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对扶贫的影响

扶贫工作中宏观的制度上的问题已经被广泛关注,但对微观的权力与结构性问题关注较少,然而,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最后一公里。扶贫成效与乡村治理状况紧密相关。乡村治理呈现出一种共谋与垄断性的权力结构,乡镇政府与村干部之间存在共谋,两者都具有扶贫资源的分配权,其越轨行为会给扶贫工作造成各种偏差,如识别不准、资源跑漏、扶贫效果不好等。普通村民尤其是贫困群体常常被排斥在扶贫决策过程之外,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这既不利于干群间建立信任,也不利于贫困群体发挥主动性和主体性作用,会极大地影响扶贫效果。因此应提高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和发言权,以制度创新改善乡村治理权力结构。     

传统乡村文化觉醒者的价值选择--论20世纪初乡土小说中知识者的"乡村批判"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土小说作家,既带着乡村文化的气息,又烙着都市文化的印记.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回望故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乡村中国,发现它的落后与野蛮,并探寻着其历史和文化根由.随着他们对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接受,加之部分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这些乡土小说也传达出了现代知识者对改造乡村中国"贫"与"病"状的方式选择.     

半正式治理:乡村危机应对中的简约治理及其实践逻辑

简约主义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逻辑,并且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引发了关于“重建简约治理”的讨论。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常态情境考察简约治理传统及其当代价值,鲜有研究将视野切换至危机情境。通过考察安徽省L市H镇疫情防控中乡镇政府动员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非正式规则”和以村民理事会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的实践过程,发现乡村社会内生性治理机制及其实践在危机情境下往往呈现为一种简约主义的“半正式治理”过程,并且在乡村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正式力量”和以村民自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均参与其中,共同提升了乡村社会应对危机的内生能力。这一发现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危机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 因此在村庄层面的国家弱化、市场缺位和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亟待克服。 本文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权力书写

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通过对乡村中存在的权力事实和权力运作的书写,揭示了权力文化泛化的深层原因,以及权力与金钱融合、基层权力斗争在乡村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公正的缺失,并由此确认了启蒙立场的必要性.     

刘震云小说的权力批判意识

刘震云被称为"当代批判意识最强的作家",他坚持用权力批判的视角去审视这个花花世界,从现实穿越到历史,对权力展开了深层次剖析并无情批判;解读刘震云的作品,必须抓住权力批判意识这个关键,在当下文坛普遍缺乏批判精神的语境中,刘震云的权力批判更显难能可贵.     

论鲁迅的乡土小说与文化批判

鲁迅站在历史与文化的高度反思观照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结构，他的乡土小说揭示了故乡人卑怯凌弱、节烈等第、中庸瞒骗等病态人生和心理，对以奴性文化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了深刻形象的批判。鲁迅立足于对人的启蒙，立足于改革，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自我的解剖反省结合在一起。鲁迅受到过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文化批判先驱者的影响，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批判有着比前人更加执著的精神和更为深刻的内涵。     

发现真实的乡村——论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苦难与权力书写

将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置于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整体视野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苦难与权力书写的独特性进行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仍以乡土大地上“世袭”的问题——苦难与权力作为最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其对“疼痛的身体”的原生呈现,对反抗苦难的独特思考,对权力运作的个人反思,对乡村境况的极端化、粗鄙化摹写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乡土书写的格局,呈现出个人化的面貌。     

“进城/返乡”背景下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乡村伦理关系

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对乡村伦理关系的书写主要是在进城/返乡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民工潮的涌动,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野化、空心化、隔代化、畸形化成为乡村社会的特征。乡村伦理关系书写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与以往乡土小说不同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夫妻关系,外出打工者与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关系,返乡女性与留守女性的关系。作家们通过对进城/返乡背景下乡村伦理关系变化的反思,挖掘乡村伦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探寻乡土社会发展的可行路径。     

关于农村法律信仰危机的思考

在农村,部分农民作为法律信仰的主体,在心理状态及行为方面既不能自觉信仰法律,又对法律缺乏需求感,从而产生法律信仰危机.这种危机严重制约着农村的法制建设,迟滞了依法治村的进程.必须采取措施,使法律成为农民的信仰对象,成为保护其最高利益的根据,成为社会正义的权威根据,成为农民生活中的必需.要真正营造一种法治的社会氛围,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树立法律权威,克服信仰危机,以实施依法治国战略.     

新批评派在中国的接受与启示

新批评派在中西学界都曾经形成了持久的冲击，其影响至今犹存。该派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历程，不仅表现出同步性与渐进性、系统性与零散性并存等特征，而且呈现出“中国化”的诸种现象。基于此，以下对于该派在中国学界的译介情况、接受境遇及其对于当下若干问题的借鉴价值等问题予以阐释。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演变与新型危机

国家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基础的变迁会发生一系列转型。根据国家对待农村的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农村关系始终处于调适变动之中,具体呈现为“汲取式下沉”“汲取式悬浮”“供给式下沉”以及“供给式悬浮”四种样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新型危机:“供给式悬浮”。“供给式悬浮”在基层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国家惠农政策落实不力与基层政权存在脱离群众的惯性,新一轮因“供给式悬浮”带来的治理性危机很可能冲击国家基层政权的合法性,这需要引起积极反思与高度警惕。     

晚明危机与白话短篇小说批判意识的增强

晚明时期,社会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种弊端日益深重,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此,许多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世良药的同时,也对造成危机的各种社会弊端、黑暗及不合理现象产生激愤痛恨的心理,从而增强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以《西湖二集》、《型世言》等为代表的晚明白话短篇小说在对最高统治者、下层官府、科举制度、社会世风等方面的批判上,较以往作品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意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环境法律制度创新研究

环境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环境法律制度完善的历史契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给现行环境法律制度带来了立法理念、规制对象等方面的挑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环境法律制度应对成为现实要求和必然选择。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提升执政党软实力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提升执政党软实力之间是彼此联系且相互促进的。增强执政党软实力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归宿,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提升执政党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水平还不够高,存在着一些不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体系中,可以把通俗化的表达形式、多样化的普及方式、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层次化的实践方式以及科学化的效果评价作为实现途径,而且是提升执政党软实力的有效路径。     

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问题中 ,“三农”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 ,中国农业和农村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很值得研究和探讨。文章分析了建国后历次农村改革的原因、经过 ,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试图为今天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新型工业化战略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

新型工业化战略要求统筹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两者虽然模式不同,但却紧密联系,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将适宜在农村发展的传统产业逐步转移到乡镇和农村,以此为基础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行以城镇就地转移为主、城市异地转移为辅的复合模式,转移的主要方向是基于城乡工业化统筹发展起来的中小城镇。     

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

20世纪90年代开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研究迅速成为中国文论研究中广受关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之一。在经过了萌发和草创阶段之后,目前已进入了学理的探索、丰富和深化阶段。尽管中国生态批评及其理论形态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目前尚未完全发展成熟,但理论上的尝试和建设及争鸣已开启了学科建构的新视角、新观点,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中国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已初见规模,并必将在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韩国新村运动及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启示

摘要：20世纪60年代韩国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韩国政府和学者依据国情和农情,经过科学论证,组织实施了新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与跨越式发展。韩国新村运动发展是在国民伦理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农业濒临崩溃、工农与城乡差距大、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困难以及文化颓废、乡风堕落、环境污染、管理混乱的农村背景下进行的。韩国新村运动以农民脱贫致富为内在动力,使运动上升为新国家建设运动,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新村教育,官民一体和“民主导”,学者广泛参与,发挥积极作用,建立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借鉴韩国经验,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完善财政投入体制,加强调查研究和完善制度,充分发挥农民的首创精神,推动组织体制创新,保证新农村建设做到善始善终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