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守令图》与荣县《守令图》关系探原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曾经编绘了一套高水平的全国地图《 守令图》，宋末即已失传，而１９６４年四川荣县发现的北宋宣和《守令图》碑刻，其底图来源 迄今不详。本文探讨了两者的关系，认为沈括《守令图》的传绘本就是宣和《守令图》的最 早底图，只要将宣和《守令图》作一定处理，一幅失传８００年的精品地图可望重现人间！     

荆浩《匡庐图》及“匡庐”涵义新解

《匡庐图》的山形地貌和南方庐山不符，而与太行山的山形地貌吻合，确切地说，就是荆浩隐居的太行山洪谷的山水风光；“匡庐”是荆浩的斋号，有匡复唐朝、匡正社会之意，它与庐山别名“匡庐”只是巧合，内容上风马牛不相及；《匡庐图》不是一幅单纯表现自然的山水画，而是一幅文人书斋山水，书斋是作品的关键所在，它是继王维《辋川图》和卢鸿《草堂十志图》之后的第三幅文人书斋山水，同时也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文人书斋山水；《匡庐图》并不是后人伪作，而是唐末后梁画家荆浩的真迹。     

木渎

木渎镇位于苏州古城西部，西邻太湖，是江南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有“吴中第一镇”之美称。相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取悦美女西施，在灵岩山顶建馆娃宫，筑姑苏台，运输建造用的木材堵塞了河口，留下了“积木塞渎”的传说。木渎是太湖门户，是沟通苏州的交通枢纽，与苏州城同龄，迄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乾隆的宫廷画师徐扬绘有一幅写实性长卷《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芳繁华图》，其中一半篇幅画了木渎，清代乾隆皇帝南巡六下江南，六次驻跸木渎，可见木渎当年的重要以及其商业的繁华程度。     

《罗汉写经图》另考——禅宗文化演绎中的“寒山、拾得、丰干三圣图”

《罗汉写经图》是一幅流传有序的宗教名画。但由于此画作者佚名,所以围绕此画历来评述颇多,既有共识,又有争议。从画面的构图、人物的形象以及作品创作的特定时代信息和文化背景分析,《罗汉写经图》既不是一般的“罗汉图”,也非单一的“写经图”,而是一幅深度体现禅宗文化及其演绎中的出自文人画家或得道高僧之手的“寒山、拾得、丰干三圣图”。     

论范宽《溪山行旅图》的构图特色

范宽。名中正，字仲立，因性情宽和温厚，世人呼为“范宽”而传之。加北宋三大山水画家之一。画初学李成，继师荆法，后又深悟“与其师人，不若师造化”，遂迁居终南，太华等地，于岩隈林麓之间，常“危坐终日，纵目四顾”领略大自然的真趣，对景造意，范的画落笔雄健凝练，喜以两点，豆瓣、针头等皴法为之，也因他生活在北方的关陕一带，画风画貌如北方人的雄壮。他传世名作《溪山行旅图》、《雪景寒林图》等。《溪山行旅图》是一幅气势雄壮、动人心魄的巨构。此画为绍本立轴，纵206．3厘米，横103．3厘米。这幅画的构图饱满，突兀欲倾的大…     

“富贵无边”与“富贵不全”

著名画家俞仲林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展出的那幅《牡丹图》被人买走了。过了两天，俞先生接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那个人在电话里说：“前天，在您的画展上我买了一幅画，能不能退掉？”俞先生问：“哪一幅？”对方答：“就是那幅《牡丹图》。”接着他又说：“那图上有一朵牡丹花正好被画在边沿上，只有半朵。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应为“出殡吊唁图”之我见

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其墓道东西两壁各绘有一幅由六人组成的“客使图”。自壁画发表以来,学界对其内容题材与人物身份做过诸多讨论,得出众多结论。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等相关专著对唐代礼制、服饰、边疆文化的描写和国内外的考古发现,在对“东客使图”和“西客使图”中人物身份界定和穿着表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唐代皇帝“遣使吊祭”新罗王等内容的文献记载,认为学界历来争论的“东客使图”和“西客使图”实为唐章怀太子的“出殡吊唁图”。     

全祖望、钱大昕所著万斯同“传”纠误

全祖望和钱大听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各自所著的万斯同《传》，影响很大，然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全祖望所作《万贞文先生传》，对万氏在京修史时间及其修史的佚事，颇有失误。钱大听的《万先生斯同传》，除对万氏半年重复方苞之误外，文中所述万氏主立史表的言论和建文帝自焚的书法问题，其实都是把王鸿绪《史例议》中的现点，误嫁于万斯同。由此可知，治史之难，治史必须慎之又慎。     

绘述楚骚辞,绘文难绘情——《钦定补绘离骚图》研究

《钦定补绘离骚图》是目前最完备的《楚辞》图绘本.它运用多种展现方式对《楚辞》诗歌内容进行摹绘,记录了画师对诗的阐释过程.画师过分忠实地还原诗歌文本,出现了诗歌内涵的消解.《钦定补绘离骚图》在编绘体例上有因袭萧云从《离骚图》的痕迹.由于创作背景不同,两书创作的目的、展现的现实风貌和表达的情感也大异其趣.     

明·项圣谟《王维诗意图》

此册为项圣谟、吴必荣等诸家合绘王维诗意图，共十六开，内项圣谟所绘为两开。第一开，本幅自题：“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崇祯二年二月晦日，项圣谟补图明知不入世眼，自得其致已耳，何必向画中人察其声色，”钤印：“项圣谟印”、“孔彰父”。本幅有鉴藏印记“张绗私印”，裱边有鹪题记并藏印二方。     

谭嗣同的史学思想

作为戊戌变法时期富于哲学气质的思想家,谭嗣同力图糅合古今中外的思想学术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史学思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进化论的历史哲学、唯意志论的历史动力论和“民史”思想构成了谭嗣同史学思想的主要面貌,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母爱的经典--比较孟郊《游子吟》和黄仲则《别老母》

孟郊《游子吟》和黄仲则《别老母》都是抒写别母情结的经典。两首经典诗歌通过离别时的真实情景展现母子情，同时抒发久别在外的游子对母爱无法回报的赤子之心。二者的个人遭遇具有一致性，但抒情方式别有天地；结合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其中的差距。在比较的过程中，探究当代中华民族对传统孝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鲁迅《影的告别》破解

“形”暗示许广平 ,“影”暗示诗人自己。“影”和“形”的关系 ,显示了诗人恋爱中沉重的自卑感。全诗表现了面对汹涌的爱情湍流 ,诗人灵魂里极度的矛盾、痛苦、焦虑和彷徨     

明中期山人典型的建立——以沈明臣的诗学活动为中心

明代中期出现了许多善诗的典型山人,他们通过创作诗歌活动四方,赢得生存的资本,这给其他山人提供模习的路径。通过资料的爬梳,还原了沈明臣在嘉万之际的诗学活动,展现了其作为典型山人建立的过程。沈明臣是浙江宁波人,他壮年游胡宗宪幕,与徐渭在幕中结交、切磋诗艺,胡幕散后又与后期复古派进行诗文互动,并编刊了为胡宗宪讼冤的《孤愤集》,晚年主盟甬上文坛,成为诗坛耆宿。     

试分析日语的告别用语

日语中虽然有诸多的告别用语,但并不是只要是告别的场面就可以随便用,每一种告别用语都会受到其使用场面的制约。例如被人们认为是告别用语代表的“sayonara”,在日语中除了中小学生为表示“好朋友、好伙伴”关系而多用外,其他场面用的概率并不高。     

谭嗣同就义精神的文化解读

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本可以逃走存活,但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为了唤醒国人,他甘愿流血牺牲,于是选择了从容就义。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只是体现了儒家“铁肩担道义”的君子人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佛教“无我”境界的证悟。他用勘破生死、从容就义的实际行动,践行近代“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了佛教智慧在近代历史转型中的积极性。     

论《永别了，武器》中的时空艺术

海明威在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充分利用了时间和空间艺术。通过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海明威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同时也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力。本文通过对海明威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中的时空艺术分析,总结了海明威在创作中的时空观和作品中时空手法的运用,试期对海明威小说的主题达到更深刻的理解。     

蔡元培对朱子学的研究及其重要影响

现代对于朱子学的研究,至少应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朱晦庵”篇章的阐述。立足于文本,蔡元培以简明的体例展开了对朱子学的研究,对此,我们可以从其《中国伦理学史》的写作背景、伦理学史与伦理学的区别、伦理学的内涵界定等方面进行把握。此外,蔡元培以“本体论、心性论和功夫论”的逻辑理路具体阐述了朱子的“理气论、心性情欲论以及穷理养心论”并也兼及对“朱陆之辨、朱王之异”进行阐述,表达了自己的相关见解。总体看来,蔡元培对朱子学的研究,不论从体例上还是具体内容、观点上,都对后期朱子学研究及其个人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章学诚杂文学思想探析

清代浙东学派经史文三位一体,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而且有文学上的实践,章学诚即为其中之集大成者。以《文史通义》为考察对象,相比于浙东先贤,章学诚在对经典的引用与表述中,更加注意六经之间的互通,对六经的表述趋于细化。相比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对史的重视则更多在于理论的提升方面,“六经皆史”极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章学诚的文学思想在关注文学性的同时,将经史引入文学,体现出杂文学的特质。章学诚的文学创作亦体现出经史文的融合。     

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

在晚明的文学思想史上,屠隆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在文学创作和仕途追求之外,屠隆对晚明不同的道教潮流几乎均有触及,甚至因为对求仙活动的极端追求被视为异端。这些宗教活动的展开除与其思想上追求朴拙的倾向有关,亦受到晚明江南文人之间亲疏不定的群体关系和地方道教环境的影响。本文在梳理屠隆的道教活动和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希望将之置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环境中加以理解和考察,以反思明清文人道教传统中对与道教相关的信仰活动的多元表达与实践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