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认同：智媒城市地方感的回归路径与主体性重建

智媒城市区别于传统都市主义的空间传播机制,其地方感呈现出虚实场景交织的感知动态化、个体情感体验的微空间化、社会互动参与的权力可塑性及身体与空间的分离错位感等新特征,本质上反映了人与城市空间的认同感——可沟通程度。从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与传播学“空间转向”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将智媒城市空间的媒介沟通功能作为其地方感形成的起点,运用自然空间修复器的场景化实践、人文空间承载物的意象性表征,以及社会空间日常化的公共性再现等实践路径,来建构和形塑人们对于自然空间的环境认同、人文空间的文化认同以及社会空间的身份认同。而人在地方感回归的过程中,也要努力发挥其主体性反制作用,以人本主义实现与自然空间的“超链接”,与人文空间的“再部落化”及在社会空间中的“具身公共性”,建立起与城市空间的深度情感连接。     

“形神双修”:先秦道家身体观及其当代意蕴

近年来,身体逐渐成为这个消费社会最美的消费品。身体在消费主义文化所倡导的自我解放过程中,不自觉地被消费主义文化所奴役和"客体化"。文章试图回顾和阐释先秦道家思想中的身体话语,并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实践提供一些智慧与启迪。在先秦道家思想谱系中,身体超越了行躯之身的简单意涵,更多指向"身心一如"的生命整体,身体由"形—气—神"三个相互联系的结构组成,通过"以气为本,行神双修"达致修身之境。这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困境提供了与西方风格不同的东方意蕴。     

“自然”身体的文化转化:瑶族诞生礼的过渡意义

过渡礼仪对个体有从自然人逐步转变为社会人的意义,对人之身体的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双重属性的认知为近年来各界对人身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岭寨红瑶的诞生礼从婴儿"脱身"到满月的见身认亲再从满月到对岁的卜志改运,不仅实现了产妇和新生儿的身份转换,还使得每一个新生的个体经历从"自然"身体向社会身体的转化,并以身体为媒介逐步融入到与社会和周遭环境的互动之中。     

“日常生活”的理论嬗变及其对社会管理的“隐喻”——基于社会学理论的梳理与思考

日常生活就是人的日常社会生活,具有社会学研究意义,它与社会管理关系较为密切。在日常生活相关社会学理论嬗变中,前期理论从既有经验的"参照"与改变,到管理"紧张印象"的情景定义,再到"检视"日常重复的重要,表现出对自由的"趋鹜",后期理论涉及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生活需要再造"为我们的存在"、符号消费宰制的社会需要采取策略战术对抗、技术理性与文化工业的摧残需要采取非操作性思维方式和交往行为进行扭转等内容,表现出对依赖的"抗争"。针对社会管理的复杂性,日常生活社会学理论的"隐喻"指引,既注重整体性保护"自由",又注重整体性协调"依赖",这样才能使社会管理更有效、更灵活、更新颖,让人过上"好生活"。     

“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

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符号世界真实之感从何而来？——文化技术性生产的个体理性认知困境反思

伴随人类社会走向技术勃兴，技治主义已开始由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技治主义深嵌于个体思维逻辑，对社会成员的认知实践产生技术性影响。通过以符号世界为具体分析对象，发现其中存在技术理性思维主导和个体认知虚无问题。个体在技术凝视中进入一种“我思”而非“反思”的形式性思考状态，陷入理性认知的技治主义困境。对此，需要从社会关系层面理解个体认知实践本质，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技术叙事的真实参照。从意识形态角度审视技治主义，警惕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过度渗透。     

疾病界定与医疗选择——“医学化”概念建构的反思

“医学化”意指“非医学问题被界定为医学意义上的疾病问题或障碍问题并加以治疗的过程”,它的提出和发展是对现代科技理性的反思,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思想、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均是其思想基础。医学化研究强调疾病的社会建构,聚焦对科学主义、自由市场以及国家权力的批判。然而,针对医学化的批判未能澄清疾病边界,同时忽视了地方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性。本文强调不同地方文化中的身体观和疾病观差异导致了医学多元主义,同时从医生—患者互动、社会集体内部互动、个体—国家互动三个层面揭示疾病界定与医疗选择的社会性。     

“祖”文化之于“地方感”与“超越性”的表达范式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祖"文化意指祖先及其所确立的亲属制度与信仰系统,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祭祀仪式,倾向于强调天地、礼仪、象征和宇宙观。"祖"文化通过土地、姓氏、宗庙、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号及围绕符号展开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形成了特定群体的在地化知识体系和地方感,同时也建立了宇宙、天地与人的互动关系,促成的是自然、社会和个人的相互混融,是超自然关系和超社会力量的集中表征,体现着人类的自我超越性。     

张力中的和谐——“类”存在形态下的人之共在与自由

马克思将人置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指明人以实践的方式,实现、确证自身存在.生成历史的人,体验因差异而产生的个体存在感,并由所归属的族群、生产社团、政治联结中获得群体的归属感,最终作为人"类"成员,获得对生命本体的认识,进而在认同自身与他者后产生安全感.游走在个体、群体、类三个存在形态划定的历史边界里的人,在与他者的"共在"中,完成自身的存在.被抛入世界中而存在着的人,由于出场时的被动和被先天决定的共在生活境域,对意味着摆脱"非我"束缚的"自由"格外执著.在意志语境之外的自由,尤其在现实的社会-行为的角度上,自由总是与"他者"不可避免地联结着.人的"共在"状态下,自由,总是在个体与类、自在与共在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部张力.     

文化研究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与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社会性"

对日常生活重要意义的研究根植于欧洲批判理论传统,文化研究和后结构主义都继承了这一视角并对日常生活中的"抵抗"进行了严肃思考."社会性"在此处指未被社会正式接纳的某些因素.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权力分析、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媒介分析和德赛都的日常生活分析都对抵抗的场所、条件及其效果进行了论述.抵抗的意义不仅在于反抗体制所带来的压迫,还在于它使文化多元性得以彰显,同时也拓展了社会实践的含义,因此抵抗的视角对后现代日常生活来说意义重大.     

耻感文化中的罪感精神——日本作家三浦绫子小说《冰点》的信仰维度

日本现代作家三浦绫子没有得到国内学界应有的重视.她的长篇小说<冰点>以日本文学中少见的信仰维度,显露了人性的幽暗,审视了人的罪性,揭示了恩典与救赎的意义,言说了有限个体对无限者的渴慕.小说所体现的"罪感"精神对于日本的"耻感"文化而言是极为难得的.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本来思想

由"公平"范畴的主观性、利益性、多角度和多标准特点所决定,公平感和公平观难以统一,客观唯一性的"公平"并不存在,抽象的"公平"口号容易掩盖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关系本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把"公平"作为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理论范畴和纲领口号。但日常生活中公平感、公平观和一定条件下的角度公平、比较公平和有确切内涵的社会公正不能回避。处理公平问题要创造符合群众利益的公平感,遵循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公平观,在可行的情况下首先实现结果平等和财产平等的最大化,然后在可取的情况下推动不同程度的对称性。     

“具身体现”的武侠书写——以金庸《射雕英雄传》为中心

对武侠文本(金庸作品)现代性与先锋精神的阐释,可理解"武侠为何","武侠何为"。武侠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身性",身体是核心主题、关键视角、主要叙事。本文运用身体社会学理论,以金庸先生《射雕英雄传》为例,描述与分析以身体为核心的武侠文本运作机制:侠客通过身体规划,形成"身体图式",变得"身手不凡",产生出超能力;侠客以身体为中介,介入社会生活的各场域,形成种种"义"的叙事,完成身体实践;侠客重返身体,"道成肉身",践行身体的乌托邦。由身体图式—身体实践—身体乌托邦所构成的运作机制,生产出的跨类型、超媒介的武侠文本,成为当代社会所谓"受控的情感解控"文化机制(如体育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也成为隐喻性的"武侠秘籍":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里,如何通过身体的运作将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整合在一起,实现肉身的超越(武)与精神的超越(侠)。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差异--《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读后

文化模式是历史中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形成之后,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起到型塑的作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一种"罪感文化模式",日本是一种"耻感文化模式".两类文化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成长环境和具体行为表现,表明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在形成根源、制约机制、影响后果等方面的差异.     

意义、情感与认同：疫情纪录片的生命叙事研究

后疫情时代,影像媒介在故事建构和文本叙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叙事也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观念。以新冠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叙事实践,聚焦疫情故事的讲述如何建构意义、传递情感和社会认同。生命叙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性话语",通过个体叙事积极地进行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意义相通的共情场域中唤醒和联结情感记忆,并在情感创伤的"外化"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同时,该实践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疾控人员的职业认同建构——以浙江疾控系统“我的战疫故事”话语分析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疾控人员奔赴一线，英勇抗疫。疾控人员通过重述“我的战疫故事”，明确和调整疾控职业的角色、行为和规范，重申和强调疾控职业的理念、情感和价值。近两年出现了一些疾控人员职业认同的调查分析研究，但未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疾控人员的话语实践。本文选取了浙江疾控系统内“我的战疫故事”征文为话语文本，进行甘姆森建构式话语分析，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疾控人员如何通过重述抗疫经历建构职业认同。研究发现，疾控人员通过明晰职业角色、专业规范和职业素质，强调职业使命、群体认同和自我实现，以及从群众认可、团结协作、未来展望中，在职业、自我、社会等三个面向建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职业认同。     

“玩”监控:当代艺术协作式影像实践中的“监控个人主义”——以《蜻蜓之眼》为个案

当监控视频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日益紧密,当代艺术能否超越全景敞视主义的批判视角,发掘监控视频和个人之间的积极关联?国际知名当代艺术家徐冰从互联网获取近万小时公开的监控视频素材,剪辑制作成81分钟的剧情长片《蜻蜓之眼》。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讨论和阐释,本研究认为《蜻蜓之眼》这一当代艺术作品以艺术家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协作式影像实践,凸显了"监控个人主义"的意义:个体有可能以主动"玩"监控的方式实践虽然有限,但在新技术时代的日常生活层面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参与。     

论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空间存在感

现代空间的加速流动逐步削弱了传统人地关系理论的解释力,文化空间存在感是解释当前流动社会中人与地方生活空间关系的一种新的知觉现象学命题。文化空间存在感,是指个体在物理离散、精神疏离的空间张力中,通过感知空间中的文化基因与周围世界建立联系的可能。当代城市社区文化空间存在感面临多维挑战,现代化的加速加剧了物理空间的离散和同质化,使其愈加难以识别;人口普遍流动则带来个体精神空间从地方"脱域",使其难以再嵌入地方空间进行自我定位。现代地方文化空间存在感的内在生成机理主要包括:文化生活的连续性和情感可存储性作为文化空间的"空间锚点",使得个体能够在新的空间秩序中依靠其进行自我定位,确认与周围世界的联系;"空间殊相"在现代城市社区空间存在中表现为物理空间可辨识性和精神空间相容性,二者共同组成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空间存在的向心力,并与现代化、全球化造成的离心力相抗衡。     

现代生态公民社会建构中的传统耻感文化维度探析

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之一是生态道德环境的创设以及生态公民社会的建构,而微观切入点则是生态公民个体生态道德素养和公德意识的培育,耻感文化在教育理念多元化的今天成为生态教育中最能体现人本位价值的教育理念。本文通过对传统"耻感"道德理念的扬弃,深刻剖析其要义,以期发挥耻感文化对塑造现代生态公民社会的驱动功能和生态道德环境体系构筑的创设作用。     

重大疫情社会防控:机理、功能与适用情境

重大疫情防控的关键在医学防控,但由于重大疫情的社会特性和社会危害,往往又离不开社会防控。重大疫情社会防控是指根据重大疫情的社会特性,通过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运用特定社会规范和应急管理措施对社会系统中与疫情相关的社会行为进行调节和约束,以有效防控重大疫情蔓延并减轻其社会危害的过程。重大疫情社会防控的创设机理是传染病学机理、人口流动机理、社会控制机理。重大疫情社会防控具有多种社会功能,主要有疫病传播的社会阻隔功能、疫情态势的社会监控功能、疫时秩序的有效维护功能、疫情应对的社会参与功能等。重大疫情社会防控的适用情境主要有疫病强势侵入社区的情境、医学防控相对被动的情境、医疗资源发生挤兑的情境、社会恐慌明显加剧的情境、社会秩序面临失稳的情境等。实践证明,医学防控和社会防控是重大疫情科学防控的一体两面,不失时机地启动重大疫情社会防控,对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入防疫抗疫行列,保证医学防控顺利推进,有效落实国家联防联控机制、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