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理学对道家思想之出入

二程虽出入老、释,却辟佛而较不辟老。二程的形上学、心性修养工夫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启发,吸收了不少道家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概念范畴、思辨方法,转化成儒家思想而创造出其理学思想的新面貌。例如：二程常说的“天理”一辞源出于《庄子》,庄子视“天理”为事物存在和活动所依循的内在理律、自然之理,二程更进一步地转折成人性所天赋的道德原理,建构出仁爱的道德形上学,程明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述,显然受庄子“道通为一”、“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命题所启发。程伊川“物物皆有理”的形上思想受庄子“万物殊理”的启发。然而,二程也有和道家不同处,例如庄子教人安时处顺来安命,程伊川认为义命或德命优位于自然的运命,二程以道德人格之培义为教育目标,与道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论二程天理论

二程的天理论是二程哲学体系的重要命题.二程认为,天即是理,理即具有宇宙万物的主宰地位,同时亦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天理是自然之理,人们要顺应天理而不能违背它.同时天理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人们只有通过现象才能认识天理.二程又认为人伦即是天理,这就把人类社会特有的道德原则提升为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使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宋代理学的最终确立,这在中国哲学理论范畴的发展史和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二程理学对道家思想之出入

二程虽出入老、释,却辟佛而较不辟老。二程的形上学、心性修养工夫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启发,吸收了不少道家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概念范畴、思辨方法,转化成儒家思想而创造出其理学思想的新面貌。例如:二程常说的"天理"一辞源出于《庄子》,庄子视"天理"为事物存在和活动所依循的内在理律、自然之理,二程更进一步地转折成人性所天赋的道德原理,建构出仁爱的道德形上学,程明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述,显然受庄子"道通为一"、"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命题所启发。程伊川"物物皆有理"的形上思想受庄子"万物殊理"的启发。然而,二程也有和道家不同处,例如庄子教人安时处顺来安命,程伊川认为义命或德命优位于自然的运命,二程以道德人格之培义为教育目标,与道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一体"训仁与以"公"释仁:二程仁说的比较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心性美学的是非考辨——从周敦颐到二程的立诚审美论

北宋时期从周敦颐到程颢和程颐所奉行的理学,以先验的“天理”为世界的本源,认为人与一切相关的万物都是承栽“天理”的存在,而在人集中体现为内心道德的充盈,实现为禀承“天理”的“立诚”.人只有达到“立诚”至善的程度,才能得天之道,在行为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与同是内蕴“天理”的对象亲合为一体.他们认为这对于作为人的心性活动的诗文栽道之作和审美静观的自得境界的实现,是主体先在的决定性条件.先验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理学文艺审美观,如舍弃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决定性,而重视其审美主体应有对于心性之为的正心诚意的修养,则能得到文艺审美创造的有益启示.文章对于二程的心性美学进行了是非的考辨.     

道统的重建——二程“道统论”的政治自觉及其限度

二程接续儒家道统,以批判佛老、复兴儒学为己任,提出"天理即道",并以自身的政治、学术实践抵御和限制君权对道义的戕害。但二程对道统议题的理解有其局限和不足,在现实政治中,他们的道统理想无法真正实现对政统的超越和支配,只能成为在思想领域指引着实践政治的可能方向。     

张载“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清代初期《正蒙》注为核心的考察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     

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

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应怎样？换言之,未来中国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预料和说清的问题。不过依据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哲学的价值导向,可以预测它不再是中国“王道”的政治概念,“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天理”的伦理赋值,“良知”的道德范式。它有可能是通过对效用历史和价值式能的超越,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明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精华互动会通起来,以激活和转生中华新思维、新理论、新哲学。中国哲学的新生,不是在梦幻之中,而是在化解ZI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中国所面临的西方文…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评二程“灭私欲、明天理”的伦理价值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主张“灭私欲、明天理”。“明天理”的目的是“存天理”、天理包括“物理”和“人理”,它既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范畴,又是为人之道。“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二程集》第214页,下引此书只注页数)做人就该明理,否则不配做人。为此,就要“灭私欲”,“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第312页)不然,“人欲肆而     

论二程的“天理人欲之辨”

关于二程的“天理人欲之辨”,即其理欲观,学术界已作过不少研究。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二程理欲观的本有命题和概念作进一步的开掘,对其理欲观的各个理论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走向作进一步的揭示,并注意从传统理欲理论的流变脉络和嬗演趋势上分析其理欲观的政治、伦理和思维意义。     

朱熹之“理”的价值内蕴与路向

继轨前贤尤其是程颢与程颐,朱熹不仅丰富了"理"的内涵,而且拓展了"理"的外延。他在充分肯定"理"的形上性、本源性与价值性的同时,以"理"贯"三纲"与"理"统"五常"完成了"以天理明人事"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建构。他在将"天理"推衍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过程中试图消解"人欲",并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为价值呈现进路给追寻终极价值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基于此,朱熹不仅为儒家的纲常思想寻找到了形上依据,而且也为现实中的人伦规范与政治哲学找到了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基础。细绎之,其实程朱理学论域中的"存天理,灭人欲"隐存着些许的道德乌托邦情结,其现实价值与意义或许并非仅仅在于要在现实社会实然施行之,而是在于引导人们对泛滥的欲望进行节制、对自我的堕落进行反思,以及对日渐沉沦的世道人心有所警醒与关切。     

牟宗三“天道”思想新探

牟宗三先生据其道德形上学之立场对传统哲学中的“天道”范畴进行疏解和重铸.超越地言,“天道”即仁道、天理、普遍性,也即人之为人、物之为物的“实现之理”,它是一内在于万物而特显于人的超越本体,代表着万物生化之理;现实地言,“天道”代表着儒者对实践儒学道德理想的现实要求,它是尧舜文武之圣王理想及礼乐教化之伦常关系的落实,也即实践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两宋天理论的政治哲学解析

两宋时期的思想家用形而上学的方式理解和把握了“天”与天道,把“必然之天”从可感意义上的“天”分离开来,为可感世界建构了一个逻辑的前提,从而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和把握了普遍的道德原则,也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和把握了政治的合理性。两宋时期的“天理论”,表明了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最终完成了逻辑化的过程。     

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

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既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礼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     

修己与治人:戴震理欲观新解

关于戴震的“理欲观”，传统研究已经从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情感主义与智识主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了丰富而具体的分析，但其中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疑难问题。而通过戴震思想所蕴含的修己与治人的维度，可以重新审视戴震的理欲观，并能对传统研究揭示的疑难问题作出新的诠释。首先，戴震以治人为出发点，不仅将程朱主观性和超越性之“理”改造成客观性和公共性之“理”，还将程朱个体性和内在性之“欲”改造成社会性和客观性之“欲”。其次，戴震在修己层面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修身标准，提出“庸德”来作为日常生活中所有民众的修身标准。再次，戴震不以道德标准作士人和庶民的区分，而将宋以来儒士所体贴之天理视为“一己之意见”，批判其带来的社会治理危害，开启以知识作为士人和庶民的区分标准，显露出不同于传统的近代意识。     

人的危机与改造:论龚自珍的人心风俗思想

在近代社会转型前夕 ,龚自珍认识到当时国人所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的严重危机 ,他深入探寻了其政治、学术的根源 ,并在此基础上呼吁提高人的主体性 ,开始冲破超验的纲常道德“天理”的束缚 ,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人的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欲求和内在心理情感 ,为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 ,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其人心风俗思想还不可能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自觉意识。     

德—法整合的法哲学原理

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方法论和价值观难题 ,只有在以有机性、整体性为方法论 ,以社会文明的生态合理性为价值观的法哲学的辩证体系中 ,才可能获得理论解决。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由此展开为“必须”—“应当”合一的逻辑结构、“家”—“国”一体的历史结构、伦理—政治生态的现实结构。三者的统一 ,就是法哲学的辩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道德与法律 ,德治与法治 ,得到了逻辑、历史、现实的整合。     

从“经验”到“民主”——论杜威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

“民主”问题是杜威政治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杜威从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到建立新的经验哲学的思考路径,亦即从逻辑上可以理解为从传统哲学所重点关注的“哲学家的问题”到“人的问题”的思考逻辑。只有理解了这个内在逻辑线索,我们才能够全面和正确理解其政治哲学的总体逻辑结构。杜威在解决了哲学所应该关注和研究的内容以及“经验”与“民主”关系的基础上,才最终确立了其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