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期“叶韵”

研究汉语语音史和音韵学史的人们都很注意“叶韵”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注意力主要放在宋代朱熹的叶韵上面,对于宋代以前的叶韵则由于没有引起重视而不甚了了。本文就初期叶韵情况谈谈我们的看法。一、“郑音”和徐邈的“叶韵”清人莫友芝认为:“沈重《毛诗音义》始为叶韵之说(见《经典释文》引),后颜师古注《汉书》,李善注《文选》,并袭用之。”后人多从其说。比如,李新魁说:     

论新历史主义的逸闻主义 --触摸真实与"反历史"

新历史主义将一般作为文学批评点缀的逸闻逸事发展为一种具有根本方法论意义的“逸闻主义”，强调其“触摸真实”和“反历史”的重要诗学价值。这对启蒙运动以来形 成并僵化了的审美与政治、文学与非文学、经典与非经典、文本与历史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 界限和壁垒具有强大的爆破力，也有助于文学批评打破形式主义的文本封锁和旧历史主义堂 皇叙事的话语垄断，使文学与人类生活的真实经验发生关联。这种将逸闻逸事与文学文本并 置的做法显示了批评家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同时也存在着随意化和程式化的种种弊端。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     

“文本细读”与“红色经典”的当下接受

长期以来，“红色经典”普遍受到冷落，不少当下青少年人群对这时期的作家作品比较排斥，难以认同，甚至存在逆反心理。直面作品，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是拂去蒙尘，消除对“红色经典”的隔膜和疏离感，真正回到文学接受的关键。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文学的异化翻译法

根据接受美学“意义未定和空白”以及“期待视野”理论，文学文本中的空白及文本与读者“期待视野”距离是吸引读者阅读从而延续文本生命的关键，而异化翻译法能实现空白的保留和上述距离的拉大。实践证明，异化法表达更能赢得读者青睐，即便会造成一些阅读困难，也能随读者“期待视野”的发展而被接受。所以，异化法在文学翻译中有优势。     

“道可道，非常道”——文学文本阅读之哲学反思

本文从哲学阐释学的视角对文学文本的阅读的本质特征进行了论述,指出文学文本阅读的历史性、开放性决定了阐释的多样性,释义主体的“此在”性决定了阐释的循环;并论证“道可道,非常道”这一道家哲学命题是对文学文本阅读的经典诠释。     

《庄子》哲理韵文初论

文学史上常以“庄骚”并称,人们注重《庄子》的散文价值和《楚辞》的诗歌地位。然而,作为先秦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镶嵌于《庄子》文本中,且长期以来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哲理韵文,亦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和重要的文学价值。     

寒山诗英译在美国的经典化过程剖析

梳理寒山诗自1933年进入美国后的译介及经典化过程，分析文学交流框架下寒山诗英译在美国广泛流传、成为文学“他国化”典型个案的主要因素。寒山诗歌蕴含的宗教哲思及其跨越语际得以部分保存的原语言特质，是其受到美国读者欢迎的“文内因素”， 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文化需求与赞助人的推动，是促成翻译文本经典化的“文外因素”。     

《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自序

经典文本具有独创性、典范性、实证性和永久性。精读和重读原创性的文学以及文艺学、美学理论的经典文本 ,是进行文艺理论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文艺学范畴研究中 ,对经典文本的分析尤其重要。没有范畴就没有体系。文学典型等文艺学范畴是文艺学理论体系的细胞和“纽结”。掌握和建构文艺学的理论体系 ,必须全面而深刻地研究文艺学范畴问题。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略论《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汉语诗歌的普适性

《文心雕龙.声律》篇集中体现了刘勰的声律观,同时也是齐梁时代诗歌声律理论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文心雕龙》的声律论不仅是齐梁之前诗歌声韵规律的正确总结,而且也对其后发展出来的近体格律诗、词、曲,都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以"和谐"为思想核心的刘勰声律论,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     

海明威“冰山”理论的系统功能适用语言学释解--以短篇小说?杀手?为例

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文学语篇分析的有力工具。本文以海明威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杀手?为例,通过对它进行及物性系统、语气和情态意义以及主述位结构等的功能文体分析,来解读“冰山”理论在语篇层面的语言体现,进而揭示系统功能语言学对小说语篇和“冰山”理论的解释力,这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的适用性的重要体现,适用是其重要特质。     

论叶燮的诗学批评

从贯穿《原诗》的主导思想来看,叶燮延续了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批评,其“知人论世”说、对人格批评论的推崇和应用等均有鲜明体现。从文本内容来看,其“创新求变”思想尤其突出,叶燮据此以历史价值为准,不仅理论上积极呼吁倡导,而且创作实践上以身作则。从古今、中外的宏观视野来看,其“新变”观承传刘勰、袁宏道而来,对蔓延了中国传统几千年的复古论调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与解构,具有一定的现代色彩,对当代中国文论界也是一次警示和启迪。从文体言说来看,《原诗》破立结合、点面结合批评方法的运用,使该著具有尖锐、犀利的文风,于强烈的逻辑思辨性之外,亦有某种品鉴与感悟的诗性。     

刘勰通变观及其生成语境

“通变”观是在前代资源的基础上、时代风气的契机中产生的,并非刘勰的创见。刘勰谈的“通”,是通晓“体”的意思;“变”是指具体作品的变化,谈的是“用”的多样化问题。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并不是说“通变”完全等于“体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是刘勰通变观的一大创见,由此通变观不仅是文学发展观以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更延展到个人才、气等层面。      

“听之金声玉振”——谢榛对诗歌音乐美的追求

音乐和诗歌具有天然的联系,音乐性是判断一首诗歌好坏的重要标准。自古以来,诗论家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从多个角度加以阐述,但大多只言片语不成系统。及至明代,茶陵派诗人李东阳以“调”论诗,以“具眼”、“具耳”辨格,诗歌和音乐的关系得到极大的阐发,然其后鲜有系统的论述。嘉隆年间,“后七子”中的谢榛可以说是明代屈指可数的音韵大家,他对诗歌音乐美的重视构成了其论诗的重要一环。在《四溟诗话》中,谢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诗歌音乐美的重要意义：音乐美是诗歌不可缺少的审美特征;音乐美对于表情达意有独特作用;以诗歌的音乐美为标准改前人诗歌。     

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中国的翻译学传统本质上是一个文章学的传统。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译者提出了要求。“信达雅”的实质就是传统文章学要求的“德学才”。“译文三合义体气”是对“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从文章学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质量的检验提出了更具体、可操作的要求。“义”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的契合,“体”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契合,“气”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气势和文章内脉上的契合。“信达雅”是译者条件“,义体气”既是翻译原则,又是翻译标准。     

现代吴、闽方言阳声/入声韵与中古非阳声/非入声韵的衍化研究

将现代吴、闽方言的阳声/入声韵与中古音进行历时比较,分析现代吴、闽方言阳声/入声韵与中古非阳声/非入声韵的衍化问题。现代汉语阳声韵与中古非阳声韵的衍化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部分中古阳声韵在现代吴、闽方言中读作阴声韵;其二,部分中古阴声韵在现代吴、闽方言中读作阳声韵;其三,部分中古阴声韵在现代吴、闽方言中读作鼻化韵。现代汉语入声韵与中古非入声韵的衍化主要有两种典型情况:入声舒化和舒声促变。     

文本与历史的交融——《黑暗的心》对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的再现

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强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对话,认为文学可以传达历史真实,具有认知功能。康拉德《黑暗的心》以文学文本为媒介,对欧洲殖民主义暴力之下的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进行了话语建构,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交融,传达了历史的真实意蕴。这表现了康拉德将历史真实加工成文学作品的能力,证明了对于历史真实进行文学再现的可能性,彰显出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张力结构。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空间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

兴起于20世纪末的空间理论从社会、地理、建筑、文化等方面革新了人们对于"空间"的认识,"空间"成为一个极具活力和内涵的概念。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在空间理论和文学理论的互动关系中展开:在空间理论的照拂下,文学批评更加关注文本的结构特征和空间意蕴的阐释,文学文本中的景观、环境等空间因素作为象征系统和指涉系统,共同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空间理论也改变了人们对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诠释方式,促使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