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到婺源

位于江西省东北,安徽黄山市之东的婺源,素有“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与庄园”之说。东汉时,这里仍被中原视作荒蛮之地,但历朝历代大量文人仕宦或被贬或流落来到婺源,使这块“断发文身、鲜知礼节”的山区接受了中原     

晚唐文人的“费冠卿情结”

中唐诗人费冠卿留存的作品不多，也没有显赫的仕宦经历；但他颇受晚唐士人推崇，很多文人墨客前往其故居或墓前凭吊。人们关注他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接受朝廷征召之举，他对待功名的态度以及处理仕宦矛盾的方式让士人羡慕不已。通过分析晚唐文人激赏费冠卿的心理原因，可以进一步揭示唐季文人的心态及其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朝鲜朝妓女诗人汉诗的对话方式

古代朝鲜的妓女诗人是一个有别于以声色示人的妓女群体,她们在以汉诗的写作、吟诵为上层仕宦文人社交礼仪的社会里,以汉诗为工具,与当时处于主流社会的文人仕宦进行着交流,用诗歌诉说着她们的思念,期盼着对方的回应。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中国古代文人的“鸡肋意识”及其人生选择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学作品中屡屡涉及"鸡肋"一词,"鸡肋"被文士赋予之身体、个人,乃至名利、功业、仕宦,甚至人生意味等多重内蕴,展现出文士对世俗价值的矛盾心态及其身处"势"与"道"之间两难的人生困境,并由古代文人不同的人生选择见出"吏隐"的局限性,体现出正直士大夫舍身求法的历史进步意义。     

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论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而其形成则有特殊的语境。"致君尧舜"从早期的褒奖勋臣语,至初唐则演变为君王对臣僚的政治期许,复又由君王之政治期许,演化为官僚文人仕宦的政治理想。杜甫在尚未入仕且生计困顿之际树立起这样的理想,显示了其理想抱负之不凡。入仕之初,他以稷、契自期,以谏诤之道作为实现"致君尧舜"理想之方式与途径,而终因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他仕宦的挫折与失败。暮年则因身份的变化,他对"致君尧舜"理想实现的途径虽稍有一些变化,但坚持理想之初衷未渝。杜甫因其政治理想而导致的仕宦挫折与人生遭际,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中国古代士人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宋代三居士名考

中国先秦时代即有“居士”称谓,指“道艺处士”。佛教在中国兴起后,佛门礼称不出家的佛教信徒或施主为“居士”。唐、宋以还,文人多有自称“居士”者,或信佛,或懂佛,或与佛教无关。苏过自称斜川居士,以明学陶渊明之志;向子自称芗林居士,即隐居山林之士;尤袤自称遂初居士,乃久倦仕宦,渴望“返初服”（致仕归乡）之意。     

吴绮长婿次婿辨疑

吴绮是清初诗坛一位非常活跃的文人，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痕迹。本文通过对吴绮两位女婿的生卒年考订、诗文互校，重新确定二人位次，纠正了《吴绮年谱》中的长婿、次婿颠倒之误，从而展现了以吴绮为中心的吴氏家庭生活及其思想观念，亦从侧面映照出清代仕宦沉浮的真实剪影。     

晚明文人佛寺旅游风盛述论

晚明社会,文人大规模、大范围的佛寺旅游活动,可分为仕宦型寺庙游历之游、布衣型寺庙修学之旅、山林式心灵修行之旅和城镇式庙会娱乐之旅,呈现其清雅的文化性、世俗的娱乐性和科学的考察性等特征,是晚明社会特殊政治背景下文人失意心境的无奈寄托;是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文人休闲娱乐生活的表现;也是晚明佛教龙象复兴,士僧互动社会新风的表现。     

传统文化下的特殊群体——论古代文人之失节

失节文人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人们不屑谈起或深恶痛绝的对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其存在有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因素。名利化的仕宦人格、知恩图报的侠士心理、多元化的民族观念、怵于危亡的权变意识和"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都会使文人以某种方式失节。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唐末文人顾云事迹探赜

唐末文人顾云两唐书无传,连《唐才子传》也无视之。检视相关材料,见其游宦权门时准备充分,在形象、语言方面表现突出,明显优于同行之罗隐,取得了仕宦先机。他求仕心切,求拔解文心思缜密,干谒文不辞卑微,终以寒素身份四举中第,显示出老道的人生经验。他与杜荀鹤最为相得,杜及第时为时俗非议,自编诗集以求自明;顾云慷慨为其作序,夸大其词,为杜声名计不惜背书。对顾云事迹的探赜,有助于分析更多唐末普通文人个案,从而更为深入地研究唐末文人和文学生态。     

论阎朝隐诗歌之“奇”

阎朝隐作为科举晋升的文辞之士，其诗歌存世虽少，但以“性奇诡”“善构奇”而著称于世，屡屡捉刀代笔，甚至得到武则天的赞赏，这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和政治需要密不可分。在武则天与唐中宗时代的政治高压、粉饰太平和个人晋升的条件下，阎朝隐在诗歌之中借鉴了东方朔的“染迹朝隐，和而不同”来展示其存世之道，借助宴饮应制诗的“丽色靓妆，观者忘忧”来诉求其晋升之由。这也为中国古代文人在仕宦浮沉中找到了一条“光明”之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柳永的羁旅悲秋词

羁旅行役,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传统题材,多是怀才不遇的文人抒发仕宦迁游生活的情怀。撰写四时之景的柳永,他笔下的羁旅行役词,大多是以秋天为背景的,在“秋”这样一个时间意象的基础上,词中大量出现了秋季特征相关的意象,抒写出浓郁的悲秋情感与悲愁意绪;柳永词也由此获得了独特的价值意义。     

中晚唐诗人裴夷直生平考

为了比较详细地了解裴夷直的生平,利用出土文献,采用考证的方法,对裴夷直的生平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裴夷直望出河东,定居江左,族葬洛阳,因数代官职低微落谱,裴夷直一生经历了入幕、台省、贬谪、游宦四个时期,因与牛党党魁关系密切,乘朋党之势,累官至散骑常侍,裴夷直的仕宦生涯就是唐代中后期党派斗争中普通文人政治命运的缩影.     

论凌叔华小说的特征

1、在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文坛,凌叔华被誉为“东方典型美人”。这不仅是对她娇妍容貌的赞美,更是对她温婉雅淡文品的称许。的确,翻开她的小说,立刻会感受到弥漫于字里行间的温婉氛围。凌叔华生长于书香仕宦之家,父亲是典型的旧式文人,曾与康有为同榜中进士,并点翰林,和京城骚客画师过从甚密。书画簪缨之族的养育,俊彦     

论中国文学中竹意象的演变

秦汉之前文学中的竹意象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魏晋南北朝竹被纳入了文人审美的范畴,这一时期的文人或写竹之概貌,或赞竹之耐寒与坚贞,或于竹中寄托风流放达、隐逸、思乡之情,竹意象由此形成。唐宋文人或对竹细致刻画,或颂扬竹之虚心、孤标,或将个人经历、情感、志向、信仰等投射于竹,竹意象实现了其人格化与个性化的进程,中国文学中的竹意象成熟了。     

白居易宦海沉浮及其山水之吟

白居易的山水之吟与他的仕宦沉浮紧密相关。除借山水宣泄自己感伤情怀这一主观因素外，山水自然景观的特征也使白居易山水之吟因地域不同而呈现不同风采。     

宋元明清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

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在《汉唐时期山西文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化发展之特点》一文中,对山西前期的文人分布及其原因做了些探讨,指出一个地区文人的产生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受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而且不同的地理条件对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或阻滞表现出来的,进而总结出汉唐时期山西文化发展之特点。在此篇中我们将对宋元明清时期的山西文人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