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与晋蒙地区社会变迁

清代以来,人地矛盾等引起的晋、陕等地百姓大量涌入归化城土默特、鄂尔多斯、察哈尔等地,使该地区的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促进了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融。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从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农牧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并呈现出游牧由南向北收缩,农耕区相应向前推进的态势。该文主要以“走西口”移民产生的历史根源、活动范围、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等几个点作为研究对象,对“走西口”移民活动进行研究。     

清代内蒙古东三盟的人口变化

中国人口自清朝开始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导致了“走西口、闯关东”等的移民潮。内蒙地区也不例外,移民潮此起彼伏。本文分三个阶段提出清代关内移民进入内蒙东三盟的情况,研究表明：清时,东三盟总人口由1770年的600508人增加到清末的4162696人,其间增加了近7倍。     

清道光时期山西人“走西口”成因探析

清代中后期以来,内地人地矛盾加剧,许多在内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故土难以生存而被迫选择了向塞外移民,形成了清代中后期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出现了"走西口"、"闯关东"等移民活动。"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走西口"自清初便已出现,在清中后期逐渐发展扩大,道光朝的吏治腐败、土地兼并、山西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及自然灾害、统治者的支持等对"走西口"的出现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道光时期"走西口"的出现是多方因素促成的。     

日常生活中的“族性”--关于民国时期甘孜藏区汉人移民的社会学考察

以民国时期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构成、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日常的民间交往中,无论是移民群体,还是本地族群,其“族属”意识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其他与“身份”相关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汉人移民在本地社会的地位更多地与职业、财富等因素相关,而与“族属”关系不大。同时,汉人移民的“本地化”与本地族群的“汉化”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对于迁移时间较久的汉人移民来说,他们对居住地的“地域认同”可能会超越“族群认同”,而构成其行为选择的主要逻辑。     

1820-1930年阿根廷欧洲移民运动特点

阿根廷在拉美地区是屈指可数的强国之一,这与大量欧洲移民移居阿根廷密切相关、他们为阿根廷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根廷欧洲移民以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为主,移民移入和移出量都很大,移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移民职业多样化。     

论方豪对台湾史的研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史研究 ,受“史料学派”的影响 ,大多学者埋首于整理史料 ,以辨别史料真伪、发掘原始史料为主 ,方豪即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代表。他在台湾史料的介绍与校订 ,尤其是整理研究方志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为后来的台湾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今天 ,台湾史学界仍然对史料有着足够的重视。当然 ,在整理史料的基础上 ,方豪也做一些研究 ,其解释性观点也未能脱离当时的史学主流     

走西口的晋商

走西口,是与闯关东、下南洋一道．被列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之一。山西人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时间左右。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于是人口外迁。另一种情况是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应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     

“走西口”习俗对蒙汉交汇区村落文化构建的影响

“走西口”是我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移民运动,它始于清前期,终于建国前,历时长、规模大。这一运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自然、历史原因,随着移民进程的展开,它对于移民原住地和移入地的社会变迁都发挥着作用,尤其对内蒙古村落的选址、形制规模、民俗文化构建都影响深远。这种村落文化是汉、蒙两个民族的民俗渐趋融合的产物,是既有别于内地农耕文化又有别于内蒙古游牧文化的新型区域文化。     

“生命移植”：严歌苓小说中的新移民形象探讨

严歌苓小说生动刻画了华人新移民“生命移植”、特别是他们最感痛苦的“文化迁移”的种种表现。这种新移民形象主要有四类：明显带有作家自身特征的新一代“学留人”，通过婚姻而移居美国的“过埠新娘”，生活在困境中的男人，迷惘的少年移民。这些人物的经历大多曲折而坎坷，其心理也奇特而复杂。这是一道奇丽的文学号观，它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史册上都将留下自己色彩鲜丽的一笔。     

地域商人与社会变迁——从几通墓志看明代河南归德商人

明后期归德商人的身份大多是明初移民。在科举无望的背景下,这些移民转向经商或兼营商业。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和河患频仍的生态环境,阻碍了归德商人的独立和继续发展。随后,归德商人大多转向了科举入仕,为明后期归德府发达的科举事业、强大的乡绅望族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     

去加拿大的大小事

加拿大迄今已经连续七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国家，更被一些传媒称为“移民的天堂”。几年来，已有数量可观的中国公民前往该“天堂”定居。移民海外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做决定前必然有过一番理性思考，因而本文无意争论移民的利弊得失，只想介绍一些初到加拿大生活时容易被忽视而又不得不重视的琐事。提前安排好住处出国之前就应当先把住处安排好，至少要先请人帮忙把房子租定。好多初移民至加拿大的人喜欢到亲友家去住，觉得这样方便而且经济，其实自己想一想都可以明白会给别人增加多少麻烦。何况移民欲定居的城市大多租…     

黄河三角洲枣强移民考源

为解决因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导致的人口分布不均问题,明初实行移民垦荒政策.山东与河北是重点移民垦荒区.史书无载的迁入黄河三角洲的枣强人,一部分是由政府组织的山西移民经枣强中转后分发而来的,其籍属为山西人.另一部分是移入河北的外来移民因各种原因自发由枣强转迁而来的,其原籍难以确定.     

论澳大利亚的人口、民族及其社会文化

澳大利亚的土地是古老的,但国家却是年轻的。如今,这个以欧洲白人移民为主的国家,已经步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其民族结构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划分：土著人、白人和其他有色人;复杂划分：基本包括世界各主要民族的成分。因此,澳大利亚可以概括为是一个“由移民或移民后裔组成的国家”,这样的民族结构也就决定了其“多元文化”的特征。     

政策加地理是明清晋商成功的重要因素

明清晋商，独领华夏风骚。其根本原因是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开中制”、“工匠制”、“赋役制”、“满蒙友好政策”、恰克日中俄互市政策等．而山西的特株地理环境和这些政策相配合，为山西人提供了发展条件，成为山西人成功的重要条件。     

人口迁移的性别选择性与女性移民问题

迁移到城市中的人口具有鲜明的性别特征,由于人口迁移的距离的性别选择性、不同年龄阶段的性别选择性、职业的性别选择性、受教育程度的性别选择性、迁移原因的性别选择性等,人口迁移大多以男性为主。人口迁移中女性移民的地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据此分析了人口迁移中女性移民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及建议。     

移迁于西海固的山西大槐树人

在宁夏南部山区固原、隆德、西吉、海原、彭阳、泾源县的一些汉民村庄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每与群众闲谈时，询问他们的祖籍何处？有不少人就会说：“问我祖籍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祖先什么庄？大槐树老鹳窝下是故乡。”自明朝初年移民屯边以来，这种说法在西海固一带人中广为流传。一、大槐树人的由来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称山西人为大槐树人？原来，古时晋地有一种风俗，人们乐于宅院门前栽植槐树。槐即“怀”字谐音，源于《论语》“少儿怀之”之句。“怀”是少年后生眷怀父母家亲之义。因此山西民众为警告自己时刻铭记孝敬尊亲…     

日本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史研究述评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史的断限一般指“九·一八”事变之后至日本战败投降,即1932年——1945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曾向东北进行了多种名目的移民活动。例如:农业移民、林业移民、渔业移民、酪农移民、烟草业移民以及商工移民等,其中农业移民人数最多.对东北的农业经济影响也最大,故本文仅就农业移民的研究情况作以述评。史料的发掘     

曹植并非曹操第三子

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大多以曹植为曹操“第三子”。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证明，曹植并非曹操第三子。曹操第三子是曹彰，曹植应是第四子。     

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

唐代高丽移民高乙德墓志近出西安，墓志记载了高乙德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志文中高岑、高孚及高乙德曾任“辽府都督”、“南苏道史”、“海谷府都督”、“贵端道史”等内容，对于探讨高丽后期地方行政体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