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 2018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农户群体的不同维度特征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整体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选择，农户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维度对其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加强农户智能设备使用培训、加强农户就业培训，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积累、推崇“男女平等”思想，鼓励女性从事非农就业等，以帮助农户更好地实现非农就业。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文献综述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尤为突出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问题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重点从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这两方面,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最初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查,之后更多的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并且,近几年来逐步拓展到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行为、职业选择、收入水平、迁移与回流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但以下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失地妇女的非农就业问题;二是户籍制度改革下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影响;三是农村外出务工妇女迁移和回流选择行为的分析。     

江西集体林区劳动力流动中的教育投资回报研究

本文利用2008年对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使用Mincer提出的人力资本模型对样本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回报率进行研究,分析了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因素和影响其非农收入水平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非农就业有正的显著影响,教育投入的年回报率为6％左右。     

农村劳动力务农时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对山东省3052位农村劳动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频数分析法、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研究了农村劳动力务农时间的分布、务农时间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启示。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缓解农村劳动力剩余与短缺并存矛盾的政策的着力点应在于促使务农时间1-6个月的劳动力延长非农就业的时间,并且主要是促使其中的中老年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家庭中的父亲与母亲延长非农就业的时间。可采取的措施,一是减少一部分农村家庭可支配的耕地,二是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益率,三是增加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     

农村已婚女性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全国7省区2 118个农村已婚女性样本的调查数据,运用集群效应下的二元Logit和M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已婚女性的就业现状以及就业内容、就业地区选择的影响因素,特别对家庭中孩子个数和配偶工作地点进行了分类探讨。研究发现：个人资本变量对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劳动依旧具有显著性影响;不同教育阶段的孩子个数对已婚女性从事非农就业和就业地点选择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处于抚养阶段的孩子仍是女性放弃非农就业的重要原因;配偶工作地点与已婚女性工作地点的选择具有高度匹配性。最后从促进已婚女性非农就业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

运用 AHP 方法构建包括4个层次16项指标的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并利用来自贵州农村的1245个有效样本,计算各地非农就业能力综合指数。结果显示：就贵州而言,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最大,家庭环境因素对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最小;贵州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普遍较低,非农就业能力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贵阳市和铜仁市。建议加大对农村人口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提高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     

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7年的经验证据

从公共投资、教育、健康、培训及迁移等角度全面度量了我国1978-2007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量,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非农就业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量是非农就业总比重的单向Granger原因,即前者有效地促进了后者的提高,但其影响具有滞后性;人力资本投资量不是农村劳动力当地非农就业比重的Granger原因,即前者并未促进后者的提高,反而更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论受教育程度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对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发现,影响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诸多变量中,教育变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倾向和非农就业地点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而且可以削弱其他因素的影响力,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区位、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作用越低.因此,要提高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质量,首先应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理论思考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面的费用。在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者技能培训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非农就业转移,包括影响选择非农就业的意愿、非农职业选择的能力和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为此,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必须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劳动力禀赋、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

基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现实背景,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农村家庭样本,探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非农就业在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22.8%的农村家庭样本存在收入上的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禀赋特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质量特征变量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提出应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适度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农村家庭人力资本开发,建立农村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及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应用对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水平越高,农户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非农就业人数比例越高,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将低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农业机械应用通过减少单位土地农业劳动力投入与改善农户健康状况来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此外,户主年龄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倒"U"型影响;户主文化程度为高中、大专、本科以及户主健康状况和村庄交通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均耕地面积与是否获得农业补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部门应多措并举强化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户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

使用2017年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农村调研数据,采用Mlogit模型研究分析家庭特征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在务农、兼业、务工间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禀赋中,丰富的社会资本与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促进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在结构制约中,核心家庭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对劳动力务工配置有负向影响,家庭结构中家庭学生数、劳动力占比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务工占劳比仅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总数、家庭赡养负担与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最后,针对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村社会公共保障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非农就业带动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的家庭和社区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带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使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约4个百分点,但对创业无显著影响。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带动效应显著,而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形成后,一定程度上能直接带动农业劳动者从事本地雇佣劳动,但尚不具有促进农业资本投资替代家庭自有农业劳动力投入进而释放更多农业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效应。与此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可通过促进土地出租来带动农民非农就业。由此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在带动农民非农就业方面产生显著的要素集聚外部性,提出可从培育和发展这些新型主体着手来提升农民收入和促进就业。     

江浙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江浙两省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偏低,且发展不平衡;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其就业方式具有正相关性,非农就业劳动力素质较高,而纯农就业劳动力素质较低;劳动力素质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步,某些变量上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滞后或者超前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29个省市的经验数据

在分析和评价传统理论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突破单一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传统思维,构建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受迁入地非农收入的实际效用因素的影响,而且受迁移成本变动因素影响的理论模型; 并且根据全国29个省市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经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利用回归模型,估计分析了非农收入的实际效用因素？包括城乡收入差距、非农产业生产总值比率？和非农收入成本因素？包括城乡消费支出比率、城镇失业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度。估计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非农产业生产总值比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正相关,城乡消费支出比率、城镇失业率分别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价格成本和就业风险成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负相关关系,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实际收入变动因素、转移就业的机遇因素、转移就业的风险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由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可知,要进一步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合理转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非农收入的实际效用,二是降低非农收入的成本率。     

互联网、技能偏向与劳动力区域流动模式研究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互联网的应用在流动人口就业中的技能偏向效应,并从劳动力区域流动模式改变的角度,分析了技能偏向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应用存在显著的技能偏向效应,使得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获得技能溢价,而综合素质低的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会受到不利影响;掌握互联网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与没有掌握的相比更倾向于本地就业,而掌握互联网技能的城镇户籍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没有显著的区域性倾向。根据研究结论,从促进中西部地区技能型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的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