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与羁縻地方政权:唐高祖东北边疆封授政策研究

唐王朝的边疆封授政策是一项柔性的政治、文化措施,唐高祖通过其施行初步区分了东北边疆地区的藩国和羁縻地方政权。前一层次包括高句丽、新罗与百济三国,后一层次涉及靺鞨、契丹等民族或政权,唐王朝对这两个层次的首领进行了不同性质的封授,虽然封授政策本身尚不完善,但得到了顺利实施,使东北边疆秩序初步建立起来。     

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产生和性质

民族政权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它的产生具有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军事、中原王朝国力的变化、外来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民族政权的性质因时代和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不同 ,并且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 ,总的趋势是和中原王朝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由“独立政权”经“结盟政权”向“藩属政权”转化 ,在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时完成了整个的转化过程。     

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

前言北宋时,凉州通常称为西凉府。这个地区,自唐末经五代到宋初,始终由属于吐蕃族的部落所盘据,他们的历代统治者对中原王朝保持朝贡关系。由于李继迁的不断侵挠,北宋朝廷逐渐认识到这个民族的重要作用,遂对其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咸平四年(1001年),封潘罗支为西凉府六谷大首领,统辖吐蕃各部,形成一支牵制夏州政权的强大势力。本文拟对与李继迁针锋相对的潘罗支政权的成立经过及其结构加以考察。     

辽代封王情况梳理——太宗朝至穆宗朝

爵位的封授在封建王朝中占有重要作用。其中封王作为爵位封授的最高形式,不仅代表了一系列受封高等级爵位的群体,也可以折射出一个王朝的经济、军事、政治等很多方面。《新唐书.百官》＂皇兄弟,皇子皆封国为亲王＂是为一等爵位。可见被封为王的群体在唐王朝中的显赫地位。一般认为,辽承唐制,那么辽代王爵封授情况又如何。辽作为一个由北方民族统治的大国,其王爵的封授又呈现出哪些与中原王朝相异的特点,等等。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系列问题,笔者首先对辽代王爵封授情况加以梳理、甄别、以求以此为基础,为进一步研究辽代的封王制度提供前提。     

《汉唐和亲研究》值得一读

崔明德同志所撰《汉唐和亲研究》,篇幅不大,饶有新意,值得一读。 第一,扩大了和亲研究的视野。传统的研究,一般只注意到汉人为统治民族的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首领的和亲,而《和亲研究》指出:“和亲是两个政权首脑人物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缔结的一种婚姻,既可以是汉族女子出塞,嫁给少数民族,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女子入关,嫁给汉族”。同时,作者还全面统计了自西汉初到唐末共有和亲112次,其中汉人所建中原王朝对边疆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和亲共51次,其余61次为各少数     

试论北宋初期对龙蕃首领的授职与政局变迁的关联性

授职是历代中央王朝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之治”的重要手段。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授职的有无、多少、高低不仅取决于其首领对中央王朝的忠诚度、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力,也与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清楚地说明其间的关系,本文拟以北宋初期西南诸蕃中的龙蕃为例,探讨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的授职与全国局势变动的联系,以说明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授职的具体政治功能及内涵。     

南汉与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概述

本文对五代时期南汉割据政权同中原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南汉立足于岭南“五管”，发展对外交往，对“五管”抱着必争的态度；中原五代王朝势力的强弱，制约着南汉的到外政策以 汉与五代的关系；南汉与周边割据政权保持睦邻关系，进行政治往来和经济交往。     

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

乌桓作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与周边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乌桓需要依附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以求得生存空间,同时又被中原先进的物质文化所吸引,不断向中原靠拢,最终成为中原王朝的附属民族政权.乌桓民族关系的调整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周边民族政权实力变化的形势.乌桓适时调整民族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乌桓的生活和社会发展走向,又对周边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归义军政权的节镇阶官体制——兼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诸同志商榷

敦煌归义军政权是晚唐五代宋初的一个特殊藩镇。归义军政权的节镇阶官制度既与中原王朝的体制具有趋同性，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变通，但在发展趋势上却与中原王朝相一致，由此可从一个侧面认识唐末五代宋初政治制度的演变。     

新莽东汉时期的“率众”官号研究

“率众”官号是新莽东汉时期的外封官号之一.它至晚出自新莽时期,随着东汉王朝的结束而消失.其意义主要为助战平叛和保塞侦候,其封授对象则主要为边塞内外的乌桓鲜卑.它与后来应用最广泛的“率善”官号有相似之处,但在具体内涵、封授对象等方面,区别较为明显,以至于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它们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沉浮.     

中华体制下匈奴政治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以匈奴汉国的政治模式为中心

匈奴汉国建国前夕,五部匈奴改革了政治体制,将南匈奴的“四角”“六角”制改为“十六等”制。这是对汉魏之际、魏晋之际经由中原王朝改造后南匈奴“贵者”分立格局的制度肯定。元熙元年(304年)汉国建立后,以中央集权式的官僚体制为政治架构。永凤元年(308年)刘渊称帝,汉国从王国体制发展为王朝体制。在汉国体制中,匈奴传统仍得以保留。胡汉分治、匈奴与六夷分治体现了匈奴的分治精神。“悉封郡县王”与“司隶-内史”在模仿汉代封爵制度完成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对原“十六等”王的地位予以承认。立储等权力运作更是在匈奴的传统政治语境下进行。王国及王朝体制与匈奴传统并非对立关系,汉国权力体制正是二者相融合的结果。     

唐宋时期的四川藏区

四川藏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纳入了中央王朝的建置,到了唐宋时期,对四川藏区的建置有了巨大的发展,设立了任用少数民族首领的羁縻州制度,与吐蕃关系十分密切,双方时战时和。为了加强羁縻统治和维系同藏族各部落的友好关系,宋朝还通过“茶马互市”密切了藏区同中原的政治联系,并使之接受宋朝的松散统治     

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特点发微——读《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元代地方行政制度是找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元朝的地方行政制度既继承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又保留了若干蒙古旧制、并制造了民族等级和民族歧视,使其具有与以往汉族王朝不同的特征.     

五代十国割据形态的特征及其对统一进程的影响

五代十国与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相比较,在割据形态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一,五代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二,十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三,“保境息民”是南方割据政权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旨。这些割据形态特征对国家统一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决定了统一事业势必由中原王朝来完成,只是待以时机而已。其次,十国对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以及南方割据政权“保境息民”政策,使得南方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避免南方率先统一而再次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从而加速了统一的进程。     

试论归义军政权的节镇阶官体制——兼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诸同志商榷

敦煌归义军政权是晚唐五代宋初的一个特殊藩镇.归义军政权的节镇阶官制度既与中原王朝的体制具有趋同性,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变通,但在发展趋势上却与中原王朝相一致,由此可从一个侧面认识唐末五代宋初政治制度的演变.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兼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宗教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少数民族帝王和萨满教发生过密切关系。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巫王合一、巫王合作型的政权形态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宗教有机结合的产物。在这种政权形态中 ,王权和神权结合在一起 ,但二者相互干预 ,并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发生作用。萨满巫师和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合伙建构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典型的政治宗教形态。建立在萨满教观念基础上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治宗教的核心是“王权神授”和“汗权天授”思想。这与中原王朝历代统治者宣扬的“君权神授”观念基本一致。     

关于慕容氏继承制度的探讨

慕容鲜卑及诸燕是五胡十六国历史上的重要民族及政权,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其从游牧部族走向创建中原政权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中原模式的嫡长子继承制与传统部落继承制的斗争。但是,这二种继承制度的斗争,其形式表现为并存还是部落继承制仅从观念上影响着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制度本身,嫡长子继承制是否确立？这是澄清慕容氏继承制度的实质性问题,惜前人均未进行探究。文章认为,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制度本身,已经在慕容氏创建中原王朝的过程中确立,只是在后燕末期的国难中被动摇、最终在退据龙城故地后复归,并不能以“始终存在两种继承制度的斗争”来简单地涵盖。     

略论柔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柔然和鲜卑都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曾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在其存在的近一个半世纪里,与当时鲜卑族建立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以及东魏重臣高欢之子高洋建立的北齐等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柔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与和交叉进行,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一方面柔然与中原王朝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柔然又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多次朝贡、和亲、归附中原政权等.柔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原王朝对柔然的赏赐以及互市等,都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柔然与中原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多次和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亲文化,佛教也由中原传入柔然.     

瓜、沙曹氏卒立世次考

瓜沙曹氏归义军政权,自后梁乾化四年(914年)代张氏后,奉中原正朔,始终保持着和中原王朝的一致,在阻强敌、保河西、畅“丝路”诸方面,为我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昭著贡献。但是由于“中原多故”,道余梗臻,中原对于其情况知之甚少,以致“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纪”。近年来,由于敦煌学研究的进展,使我们可以根据敦煌遗书,供养人题名     

明初“广行招谕”治藏方策探究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确立“广行招谕”的治藏政策,先在甘青藏区用兵,以此为立足点,继而广泛招抚藏传佛教各派高僧来朝输诚,同时派遣使者招谕吐蕃各部,尤其重视已归附的藏区首领、内地的佛教高僧参与入藏招抚。对前来归顺的藏族各部僧俗首领,视其原职务地位高低予以相应的封授。上述治藏方策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大于实际管理意义,但也存在着与藏族地区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不相吻合的憾缺。