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状态的时间性生成——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解读

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无法进入审美本源性的探讨;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思想则为追寻存在本源开启了一个构成境域,从而审美也只有放在时间性的境域中加以考察,才能回归至本源状态,揭示其本质。本文对审美状态的时间性生成进行了现象学的描述,并标识出时间中审美的特性:审美状态中陶醉的到时与美的显-现。     

中国古代哲理思想的诗化表达

中国古代哲理思想所理解的终极实在是纯发生的原初境域,它内在地要求一种超越现成指称关系的原本的表达方式。中国的诗与汉字的“象”以及音韵的内在贯通,使其成为原初思想的本真显现和最佳表达。当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也为彰显诗的思想含义提供了新的视野。     

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机遇探赜

[提要]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要推动力，在升级与转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未来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威胁，但更重要的是当下新的发展机遇。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在人工智能时代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可以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是在时间、空间、情境三方面有所拓展，即增加自由支配时间、拓展空间、营造境域化场景以消弭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间的二元对立而凸显其本体性；二是创造精心、精准、精湛为特色的个性化教育；三是借助“比特化”、“人机一体化”、“认知外包”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共建、共治、共享；四是运用大数据思维、深度学习理念以及机器学习“黑箱”原理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规律、新理念、新模式。     

海德格尔转向视角中的存在与时间问题

海德格尔通过时间而追问存在问题,在前期,他试图通过从时间性到时态性的跳跃来实行转向,以把握存在本身之意义。但是这一方式后来被他放弃了,因为在形而上学语境中,这种方式会使存在被误解为存在性,时间又被误解为当前在场。由此就形成了海德格尔从前期到后期的转向,而通过转向,海德格尔致力于消除误解,并更源始地追问存在之真理和理解时间问题。     

论海德格尔对Sein一词的词源学分析

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关注存在（Sein）问题,从其前期的作品《存在与时间》到后期的《林中路》。一般认为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转向＂,即从前期的此在为中心的基本本体论到后期的从存在出发来理解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对存在（Sein）一词进行了词源学分析,对正确理解海德格尔的＂转向＂有重要意义。     

从“此在之存在”到“存在之语言”——论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的关联

海德格尔在其哲学思想的前期以“存在”为研究核心,后期则转向“语言”.文章通过对海德格尔的“此在之存在”和“存在之语言”的诠释,分析了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在本体论性质、研究方法及理论目标方面的一致关系.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发展及指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前后相继、持续推进的动态演进过程，此过程遵循继承与发展的内在生成逻辑。现阶段，它既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实现的新发展和新飞跃，又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取得的新推进和新突破。作为思想方法和实践原则，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离不开个人智慧与集体奋斗所凝聚起的“中国化”主体力量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所催生的“中国化”实践条件的客观前提。     

李泽厚后期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背离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李泽厚力图在美学上作新的突破,将其后期美学建构的思想基础,从“社会实践本体论”、“工具本体论”转向到“心理本体论”、“情感本体论”,从“自然的人化”转向到“人的自然化”,进而以一种个体性、主观化、感性化的历史观来阐释美学现象和关学问题,这就在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这一思想依据和前提。这不能不说是对其前期所倡导的“实践论美学”思想的一种“理论背离”。深究起来,李泽厚后期的上述“背离”,既有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动因,也有李泽厚个人的心理动因。鉴于李泽厚之于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性,我们还应通过李泽厚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背离”来简要地分析中国思想界的整体走向。     

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后果及其教训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至8月16日，历时45天。会议的前半段气氛比较轻松，可后来却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从前期的纠“左”变成后期的反右，发生了完全转向，最终造成了一场政治悲剧，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反倾向问题上的一次重大曲折。这次转向，是由对历史纷扰的不同认识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给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影响，也给今后党的建设工作带来了一些深刻教训和启发。     

日语“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制约研究

日语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具有局部映射性和选择性，映射具有负向语义选择偏好；形成“水平线性空间>垂直线性空间>立体三维空间”维度制约等级。上述制约特质是时空隐喻概念相似性与语言类型特质共同驱动促成的。概念相似性是其内在驱动力，相似者易于映射，反之则受制约性强；日语的时间性特质是其负向语义选择偏好的外在驱动力。     

论梁启超文学观念中的杜甫情结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转折时期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文学思想与"新文体"倡导实践虽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学主张,但堪称前矛与同路人。梁启超很少推重古代文学家,独对"写实派"杜甫十分推崇,从前期的情不自禁、每每涉及到后期的着力宣传,冠以"情圣"指称,可见梁启超文学思想方面较为清晰的发展路线与道义坚守。论文依据史料,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这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国家公共性思想的空想社会主义渊源

空想社会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国家理论和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话语渊源性是毋庸置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共性学说包容宏富、题域广泛,整体一致而又各具特色：早期感性描写阶段的政治民主和执政为公思想,中期理性论证阶段的对国家公职人员施以严格的选免、监督制度和廉政思想,以及晚期理论实验阶段的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国家消亡的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虽有“空想”与“科学”之分,但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性学说中的那些实质精神和价值原则,也是为马克思的国家公共性思想所秉持的科学性观点。     

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空间

无论二战期间还是20世纪60年代，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笔下的巴黎作为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元素，皆具备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中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不同层面，并呈现出现实精确性和诗意象征性高度统一的特点：精确的地址和真切的描述使作家的文学空间带有强烈的历史现实意味；空间对人物的情感、心理和思考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使其在人物眼中幻化；人物活动于其间，以迷失、逃离、反抗、寻找等方式改变着社会关系和力量对比，不断反作用于空间，塑造着空间。莫迪亚诺记忆书写中的巴黎因此处于开放的、非二元对立的状态，丰富、深刻、永恒变化。     

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地洞》为例

在西方叙事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下,国内于20世纪末开始出现“空间叙事”这个概念,不同著述中所讨论的空间叙事,所指往往不同,有的指作品中空间的功能,有的指空间的意义,有的指叙事的空间形式,文章以卡夫卡的《地洞》为例,将“空间叙事”视为一种叙事模式来展开讨论。认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以空间为叙事“前景”;第二,以空间组织叙事;第三,以空间为意义主体。《地洞》通过空间叙事模式,叙说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空间焦虑、空间危机和空间矛盾,体现了存在与空间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冯至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变,由早期的表现自我、抒写个性,变为对存在主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一转变为其在40年代《十四行集》巅峰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则亲历了这一转化过程,由早期诗中的“我”开始变为“我们”,诗性表达也由早期诗中的抒写自我变为对存在主义的言说,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指证

传统的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指认和理论思考在阿尔都塞看来普遍缺乏科学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进程作出正确的历史界划。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重新考证,阿尔都塞首次提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个由“意识形态”阶段向“科学”阶段的转变,此一转变发生于1845年,标示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循此脉络,他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详细的历史分期。阿尔都塞的观点较为准确地揭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为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和基本特征奠定了理论基础。     

宋元山水画“平远”图式的美学意蕴

“平远”观念由北宋郭熙提出并得到当时文人的接受和倡扬,进而宋元山水画的图式结构由宋前期的“高远”“深远”而转向了“平远”。“平远”图式呈现为视觉、虚实和时空图式,从而使其观照方式生成为静观、游观和妙悟的特质;这种图式特征建构了平远山水的“意外之趣”和“平淡之境”,彰显出超越逍遥、平宁淡泊之生命境界,同时,此图式结构亦衍生为一种“文化记忆”,支撑并活络在文化生命里。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其一,在下沉到经济层面后上升, 其二,从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其三,由“用”及“体”,最终触动传统文化的内核。“以人为本”融 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认识上实现了两次社会转型的叠加,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赶超之路。 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引领和推动21世纪中国的发展。 总之,以“以人为本”指引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实践“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