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与司法裁判关系探析

法律是作为规则体系的“准实在”,司法活动需要在规则的教义性和救济性中予以把握l同时规则的正当性和回应性应在司法过程中生成和证立。因此,有必要区分制定法规则和判例法规则,并认真对待它们之间的功能区别和价值关联,以圆满地实现法律的正义承诺。     

论哈特承认规则与裁判规则的关系

为补救初级规则,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引入作为次级规则的承认规则和裁判规则。两大规则的核心基础均为官员,尤其是法官接受的内在观点,这决定了两大规则间必然存在密切联系。在法律空缺与不确定条件下,承认规则对裁判规则的内在鉴别,裁判规则对承认规则的不确定性规制。     

证据裁判原则下的案件事实认定

案件事实认定是司法证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前提条件。事实认定规范化和科学化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的基础。事实认定者要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证据规则指引下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在司法证明的基础上,事实认定者运用经验法则进行逻辑推理,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完成案件事实的认定。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司法认知和推定也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信息来源。     

论社会舆论对司法裁判的影响

司法实践中当司法案件成为舆论焦点后,法院的司法裁判往往很被动,本文从参与构建社会舆论的基础及分析社会舆论缺陷和对司法影响的现状来阐述。     

湖南省篮球骨干裁判临场判罚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探讨了影响湖南省篮球骨干裁判员临场判罚的主要因素:自身业务技能、赛前准备、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并据此提出了提高临场判罚准确性的建议,为提升我省篮球骨干裁判员的临场执裁水平提供依据,促进我省篮球运动的发展。     

财产权规则与外观法理的冲突与协调——基于股权转让纠纷司法裁判的实证视角

股权转让蕴含多重社会关系,涉及的法律调整极为复杂,由此导致此类纠纷成为司法裁判中的一大难题。民法中的传统财产权规则与公司法中的外观主义规则之间的冲突是导致这一难题最为主要的制度性原因,二者在股权性质界定、股权归属判定和股权变动判定上都存在明显冲突。法官在股权转让纠纷裁判中的认知差异正是这些冲突对实践产生影响的直观反映。相应的协调路径既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民事审判与商事审判在司法理念与规则运用上的区别,也需要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上注重对民商事规则的衔接与协调。     

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与执行

重点研究和探讨了对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和司法适用;认为限度条件不完全等同于“必要限度”。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应当理解为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没有明显超出必要限度,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并对刑法第２０ 条第３款是否为“无限防卫”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所谓“无限防卫”的规定。此外,对“行凶”、“暴力犯罪”等规定进行了较深入的研讨     

中国古代血亲复仇案件司法裁决影响因素及其当代镜鉴

为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几乎各个朝代都通过立法明令禁止血亲复仇,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并非影响这类案件裁决的唯一因素,通常还受到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个人因素等影响。在处理当代血亲复仇类案件时我们应以史为鉴：国家层面应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深化公民的法治信仰;社会层面应努力营造客观、理性的舆论氛围;审判人员自身也应加强理性思维的培养,由此促进血亲复仇案件的公正裁决并减少血亲复仇案件发生。     

合同附随义务的适用规则及其司法认定——基于合同履行的法理解释

附随义务的法律适用标准问题,是司法审判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难点问题。由于在合同履行和法律层面上缺少完整认识,因此适用规则的认定标准不一而产生的裁判纷争并未消除。附随义务的适用应在其他合同义务履行之后,其兜底补充作用可弥补任意性规范约定的瑕疵,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构成要件与违反合同约定义务相较具有特殊性,因此可认定为承担特殊的违约责任,而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则要以法律对此义务所要求的严格程度以及对各方面利益保护的公正均衡为考量。     

调解与裁判的正义性比较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调解相对于司法裁判是\     

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困境与出路

不法侵害的识别与防卫权的设置初衷密切相关,应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的宗旨出发识别不法侵害。作为防卫权发动的前提,不法侵害的识别应以法益侵害为基础,以对权利的蔑视为依托,以维护社会团结为限度。即应以法益侵害为认识起点,借助权利侵害和社会团结的法理,将不法侵害限定为在主观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侵害行为。在识别不法侵害时,应坚持区分防卫权的成立前提与行使条件,以行为时行为人的认识为尺度,以经验评价为基本依据,坚持社会团结原则,从社会利益维护的角度,平衡防卫所保护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立足侵害行为的破坏性、不法性、造成损害结果的难恢复性等规则,将具有法益侵犯性、权利蔑视性的部分行为排除出不法侵害的范围。     

论农民成员资格认定的应然司法逻辑

成员资格是成员享受相应福利待遇和行使成员权利的前提,人民法院审理征地补偿费分配、集体收益分配等纠纷时应首先判断当事人是否具备相应的成员资格。基于《民法典》对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区分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集体所有权,成员资格应当分为农民集体成员资格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两者指向不同的本质关系与认定标准。成员资格认定属于集体自治范畴,立法与司法应当从集体决议角度尊重集体自治,并对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作出合理裁判。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认定规则

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危险方法类型和范围的探讨,表明了对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基本立场,即限制解释"危险方法",以防范此罪成为兜底性的罪名,违反刑法的明确性,但是并没有提供认定危险方法的具体判断法则。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相关判决的梳理,可以发现,公共安全的认定不宜过于宽泛,尤其应提防将公共秩序置换为公共安全。在危险方法判断上,可从社会公众的价值判断、行为客观的附随状况以及行为实施的方式等多方面综合判断。既不能过度泛化对本罪的理解,也不能一概地适用其他领域中犯罪的罪名而排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     

影响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因素分析

刑事非法证据分为刑事非法言辞证据和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刑事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规则已成各国刑事诉讼法的通识,而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和命运.文章认为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实则是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     

股权让与担保裁判规则的检讨与重构

股权让与担保日益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但因其长期游离于立法之外,故法院成为制定、完善其交易规则的重要力量.目前,虽然法院借助大量的司法裁判就部分问题形成了共识,但这些共识背后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以及论证逻辑仍有待进一步的明晰.法院应通过穿透式思维,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厘清股权让与担保关系的内在本质,并重新认识其外部特征.遵循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区分的法律逻辑,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肯定股权让与担保在债权法上的效力.树立商事思维,在商事领域适当弱化“禁止流质”,以充分发挥股权让与担保的制度优势,契合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在处理涉及外部第三人的问题上,坚持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法官裁判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法官的裁判模式分为逻辑推理模式和价值衡量模式.逻辑推理模式要求法官严格按照三段论形式进行裁判,其中理性因素占主导地位.而价值衡量模式须考虑与案件相关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官的非理性因素.逻辑推理模式和价值衡量模式在司法适用中是相互结合的.法官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相辅相成,相互渗透,影响着法官的裁判行为和司法进程.要使法官的非理性因素在审判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加以引导和规制.     

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实践与思考*——基于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生效后,符合公开条件的生效裁判文书已基本实 现公开。从现有的裁判文书公开情况来看,实践中裁判文书存在逻辑性不强,证据分析不足,法律适用说理不充分等情况,本 文以民事裁判文书为例,从说理的原则、说理的内容、说理的方法、说理的语言规则四个维度对民事裁判文书说理情况进行分 析,提出应当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裁判文书技术规范、法官责任制、裁判文书考评制度等方式,保障裁判文书说理公开。     

法律与道德之争:泸州遗赠案的司法裁判研究

关于泸州遗赠案,存在着规则论与原则论之争.法官是依法裁判还是依道德裁判,在疑难案件中是否存在客观正确的裁判,他们虽在具体结论上针锋相对,但在法的概念论上都持实证主义的立场,即都排除了道德.法律实证主义无法回答裁判疑难案件的合法性难题.德沃金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司法的合法性来自于在整全上对法律所作的最佳解释.相比较而言,德沃金的理论虽有缺陷但更值得赞同.一个司法裁判,只有在对何为法律的整全最佳解释的问题上付出令人尊敬的努力,才配得上合法的名誉.泸州遗赠案的合法性之所以遭到质疑,正是因为它没有给出用以证明它是建立在对法律的整全最佳解释基础之上的任何依据.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邓玉娇事件引起的思考

如何正确适用正当防卫,充分发挥正当防卫制度的作用,是我国刑法的正当防卫制度得以全面落实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厘清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两个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而如何把握好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认定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标准。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案例分析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为标准来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