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叙事与民间文化理想

该文试图确立金庸武侠小说叙事的历史文化意义．论者从文学接受的立场出发，不仅把金庸武侠叙事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趣味和文化理想联系起来，而且把金庸武侠叙事看作是中国民间狂欢文化的升华，认为金庸武侠叙事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审美激活．此外，论者对金庸武侠叙事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文化影响也作了合理的解释．     

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近两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爱情诗。西方编选者以自己的诗学标准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选择、翻译和阐释，以翻译选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涉及如下问题：输入者的时代环境、编选者的情感差异、接受者的美学取向、中西方的伦理歧异以及不同文化系统的性别认同。分析编选者主体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阐释依据，剖析具体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机理，可以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镜鉴。     

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建构与学术思辨

武侠意识形态是研究武侠小说思想史的重要工具,将其运用于金庸小说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金庸小说的武侠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民族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和“反武侠”意识形态四个方面,始终贯穿着的是金庸对历史本质的思考、对历史中人的归宿的探求。在此基础上,以金庸小说为逻辑基点展开现代武侠的意识形态发展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更直观地观察金庸小说武侠意识形态的继承与流变关系,也更能洞见武侠意识形态对于武侠小说观念史系统构建的意义,从而实现武侠意识形态方法论意义上的升华。但作为一种有效的思想研究方法论,武侠意识形态并未在武侠小说研究中铺展开来,在其概念阐释和研究规模上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因此在文中提出几点建议,以此助力对武侠意识形态研究。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侠义观

金庸武侠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奇葩，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应占有一席之地。司马迁作游侠列传，遂开武侠传记之先河。但真正将武侠文学推向鼎盛，使之登上大雅之堂的，非金庸莫属。其武侠小说博大精深，有着极强的感染力，虽属武侠，但已远远跳出单纯的武侠文学范畴，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难解之谜。上至政府首脑要员、文人墨客、     

论《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意识

《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费孝通提倡的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它要求译者首先要对《道德经》有"自知之明",其次要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有透彻的了解,最后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对《道德经》三次英译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译界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大学英语教材的中国文化缺失现象探究——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

大学英语教材是大学生英语语言输入的重要来源,教材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英语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低。然而,在现有的大学英语教材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以西方文化,特别是英美文化为主,中国文化缺失的文化失衡现象。本文以周雪林、束定芳等学者关于教材评价的理论为基础,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为例,对大学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缺失现象进行探讨并提出三点建议。     

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国内研究现状

鲁迅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和传播研究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取得了较大成就,相应的研究也涌现出丰富的成果。纵观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研究现状,不难看出中外学界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将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作为鲁迅海外翻译传播研究的构成部分,从整体上对之加以甄别和梳理;对鲁迅作品的英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中的语言和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从文学翻译活动的角度观照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情况,分析其中的得失与价值;专门分析鲁迅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揭示出文化语境对鲁迅作品海外传播的影响。相较于鲁迅作品在国内的出版和研究而言,鲁迅作品的海外翻译和传播研究仍是一项有待拓展和深入的领域。     

武侠也是文人写——金庸武侠小说初探

武侠世界自然是一个独立自足且又千奇百态的艺术天地。尤其新派武侠小说,作为“成年人的童话”,更多虚拟幻想色彩,又讲究通情达理,成为对世相与人情的一种象征,事实上武侠也是文人写,是文人便跳不出文化环境这个圈子。对于金庸,这一点则显得格外突出。他的文化观念,几乎构成了自己武侠小说的本体论,自觉置武侠小说于文化环境之中,而武侠的功夫又充满了丰富的文化意味,侠非侠,武非武,武中有文但武又在文中。我们认为这正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所在。     

林语堂作品中的“中国英语”及其文化间性

中国英语是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和融会的产物。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的作品中存在大量的中国英语。他的中国英语是间性文化思维的反映。因此,对他的中国英语进行整理和评析,探究其文化间性思维在翻译中的体现,能够获得更广阔的研究视野。     

大陆新武侠与科学思维--评韩云波教授《“后金庸”武侠》

在2004年与《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一道提出“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十年之后［1］150－156,［2］6,韩云波教授推出了他的力作：《“后金庸”武侠》。在“金庸时代”结束之后（以金庸1982年完成小说修改、1985年古龙逝世为标志）,武侠小说先是经历了以黄易、温瑞安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然后进入“大陆新武侠兴盛期”,“转型期”,可望达到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盛世武侠”的顶峰。［3］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展加快,大众文化是其灵魂与血液,而武侠文化又是大众文化最富于创造力的部分,借助于网络的兴起,武侠文化发育出武侠动漫、武侠网游、网络武侠小说、手机武侠小说等新的形态,在平媒小说创作、武侠影视剧制作方面,也颇有成绩。武侠小说的平媒出版在庞大的武侠文化市场运作体系之中,虽然日渐势弱,但始终是创造力的源泉,产业链的起点。韩云波将这一时段涌现出来的武侠作家作品归于“大陆新武侠”［4］17－21,并引入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将之作为“短时段的事件史”,放到武侠文化自古至今“长时段的环境史”与“中时代的群体史”中来考察,以“在场者”的身份,展开发生学的考察,力证大陆新武侠“具体事件、人物和作品以至流派、风格”等纷纭万象之下的“内在逻辑”,借研究者与创作者借鉴,其中生发的勇气、花费的精力、展现的智慧,特别令人感佩。这也让笔者想到韩云波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主持的“21世纪侠文化研究”栏目,在过去的10年里,它是国内武侠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这些工作与研究的实绩,恐怕得由非凡的文化理性与学术激情来支撑。理性与激情的交会,又何尝不是具备了“现代性”的侠客的题中之义。一位阅读研究武侠的学者,焕发出这样的“侠客气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