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激励和保护:清政府的族田政策

清政府在继承明代有关定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富有特色的族田政策体系,通过树立典型、强化宣传等方式倡导建置族田,虽也有废除参与械斗宗族的族田之举,但不否定其倡导的一贯政策;实行旌表、议叙等政策激励族田发展,对族田实行多项不同于一般民田的优待措施;建成了以法律保护为主的多措施并举的族田保护网,为族田的安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清代族田政策具有鲜明特色,即在积极围绕族田支持的基础上,其政策走向法律化和近代化,义庄、义田地位逐渐提高,清政府支持族田的政策促成了清代族田高潮迭起的持续发展局面,但却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提供了条件。     

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

福建义田仿自江南的范仲淹,范氏义庄于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告成,到宋高宗时福建兴化军莆田县的林国钧“力行善事不倦,乡邻有贫乏者取赀财投诸暗处助之,又建红泉东井义学,延族子光朝为师,置义田赡四方从学之士,由是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绍兴初,更造白湖石桥,国钧倾赀成之,复砌黄石抵城路二十余里。”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漳州通判、尤溪籍人王必正“仿范仲淹以郭外五百余亩置办义庄,资族人冠昏丧葬之费,复立义塾,延师训族里子弟。”其后有怀庆府同知、龙岩的连镕“以族姓蕃衍,无告良多,乃以千金置义田,赡其族人,文正遗风,去其未远。”光禄寺监事、建安的杨维垣亦“设义田以赡贫乏”。顺昌的郑金吕“立义田以赈族之贫者”。赡族成为义田     

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

近代江南的功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族产的不甚明确的权属关系,是与“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家族伦理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多元的族群关系网络,族产与家产在族人财产观念上的相对化,也是族群关系结构中“公”、“私”相对化的具体表现。族只是家的扩大,只要族群关系的基本结构不改变,族产的性质就脱不出家族共财制之窠臼。     

明代江南塘长述论

明代江南,不仅赋税额重,而且徭役数多,布解、北运、粮长、塘长等等不计其数,可谓大役不断,小役尤繁。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粮长等役,一直颇为注意,研究成果不少,有论文,有专著。唯独对于塘长,几乎无人过问。《明史·食货志》中“塘长”一项,只字未提。此后成书的明史研究论著(包括专论明代江南徭役和水利的论著在内)和各种资料,也很难找到“塘长”二字。好象不存在“塘长”之役似的,其实大为不然。     

明代士大夫眼中的回回形象

明代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士大夫在他们的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回回形象,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汉地回回人的现实生活,也反映了汉族士大夫对回回的评价。回回入居中原后,坚守其宗教习俗,张扬其义气性格,汉族士大夫对其有褒有贬。明代士大夫对回回形象的描述反映了汉文化与回回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农耕与游牧、农业与商业两种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演变也是回回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进程之一。     

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

区别于一般意义的宗族义庄，苏们丰豫义庄是由绅宦家族捐建，面向邻里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通过平泉、赈济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手段来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它的创办，既是时代的要求，也与乡绅个人及其家族的遗德观念和社会、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社会对救济由散赈向制度化发展的一种努力。乡外的救济行为并不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还是一种比暴力更具道德内聚力和持久性的社会控制手段。     

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续)

四、里甲正役的任务和里甲役制的演变应該首先指出,作为明代人民供应賦役的基层单位,里甲这个組織是田賦和一切徭役的主要担承者,这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田賦和一切徭都是通过里甲这个組織来征收的;其二,賦役的征收是采取連带負責制,一戶欠收由其他九戶补足,一甲欠收由其他九甲补足,而最后的負責者則为现年的甲首和里长,乡县政府是唯他們是問的。由于明政府賦役征发的不断增加,里甲所提供的賦役的种类和款目也不断增加,征发的对象和范围也日见扩大了,这是明代里甲制度史上的基本情况,相随而发生的就是各种役法的調整、改革等等。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

义序是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研究中国宗族乡村的一个标本.解放后,义序宗族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其变化肇始于土改.土改是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而义序土地分散、近市郊、商业发达、非农职业过半、宗族发达等,这是理解义序土改的前提.义序土改的过程也是其宗族瓦解的过程.首先,族田的征收导致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其次,祠堂的征收使其作为宗族“集合表象”的消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表象”彻底消除,祠堂保留着宗族记忆,起着隐性宗族认同的作用;最后,族权的瓦解是族田祠堂的征收、阶级斗争和农会、乡村政权建立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补王政所穷”：范氏义庄与宗法制帝国修复机制

家国同构的宗法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古代王朝修复机制的核心机理,而唐宋之际宗法家族制却面临倾颓之虞,以范氏义庄为代表的新型宗族,以共有族产整合族人,兴办义学培养官员,克服了科举制下官僚身份的一次性和家产均分制下财富日益稀薄化的难题,成功实现了官僚士大夫的累世再生产和宗法家族的长存不堕,修复并强化了作为中华帝国根基的宗法一体化机制,使得宗族稳固地成为帝国秩序生产的载体和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并最终型塑了古代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明末清初苏州府常熟县的同业组织与徽州商人

1．分析所用的材料与视点明代中期以后，在北京与南京这两座京都，科派于商工业者的“铺户之役”（为官府筹措必要的物料之役）所引起的弊害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①。即使在与江南的经济城市苏州相邻的县城常熟，情况亦然。1959年出版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与1981年刊行的《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收集了关于常熟县各行业铺户之役的21件碑刻（参照常熟县当官碑刻一览表）②。这些碑文，在很多情况下对铺户之役使用了“当官”或“当行”一语。本文将这些碑刻概括称为“当官碑刻”。两碑刻资料集所收之当官碑文，虽不仅限于常熟…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论明代族田

一、族田的兴起与发展族田是宗族共有的土地.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种特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族田创始于北宋政治家范仲淹.至南宋时又有发展,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族田.到了元代.族田更非罕见.明代族田则极为普遍.仅江苏一省.据不完全统汁,就已大大超过了宋、元时期所置族田的数目.族田在有明一朝加此普遍.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明朝官僚地主建置族田.主要是想通过经济手段来延缓宗法宗族制的松解、缓和阶级矛盾.进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和宗族制是两个下同的概念.宗法制是封建的伦理体制,而宗族制则是宗法制的体现形式.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宗族制度无论是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还是在控制农民方面都是封建统治的重要的辅助手段.     

明代的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

士大夫是科名、功名的占有者,是知识的拥有者,是社会声望的享有者.明代的士大夫大多借助于科举一途,形成世代簪缨的科举家族,且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通过地缘、姻缘、师生、同年、文社声气等,明代的士大夫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朝内之政,形成“门户”,甚或“朋党”.     

明清徽州的社会慈善救济义举

古往今来,任何时代,在大多情形下,对于社会慈善以及救济方面的民生保障都会有各显不同的一套社会机制。人们平日维生会遇到众多难题,贫病之人难于度日,即使一般人家遇上灾荒、瘟疫,都将困顿不堪,如何应对？传统的方法是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宗族组织）倡设义仓、置办义庄（义田）,在灾荒或青黄不接之时低价出售仓粮。宋代以降,社会上出现了养济院、育婴堂之类的组织,收养孤老和弃婴,到明清时期尤其在清代,善堂增多。徽州的社会慈善以及救济保障义举就很普遍,它们属于传统的乡村范式,带有浓烈的宗法社会色彩。     

靖难之役济南战事的历史书写与铁铉忠烈形象建构

靖难之役是明代史上影响颇为深远的政治事件。朱棣登基后，为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篡改史书、钳制言论，使得建文史事扑朔迷离。靖难之役中的“济南保卫战”,系建文帝方获胜的一场重要战役。由于明前期文网甚密，此事鲜有论说。明中叶后，文网渐驰，士大夫李贤、宋端仪、王鏊等人，在采择官方史书、档案及民间传闻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记述此事。他们的论述在嘉靖以降渐趋融合，形成了靖难之役济南战事的完整叙事。其中，既有真实历史，亦不乏夸张、神化之处。随着私史修撰的兴盛与济南战事历史书写的发展、传播，战役领导者铁铉也被塑造为忠勇双全、铁骨铮铮的忠臣义士，并得到官方的推崇、赞誉。     

从普遍福利到周贫济困——范氏义庄社会保障功能的演变

范仲淹首创的范氏义庄以其突出的社会保障功能得到当时与后世的一致颂扬,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宋代的范氏义庄奉行普遍福利的原则,随着宗族成员的大量增加,义庄收入不敷支出,于是转而以周济贫困为宗旨,同时因应社会的变化.由一般生活救助扩大到资助教育和科举,并逐渐增加了对被助族人的道德要求.     

憨山德清注《庄》动机与年代考

明代文人于《庄子》情有独钟。憨山德清注《庄》不同于明代士人的“以佛解庄”,而是别出机杼“以佛化庄”——通过憨山德清的解读,老庄哲学俨然属于佛教庞大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憨山德清注庄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打破儒、释、道三家互不相融或限于浅层交流的局面,从深层次上发掘三家的内在关联。憨山德清《庄子内篇注》在明代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佛教与士大夫沟通的桥梁和媒介。     

公款公产与清末兴学

清末十年间,官方与民间共同兴办新式学堂。各类各级学堂创办伊始,几乎在在需款,经费的压力远甚传统教育。因此,各类公款公产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不同性质学堂的经费来源。科举制废除后,书院、宾兴、学堂等款全面转型为新式教育经费。即使原本不属于教育性质的地方性收入,如积谷、善举、杂捐,甚至是宗族性质的祠堂、义庄、义田等,其经费也被不同程度用于学堂。于是,“公款公产”这一集合概念应运而生,且朝野上下均有将公款公产用于兴学的一定共识。然而,各地的公款公产并非全然用于兴学,故官方须常清理（清查）公款公产。但这不能简单作国家权力渗入民间的单维度之理解。其实在清理公款公产以及公款办学的过程中,各地许多士绅往往较为主动,同时一部分人则以维持旧款的理由力图排拒,或多或少涉及地方新旧势力的转化。在清末兴学事业推进过程中,各项地方公款公产作为新式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公款公产集合概念的形成互为表里,并由官方与民间“公论”共同建构。另一方面,官方与地方力量对公款公产的处置方式及其后果则交糅混杂,这使得公款公产长期游离于国家财政体系之外。     

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

作为职役之一,乡役是宋朝乡村民户的一项徭役负担。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等诸多方面,处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乡役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职役”的特性,在官僚士大夫和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其社会形象有很大差距。随着社会的演进,乡役制度发生了由“职”较为突出到“役”日益凸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反映出宋朝内外交困、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实况。在这一景况下,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剥夺广大民户的利益,并以牺牲、侵夺国家政权“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