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性别观念、信息传播与女性生育意愿 ——基于育龄女性的问卷调查研究

[提要]本文旨在探究传统性别观念和不同渠道上的信息传播如何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以及信息传播的不同方式是否会影响传统性别观念与育龄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基于对486名育龄女性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传统性别观念和人际讨论分别与女性生育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而新媒体平台上的新闻关注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此外,虽然女性在传统媒体平台的新闻关注与其生育意愿未呈现直接关系,但调节效应分析显示,传统性别观念和传统媒体上的新闻关注对女性生育意愿存在着交互作用。具体而言,对于低传统媒体新闻关注的女性来说,传统性别观念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较小;而对于高传统媒体新闻关注的女性来说,传统性别观念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较大。     

自由与风险：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

个体化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它描述的是有关制度以及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转型下日本女性的生活处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个体化社会里，日本女性一方面摆脱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束缚，获得为自己规划人生的自由；另一方面她们又失去家庭和性别分工带来的稳定性和安全感，面临着贫困、孤立等风险。当日本女性逐渐脱离家庭和性别角色时，日本的政策和观念反而固守甚至强化家庭主义和性别分工，导致女性在自由与风险之中难以抉择。     

孕期女性社交媒体中的赋权实践及身份形塑

孕期是女性预备承接母职的重要阶段,孕期女性一方面受到传统母职观念和医疗要求带来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在社交媒体中通过孕期展演和情绪宣泄打破沉默。孕期女性通过媒介平台女性用户间的互动支持迸发情感能量,进而促进母性意识的觉醒,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通过增加女性主义议题等方式强化了群体价值规范和母性认同。研究认为孕期女性个体在社交媒体连接与聚合中完成了赋权实践,并运用符号叙事建构出一个“宏大”的母性形象,以此在博弈中得到更多家庭话语权等个人权利,从而影响和改变父权制下家庭固有结构和权力格局。     

高嫁还是低娶？人民公园的玻璃标尺

我国正在从早婚普婚的社会向晚婚非普婚社会过渡，与此同步，教育也出现了性别差距逆转。在此背景下，我们对上海市人民公园相亲角为子女寻觅配偶的父母展开调查，探索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的延续和变迁。研究发现，传统女性向上婚规范已经发生松动，一方面男女双方体现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杂糅观念；另一方面，这种松动在性别维度上具有不平衡和不对称性。男方家长似乎手持玻璃标尺：希望一定程度上维持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方公私领域的成就、责任和角色定位有相对严苛的要求。女方家长对于传统性别角色期待有更多的反思和宽容度，对于男方的教育、经济以及提供婚房惯例的要求均有大幅松动，并更为多元化。维持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的动力更多来自男方对女性传统的顺从、弱势角色的要求，而非女方对男性财富和地位的追求。提倡平等、现代的伴侣关系，增加对于非传统婚配模式的包容，对于缓解全社会婚育压力、促进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有着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批评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因素研究

语言与性别的关系是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内容。使用问卷的方式调查了24名美国男性和22名女性在批评言语行为中最常用的策略，使用卡方检验方法对策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作为话头语，男性常用同等策略，女性常用恭顺策略；男、女性均常用缓和语力支持话步；男、女性所使用策略存在显著性差异。     

当代汉语称赞应答策略的性别差异

当前汉语称赞应答策略在不同性别群体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虽然两个群体使用最多的应答策略都是含蓄接受,但女性在明确接受、间接拒绝等方面的称赞应答策略的使用频率都高于男性,男性更趋向于使用含蓄接受和直接拒绝策略;女性更多使用积极的礼貌策略并且强调人际交往的平等性和稳固性。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与女性的社会交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的经济，它为女性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机遇，即扫除了女性社交的思想障碍；拓展了女性社交的空间；提出了女性社交的新要求。但是，女性的社交观念和社交能力还不适应这种开放性的经济。具体表现在交往观念陈旧；交往空间狭窄；交往能力不强；交往走入误区。因此，有必要扩大女性的社交范围，延伸社交内涵，提高社交能力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农科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研究——基于大学各阶段学生的综合调查

利用Oxford的语言学习策略量表（SILL）对某农科大学各个学习阶段的607名英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策略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这些学生语言学习策略的总体使用情况、学习策略与英语水平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性别、学习阶段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学习策略上使用的差异。研究发现学生使用最多的是社交策略,最少使用的是情感策略和记忆策略;英语水平与学习策略使用存在显著相关;女生比男生更多地使用学习策略;不同学习阶段学生对于各种学习策略的使用有不同的偏好;来自农村的学生对于那些与英语水平相关程度更高的策略的使用频度低于来自城市的学生。最后对研究结果在教学上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1961年到1990年英国性别歧视现象的历时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探索*

语言习俗作为反映社会文化的有效载体，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揭示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现象。本文沿用1999年Biber 等人采用的语料库性别词汇分析方法，选取英国1961年LOB及1990年ICE-GB两个语料库，通过对比分析对两个时间节点的性别词汇，从三方面（性别特指词汇参数、双重性别词汇参数及特殊性别词的文本分析）研究1961年到1990年英国社会中女性地位的变化并探索此变化是否与在英国盛行的女权运动有关。结果发现，相较1961年，1990年阴性词汇及双性别词汇分别使用频率增多，特表女权的新兴词汇出现，侧面印证英国女性性别歧视现象可能减轻或至少女性得到更多的关注。但同时，社会对女性权益的态度可能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绝望的主妇》中家庭会话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选取美剧《绝望的主妇》的台词为语料,以会话分析理论为研究依据,通过语料分析的方式,从话题选择j话语量以及会话中使用的沉默、打断和最简反馈等交际策略三个方面研究《绝望的主妇》中家庭会话场合下的性别差异,得出以下结论（1）男性的话题选择更关乎家庭的稳定,女性的话题选择相对琐碎;（2）女性的话语量多于男性的话语量;（3）男性善于使用打断和最简反馈策略来控制会话。女性擅长使用沉默策略来支持会话。     

贫困地区女童就学障碍的社会性别分析及对策研究

关于贫困地区女童就学障碍及原因分析问题,我国一些学者们曾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及教育学等角度作过大量的调查与研究,但作为弱势群体的贫困地区女童,其就学障碍的原因还与人们的社会性别观念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调查,分析贫困地区女童就学障碍的原因主要有:社会上存在的变相的性别歧视、农村家庭中男女不平等观念及行为、女性自身的自卑情结等。并希望此类问题能引起教育工作者及投资教育项目的相关人员的关注。     

梅·萨藤日记中的语言使用与衰老的相关性研究

人类的衰老与语言使用密切相关,通过纵向跟踪一个人语言使用中的变化规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提供依据来诊断衰老变化与质量,为老龄化时代的健康衰老模式提供理论参照。文章以美国著名作家梅·萨藤在57-82岁期间撰写出版的8本日记为历时性语料,利用LIWC词频统计软件,统计8本日记中7个文本参数的词频数量及其变化趋势,通过定性分析与语料解读,考察作者的语言使用是否或如何随着年龄而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结果显示:年龄对于自我参照、社交词汇、消极情感词汇、冠词和大词的使用影响较大,而对于积极情感词汇和认知词汇的使用影响不明显。主要是因为随着人的变老,其自我关注程度、社交和情感需求、其他生活关注以及类别化思维程度等发生了变化。     

当下女性能力发展的困境及根源

一方面，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带来了女性能力发展的福音，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女性能力发展又陷入困境。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力依赖”不能成为女性的安身立命之本，女性的能力得不到社会相应程度的认同，社会和企业在用人、收入待遇、晋升等方面有着明显的“性别偏好”，甚至存在着对女性一定程度的能力歧视，这必将挫伤女性能力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传统的不平等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是造成这一困境的重要根源。     

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高校知识女性的成才与权益维护

高校知识女性是女性中的高素质群体.然而囿于旧观念和家庭的束缚,以及女性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的制约,使得她们在自身成才以及权益维护与男性相比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当前高校知识女性成才与权益维护具有新的优势,表现为和谐社会为高校知识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新环境,知识经济为高校知识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网络信息为高校知识女性的发展提供了新条件.高校知识女性的成才与权益维护可使用如下策略:更新观念,争做现代知识女性；正视现实,构建和谐家庭关系；利用法律,优化社会舆论环境.     

新冠疫情环境下企业社交媒体使用#br# ——以公共社交媒体为调节变量的研究#br#

疫情期间，以企业网络信息平台为代表的企业社交媒体在防疫安全、信息交流、组织协同、生产运营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得到广泛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员工参与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影响着企业网络平台发挥应有的效果。国内外有关员工的企业社交媒体使用方面的研究目前存在不足，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受何种动机影响尚不清晰，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对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产生调节作用的显著区间仍缺乏量化数据支撑。因此，基于使用满足理论（UGT），该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模型框架与研究假设。通过研究发现：信息共享和自我记录是员工使用企业社交媒体的动机；只有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达到中等偏上或更高水平，才会在信息共享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娱乐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此外，通过Johnson-Neyman方法分析，获得了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产生调节作用显著区间的量化结果。研究发现有助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认识，为国内企业解决信息管理方面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汉语拒绝言语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汉语拒绝言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汉语中男性和女性在拒绝策略上存在差异;男性比女性使用更多的直接拒绝策略,而女性则比男性使用更多的间接拒绝策略;女性在拒绝时比男性使用更多的礼貌策略.这些性别差异可以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加以解释.     

家庭照料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统计数据，构建Probit模型以考察家庭照料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照料、子女照料均会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隔代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冲突。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宏观环境，建议企业、政府与家庭共同发力，进一步提升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