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伦理之维

政治与伦理问题是两个密切联系、相互渗透的问题。伦理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学领域的国家治理概念,应该是具有伦理属性的。从伦理视角看,只有体现伦理属性、彰显德性的国家治理,才具有强劲生命力,具有扎实的合法性基础,才会国泰民安。伦理属性与国家治理的关联,“好与善”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中的目标价值、主体德性、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好”的价值目标内在的要求有“好”的德性与“好”的制度,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刍议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伦理意蕴

要将生态美德与生态之善转化为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国梦”的内生动力,需要我们在伦理和实践中把握几重维度。生态伦理界的热切回应是建设好美丽中国的理论维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动力维度．而实现永续发展则是建成美丽中国的价值维度。它们既是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更是早日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路径。     

王船山政治伦理的价值诉求、工具理性及现代启示 ——以《读通鉴论》为文本

《读通鉴论》集中体现了船山对国家政治治理的伦理思考。“生民之生死”是其基本的政治伦理诉求,而“严以治吏”之吏治论、“德法并举”之治国论是其实现政治伦理诉求之工具理性选择。王船山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当前我国政治改革实践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的中国梦”征文启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为了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论述,本刊于2014年在老同志凄者中举办“我的中国梦”有奖征文活动。     

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

今天 ,全球治理的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不仅包括已有着充分讨论的“白搭车”、相对收益等问题 ,还包括卢梭所论说的“猎鹿困境”。对全球治理而言 ,卢梭“猎鹿困境”暗示了在缺乏有约束力的中央权威下 ,集体协议遭到不受制裁的违背的极大可能 ,其伦理原因在于“自我保存伦理”与“自我超越伦理”的根本冲突。在走向全球治理的过程中 ,无论是高政治还是低政治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猎鹿困境” ,个别国家对绝对安全的追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环境保护努力受挫等仅是冰山一角。因而 ,要超越“猎鹿困境”、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 ,伦理上需要确立自我超越伦理的首要地位 ,而在制度上则需实现由等级式治理向网络式治理的转变     

浅议马克思国家观的理论源起、内涵及当代启示

“国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贯穿人类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以黑格尔关于市民与国家的结构关系为基础起点,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突破黑格尔法哲学的框架,深化市民社会的反伦理性质,定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建构性关系。追溯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并探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逻辑”,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在理论辨析中挖掘关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核心方法论,一方面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遵循的方向道路提供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为何不能与何以可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结”与“解”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治理过程,而“垃圾分类难以实施”是其实践困境.“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对象不清、公共行动规则和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断裂以及国家行动者和社会参与主体的治理关系不对等,构成生活垃圾分类实践困境的三种内在张力和“症结”所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明晰垃圾分类治理对象及其关系,达成公共行动规则与私人生活逻辑的治理机制链接,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     

中国共产党小康社会的理论渊源、奋进历程和 时代价值∗

小康社会理论来源于我国古代、近代的小康社会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小 康社会由百姓向往的生活状态发展为治国的一种社会模式,中国共产党把小康社会由理想愿景付诸社会 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的奋斗实践中,实现了“建构小康社会”到“建立小康社会”、“建设小康社 会”到“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飞跃并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胜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具有重要价值,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理论宝库,为中国 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世界减贫治贫贡献了中国力量。 总结中国共产党小康社会“百年 奋斗”的历程和经验,对于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意蕴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实现“小康梦”“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也为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和厚植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思想和理论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伦理意蕴:“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基点;“共享”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原则;“制度正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追求;“以人为本”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规范;“全球责任、正义与道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世界贫困治理政治伦理导向。     

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

行政伦理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是一项适应公共行政的发展需要和体现了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研究,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建构工作。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伦理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向行政伦理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需要通过行政伦理研究来解决那些在“政治路径”、“科学路径”和“市场路径”中都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就社会治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变迁的历史趋势来看,行政伦理研究又具有过渡的性质,它的学科建构目标应当指向公共管理伦理学,而它的实践目标应当是对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规划和设计。     

从体制区隔走向协同治理：兰考精准脱贫的实践与思考

2017年3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及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正式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正式从脱贫攻坚阶段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兰考之问——“兰考是如何脱贫的”、“兰考经验是否可复制”,迫切需求答案。贫困治理属于国家治理的一个领域,其理念与手段深受国家治理理念转变的影响,同时也借鉴、改造与创新其他领域问题治理的探索实践。文章在回顾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反思传统扶贫方式的缺陷与不足,梳理“十八大”以来的贫困治理新思路,总结提炼兰考精准脱贫样本的经验。兰考脱贫故事发生在中国整体性国家贫困治理理念与制度创新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找到了制约传统贫困治理方式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因素,在政府部门关系与层级关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方面有所突破,在贫困治理机制上有所创新,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区治理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有机结合的产物。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方言调查、方言资源与国家语言治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方言调查经历了附庸研究、本体研究、资源研究三个不同的阶段,方言调查就是对方言资源的调查、保护与开发。方言资源主要具有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四方面价值。方言调查,对方言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是国家语言治理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途径之一,还是对国家语言治理理论的治理实践与反馈。进行方言调查、方言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实践探索为国家语言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价值与启示:我国语言治理要坚持主体多元化,突出“国家在场论”原则;保证理论构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为国家语言治理的全球视野提供宝贵经验。     

再造“中心”:元治理视域下的国家在场及其治理策略——基于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证研究

源于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谱系呈现出从“统治”到“治理”再到“元治理”的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元治理”对研究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国家“再造中心”具有较强解释力。研究发现,在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国家并非直接实行自上而下强制性动员或行政命令,也并非依靠去国家化多中心治理,而是实施间接性、影响性控制行为,通过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策略性组合,经由国家引领治理全局和国家治理中心地位,经由治理权力集中和多治理主体合作的“双轨政治”,实现元治理下国家在场与“中心”再造,实现管理有效与治理民主兼顾。在搬迁阶段,作为国家基层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受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搬迁锦标赛驱动,经由“文件政治”“会议政治”与“战时化叙事”,重建科层内部权威秩序;在治理阶段,则通过“去行政化”激活居委会,以“服务治理”促党建引领,经由物业与居民矛盾的“强制性协调”、生产空间政治化及居民自组织依附式发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在场和“国家中心”再造。     

理解中国之治的唯物辩证法视野

在解码“中国之治”的学术热潮中,虽有见仁见智的格局,但从历史逻辑上看,把“中国之治”作为“中国之制”的结果,即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制”的认知逻辑具有代表性。然而,对二者之间仅停留于机械论因果律解释,或视二者为无主体变换,都是有局限的。实质上,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是辩证关系,是主体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落实到治理制度与依制度治理的辩证关系中,创造性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转变。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上构建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对辩证关系,形成国家治理的理论形态。以国家治理理论引领治理实践还需要处理好一些重要的辩证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之治走向未来的规范要求。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论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三大理论支撑

对马、恩晚年提出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发展变化的高度进行辩证的理解。在社会生产力未高度发展,从而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落后国家将始终处于跨越“峡谷”的过程之中。“跨越”是一个完整漫长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实现完整“跨越”的三个重要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高度,发展和完善了马、恩的“跨越”设想。     

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我国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契合性,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依靠力量和目的归宿,它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全过程。新时代,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与建构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正在改变城乡社会的发展格局并形塑新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数字化转型场域,数字治理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变量,针对当前数字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结合“共同体”理论尝试提出数字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在深入阐释其概念特征的基础上,以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为研究背景,基于“理论-历史-现实”三维视角,系统解构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多重逻辑。基于此,从物理边界的消解与重构、基础网络的织就与形塑、多元主体的融入与互动、科技伦理的诠释与再造等方面提出建构路径,推进“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