但相反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施耐庵是否“元施伯雨”,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水浒传》“施耐庵的本”则有可能不是小说而是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