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徵的天主教义理思想发微

明代大儒王徵的学术渊源颇多,他不仅受传统的儒、释、道之熏陶,且受到天主教思想之影响,特别是传教士庞迪我《七克》一书对其思想冲击甚大.在《畏天爱人极论》中,王徵以“天主”核心话题,尊崇天主,事奉天主,且以“善恶”为其论辩中心,分辨天堂、地狱,论证善恶报应,从而在他的思想中呈现出畏天爱人、重心修德的思想特色,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及天主教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金批西厢》中的“诗”“歌”话语与晚明文学生态

金圣叹在批点《西厢记》时所引述的评论话语非常丰富,韵文方面择要而言有《诗经》、唐诗、民歌时调等,分别反映了其对《西厢记》的思想、语言、文学价值等的意义揭示。以上评点话语的选择与运用,虽与金圣叹的个性、学养有关,但更是晚明文学生态的某种映射：妙解儒家经典以反对理学束缚、唐诗以诗集以外的形式传播、以民歌小曲为绝假存真的利器等文化现象,在晚明社会中皆不罕见。从《金批西厢》评点话语中,可以寻绎出联系的文学生态系统对作家及作品的影响。     

重合的意义——试论《牡丹亭》对晚明戏曲作品中小青题材的影响

《牡丹亭》问世后,在社会上反响巨大,尤其是对女性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冯小青的故事在晚明广泛传播,小青不仅以一个受难的才女形象闻名,同时也是以《牡丹亭》的一个著名读者而闻名的。晚明的剧坛上突然兴起了一股"冯小青热",出现了多部以小青为题材的剧作,以晚明在舞台上流行的三部小青题材的戏曲作品《春波影》、《疗妒羹》和《风流院》为例,可以看出,《牡丹亭》对小青题材的影响不单表现在对小青形象的刻画上,也表现在对情节的构置上,乃至人物的安排上。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     

《水浒传》与墨子

《水浒传》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主流是墨家思想,这主要表现在：《水浒传》中的人际关系与墨子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相符合,《水浒传》英雄的“替天行道”主张与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相符合,而宋江性格的多重性表现出墨子社会思想的层次性。     

文学接受视角下的词意画研究——以《诗余画谱》为例

作为晚明徽派版画的代表作,《诗余画谱》集词、画、书于一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词意画集。同时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诗余画谱》所选词作在词人、题材和风格上都表现出与当时宋词选集不尽相同的选择标准和审美旨趣,体现了刊印者从绘画角度对宋词的独特接受方式,同时也折射出晚明以新安文化为代表的徽派文化的深刻影响。《诗余画谱》不仅是“诗画一律”艺术思想的又一现实蓝本,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宋词接受的新维度。     

郝敬经学思想的思想史意义

本文以郝敬的《诗经》学研究为例,揭示其经学思想在晚明及清初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和肯定的原因。并同时指出,郝敬之所以要求回归经典,尤其是回归《论语》之中,这里实包涵了其匡正宋明儒学中空疏、玄虚等弊病,而主张通经致用的思想内容。     

由风流气韵到性灵趣味——《世说新语》与晚明小品的承传论议

晚明小品使用《世说新语》事典与语典的频率很高,晚明小品中的《世说》精神无所不在。相对于《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短章小语而言,晚明小品有着更为灵活的机制,相对于《世说新语》展现魏晋名士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言,晚明小品表现的是晚明文人的童心、智识、奇癖与真性,相对于《世说新语》的韵味而言,晚明小品的整体风格更近趣味。     

论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从形上层面而言,是沿着《公羊传》从“王正月”到“大一统”的思维路径,提出了天下一统于新王,王一统于天,天一统于元的“立元正始”思想;从形下层面而言,则是继承了《公羊传》的尊王思想,提出了以王为本始和正王的“立王正始”说。     

《金瓶梅》的传播与晚明黄麻学术

《金瓶梅》是一部带有麻城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它以较新的视野塑造了一代商人的成功崛起，它的出现和传播是耿、李论学思想冲击之后的结果，一开始就受到了麻城地方风气的影响。它带动了晚明黄麻地区，甚至整个湖广地区对思想解放及俗文学的高度重视。冯梦龙的麻城之行一方面促进了他俗文学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推动了他在俗文学方面的实践践履。《金瓶梅》从出现于麻城刘家到最后“悬之吴门”，这一传播过程所昭示的黄麻学术思想及文化变迁，对了解晚明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地域性特征，中国俗文学的发展乃至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接受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陆云龙的女性观——以《型世言》评点为主

晚明下层文人陆云龙在对拟话本小说集《型世言》中的诸多女性形象进行评点时,鲜明地表现了他对女性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陆云龙的女性观既充满了传统的保守思想,又渗透着进步的开明意识,其矛盾性是受传统理学思想和晚明启蒙思想的双重影响所致。     

《霞笺记》与《西楼记》考论

《霞笺记》始以传奇剧体制敷演文言小说《心坚金石传》,易悲剧为喜剧,其得失尚需探讨。惜乎作者姓字不详。《西楼记》作者则为明末清初曲坛大家袁于令。两剧皆取材于青楼妓女与士人之离合悲欢,都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晚明特定时代士人的婚恋观念。     

清代耶稣会士贺清泰《圣经》译本源流再探

从晚明至清中叶,虽然《圣经》汉译并未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首要目标,但仍有传教士在译经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出版了一系列源于《圣经》的节译、编译文本,更有人克服罗马教廷和清廷的限制,尝试翻译整部《圣经》。近期学界较为关中文作者简介：注清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所翻译的译本,主要探讨其汉文版——或称为《古新圣经》——的译经原则和方法、白话文体特色,并扩展至对其满文版传抄历史的考证,以及对满汉合璧版的语汇和文体的研究。不过,贺清泰译本在后世流传的情况相当复杂,目前尚有多种满文及汉文抄本散藏于各地,相关研究仍存在疑问和疏漏之处。本文以文献考证为主,辅以详细的例证解析。一方面追溯贺清泰译本各版存世抄本的次第源流,其中包括笔者新发现的一种汉文抄本,以全面展示这部天主教译本的传播网络。另一方面,重点考察在此前研究中被忽视了的满文版与汉文版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多方面实例阐明汉文版的相当一部分经卷——尤其《旧约》部分——的翻译是以贺清泰先行完成的满译文本为直接参照,而非通常认为的以标准版武加大译本为源本。综合考察贺清泰译本的形成、传播及各版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版本校勘工作,也会将新的角度和方法带入文本分析,进而更清楚地认识和评价清代天主教传教士在困境中进行的具有开拓性的译经活动。     

诗歌与宗教: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典故新诠

天学诗是指以传教士和西方宗教文化为题材的中国古典诗歌,是明清鼎革之际中国士人在政治和文化危机下感知西学和天主教之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融合了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接受和想象。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的诗人们以用典为主要修辞手法,引用了大量的先秦诸子语典、寓言故事、上古神话和名人事典,将对古代圣贤治世的追思、对当时混乱时局的痛心和对传教士的赞赏融入诗中;天学诗用典是晚明文学复古倾向的表征,典故的选择与运用又受到了诗人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深刻影响。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     

陈龙正荒政思想初探

陈龙正是晚明时期地方社会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曾师于高攀龙,授中书舍人,任南京国子监丞。其所著《救荒策会》以及《几亭全书》中有关救荒的内容,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诸如发扬前人的“民本、民生”思想,注重乡村赈济,以天下为己任;标本兼治的务实思想,讲求实效,灵活运用古人成法;救荒要注重人事及救荒人才的重用;新旧思想的碰撞,民间救济中对“贫富”的重新定格等,反映了晚明时期救荒经验的大总结和救荒活动的新发展以及当时社会新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