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启蒙:施特劳斯笔下的雅可比之“相”

施特劳斯之所以看重雅可比,主要在于雅可比对启蒙哲学的尖锐批判。雅可比认为,启蒙不过是一种理智上的僭政,其教条程度毫不逊色于大公教会,堪称"耶稣会派和哲学上的教权"。正是雅可比对启蒙哲学的致命批判,使施特劳斯看清了现代理性主义的本相。艾尔特曼的指控并非出于对思想自由的哲学热情,而是出于启蒙教士的政治狂热,他对施特劳斯的指控跟苏格拉底所受的指控异曲同工。     

施特劳斯和"两城之争"

"耶路撒冷和雅典"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但西方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涉入该命题却源于对现代学术传统的批判,他认为现代可遵循的"传统"只是启蒙以来的传统,它试图变更耶路撒冷和雅典之间深刻的对立.施特劳斯对此所做的独创性贡献就在于倡导回到"两城之争"的原始反差,他将哲学与启示之间的冲突定义为两种生活方式的对抗,前者是自由探寻之路,而后者要求的是敬畏与谦卑,正是这两种不同生活观念的对立构成了西方文明活力的源泉.     

康德、雅可比与泛神论之争

泛神论之争的哲学实质在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雅可比论证一切以理性推论为基础的哲学必然导致与信仰相对的无神论、宿命论。门德尔松的形而上学试图表明信仰可以得到理性的证明,然而他的形而上学抵挡不住雅可比与康德的攻击。康德通过其实践理性信仰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理性与信仰的冲突,然而,这却引发了雅可比对康德理性信仰的进一步批判。似乎没有任何方案可以解决雅可比的二难处境:要么我们放弃理性以拯救信仰,要么我们放弃信仰以支持理性。     

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双重路径及其理论意蕴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吸收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科学内涵，沿着以物化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以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为对象的现代性批判两条路径，展开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路径既表明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又可以看到卢卡奇深谙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崭新路径。然而，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又戴着“黑格尔眼镜”，使其从事的现代性批判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理论困境，依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原则性高度。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论说及其学派的使命

施特劳斯现代性"三次浪潮"的比喻借自柏拉图《理想国》。柏拉图预见了三次浪潮的内容和顺序,他的三种正义观和现代性三次浪潮一一对应,柏拉图揭示了政治事物的本性。施特劳斯通过柏拉图的分析看到政治事物的本性之后,考虑如何改善现实政治共同体。他为此设想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并将其设立为施特劳斯学派的使命。施特劳斯学派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已与当代政治科学的主流汇通合流。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有其局限性,需要进行数学化的现代转换。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分析——以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为理论依据

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清晰地勾勒了不同现代性思想间的逻辑线索,展示出一幅现代性不断展开并逐渐陷入困境的图景。意识形态概念与现代世界和人类的现实历史命运相连,它随着现代性的出现而产生,其理论的每一次发展正契合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是现代性政治的典型表现。面对意识形态政治,应分析其内在冲突及其原因,防止现代政治进程中理性的过度膨胀,或是对于理性的彻底不信任;应承袭施特劳斯所主张的、古典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审慎的精神气质和理论态度。     

语言批判 接受之维 解构诠释——论本雅明的翻译批判

对本雅明翻译观的解读,既不能当作现代翻译研究所关心的技巧问题,也不能将本氏的前后文本割裂开来,必须从语言批判—接受之维—解构诠释这样一个思想轨迹入手,注意它的转向和转变。只有把本雅明翻译作为隐寓,才能剀切地认识到他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     

现代危机下不同路径的政治哲学对话——施特劳斯与马克思

通过批判现代性,马克思和施特劳斯这两位哲学家的政治哲学理论联系在了一起,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不同认识,施特劳斯和马克思两位哲学家进行了政治哲学领域内的对话。施特劳斯将现代性危机归于理论危机,而马克思将现代性危机归于实践危机。基于此,两位哲学家提出了基于不同政治哲学路径的解决方案。回归政治哲学,可以看出,二者的哲学思想都是对"人类应该如何更好生活"这一问题的解答。     

浅析施特劳斯学派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解读

施特劳斯试图以诸多＂双重倾向＂来阐释卢梭的政治哲学,解开卢梭梭作品中那些表面的龃龉。然而,施特劳斯在卢梭所展示出的诸多双重倾向之间选定哲学或准自然状态一极,却是出于其自身的隐微写作。施特劳斯的多数弟子遵循了施特劳斯的阐释策略：卢梭以一种回归古典的姿态,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但他最杰出的弟子布鲁姆却通过对《爱弥儿》的重新解读,试图在卢梭这里发现堪与古典哲学匹敌的新的政治哲学根基,从而对施特劳斯构成了挑战。     

马基雅维利与现代哲人的品质——施特劳斯的剖析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哲学家身份,西方学界直到当代仍然诉讼纷纭:要么视之为自由主义共和论的先驱,要么视之为现代式僭主论的先驱。施特劳斯把马基雅维利视为启蒙哲学的先驱的观点颇为独到,但也引发了激烈的批评和反对意见。     

列奥·施特劳斯为什么以及怎样批评卡尔·施米特

施特劳斯的核心问题是虚无主义,其毕生致力于批判自由主义和现代性就在于认定它们导致了虚无主义。而他之所以批判恰恰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的施米特,也在于认定施米特思想的基础仍然是虚无主义的。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批评,才能够理解施特劳斯所表达的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仍然发生于自由主义的视界之内,依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这一话语的义涵。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对自由主义的指责却是不正确的,自由主义并非虚无主义的,分歧仅仅在于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与施特劳斯的道德基础不同而已。     

施特劳斯论洛克

无论在政治思想史、还是在对现代政制的影响上,洛克都是极为重要的人物。英美洛克学界和政治思想界在1950年之前一直都把洛克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思想接续在古典的和经院的自然法传统之后。施特劳斯关于洛克公开发表的文献有3篇,其共同主旨就是把洛克思想接续在霍布斯之后。施特劳斯的洛克研究,是其批判现代政治哲学和以美国政制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政制的重要一环。正是在施特劳斯论洛克问题的基础上,英美学界对洛克思想和自由民主政制的反思,有了层次上的提升。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

"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其衍生与发展的基本语境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程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源于外部压力,呈现出非自主的性质。如何将西方的启蒙话语置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因而具有启蒙与批判的双重特质。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启蒙与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内涵,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基础共识:从施特劳斯到罗尔斯

什么是政治哲学?在中外学界还有不少模糊之处。笔者以施特劳斯的经典论文《什么是政治哲学》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为契机,探讨了政治哲学事业内含的对正义和善的价值追求,勾勒了罗尔斯的经典论文《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核心关切,并通过海德格尔对共在的论述,澄清了现代性政治哲学的共在意识。在此基础上,解释了为何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的核心话题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问题,并指出他与施特劳斯的区别在于:后者致力于阐释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而前者致力于在此基础上开出适合现代性历史进程的政治哲学话语。     

双重写作与启蒙———施特劳斯与托兰德问题

施特劳斯在论及隐微写作传统时为何对曾经专论此传统的托兰德只字未提？其实，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施特劳斯借迈蒙尼德反驳了托兰德的老师斯宾诺莎。将隐微写作归因于政治迫害，是托兰德“显白／隐微”论的关键论点，这种主张已经成为现代启蒙学说的基础——哲学探究的思想自由已是现代民主政制的基础。然而，施特劳斯向有心人传达的是古典的隐微论教诲：隐微写作的必要性并非仅仅由于政治迫害，更多是由于哲学与社会的天然对立、以及哲人对社会承担的政治责任。《迫害与写作艺术》书名看起来像支持现代启蒙式的隐微论，实际上是要恢复古典的隐微论。     

纯粹理性的虚无主义———论雅可比的康德批判及其信仰主义哲学

雅可比是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的一个异数,却又是我们理解后康德哲学的问题域及其思想特征的不可或缺的人物。雅可比的康德批判揭示了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哲学的虚无主义后果。当理性主义哲学通过理性的演证,将知识和道德的根据最终归于思维或先验自我的内在性时,认识的内容、形式和认识对象本身都成了主体的一种主观构造,这势必会导致唯我论的后果,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主义。而雅可比的信仰主义哲学放弃了反思性的理性推论,试图通过个体的信仰、直觉和情感的直接性来克服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所导致的怀疑主义,把握源初的思有同一,以确立合理性的终极标准。雅可比的康德批判和信仰主义哲学深刻地塑造了德国观念论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形态。     

吊诡的神话与启蒙辩证法：批判诠释学刍议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影响深远。学者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点局限于现代性、科学技术、文化工业以及批判理论社会学,忽略了其诠释学意义的探讨,本文则力图通过对神话与启蒙辩证法的文本分析,从《启蒙辩证法》的某些细节中来讨论批判诠释学是如何在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核心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通过内容的逻辑与形式的逻辑得以阐释的。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犹太教问题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是从犹太教问题出发的。我们只有从他的政治哲学研究与他的犹太教传统的关系入手,才能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内在理路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这对于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和自己的民族传统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柯论疯癫话语建构及意义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并不是从医学的角度研究疯癫问题,而是将之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考察,从这种考察中看到的是现代性社会中的理性是如何通过禁闭与排除,建立起它的绝对统治地位的。福柯就在这种考察中展开了他对启蒙与现代性的批判。     

老施特劳斯的苦心

在奥地利，有一对同名父子，父亲老施特劳斯，一生谱写了一百五十多首圆舞曲，被人们赞誉为“奥地利的拿破仑”；儿子小施特劳斯。音乐方面的成就也辉煌无比，创作出了不朽之作《蓝色的多瑙河》，被冠以“圆舞曲之王”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